当司徒雷登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他并没有选择留在安逸的学术圈，而是决定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一起前往战火纷飞的中国。这一决定得到了他的父母的全力支持，这对夫妇曾经也是冒险的旅行者，早年间他们曾远赴杭州传教，尝试在那片饱受战乱的土地上启迪心灵。
司徒雷登的母亲在中国建立了第二所女子中学，这所学校不仅提供免费教育，还提供食宿和衣物，并严禁缠足和包办婚姻，这些举措大大推动了中国女性教育的进步。
这样的背景让司徒雷登自小就浸润在中华文化中，尽管他在十一岁时回到美国，但那种深厚的情感依然根植于心。梅贻琦曾言，"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虽然司徒雷登的父母并非中国出生，但他们的一生都在倾注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最终选择长眠于西子湖畔。
尽管司徒雷登初时对回国服务有所抵触，他在自传中坦白这一点。他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中感受到了文化的巨大落差，这让他对回归中国充满了疑惑和不安。他害怕自己在街角教堂布道时受到戏弄，害怕推销宗教文献的辛苦，害怕无法专心于学术研究。
然而，司徒雷登最终还是决定响应内心的召唤。经过长时间的祈祷和思考，他坚定地选择了这条道路。司徒雷登不仅因信仰而生活，更把信仰转化为行动，这种精神不是简单的表演，而是源自内心的坚定和执着。
司徒雷登和妻子一起踏上了归国之路，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中国生活。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不仅见证了中国的变迁，也深深融入了这片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土地。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是对那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的生动诠释。
在20世纪初，司徒雷登夫妇抵达中国的热情犹存，迅速投入了教育领域的奋斗。他们首先参与创建了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两所学校很快成为地方教育的重要基地，为中国的文化复兴注入了一股新力量。到了1908年，司徒雷登迁至南京，成为金陵神学院希腊文的教授，他在那里的教学成果备受学生和同行的推崇。
然而，1919年，一个全新的挑战摆在了司徒雷登面前，他应邀担任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的校长。这份职位看似荣耀，实则充满挑战。当时的燕京大学设施简陋，只有少数教室和宿舍，而且经费极度匮乏，与当时资金充裕的清华大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司徒雷登在他的自传中自嘲为“现代乞丐”，他不得不在中国的政界和美国的富豪中间奔波，筹措资金，甚至骑驴遍访北平，寻找合适的新校址。
但正是这些艰苦的经历，成就了司徒雷登的辉煌。不到十年时间，他就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一所景色宜人的高等学府，未名湖畔的燕园，既有中式的庄严，也有西式的优雅。他还成功聘请了一批国内外顶尖的学者，如周作人、冯友兰等，他们的加入极大提升了学校的学术氛围。
燕京大学很快声名远扬，成为了一个学术研究的高地。在司徒雷登的引领下，这所学校不仅培养出了无数学术精英，还与哈佛大学合作创建了“哈佛—燕京学社”，进一步加强了中美文化与学术的交流。
尽管燕京大学的建设和运营中收到了高达二百五十万美金的捐款，司徒雷登本人却始终保持了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至死未改。他的人生充满了牺牲，但他从未后悔，因为他真正爱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在1926年，司徒雷登的爱妻艾琳在燕园逝世，他将她安葬在这片他倾注了大半生心血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在她的墓前祈祷，表达他的思念和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亚洲大陆陷入了战争的阴影之中。日军的铁鞋踏遍了中华大地，连燕京大学这一学术圣地也未能幸免。在一次突袭中，司徒雷登和其他17名师生被日本宪兵队带走，关押在山东的一个遥远集中营中。在那里，司徒雷登经历了四年的苦难生活，但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并未被摧毁。
战后，司徒雷登一出狱，便立即投身于燕京大学的重建工作。他深知，这所大学不仅是培养学生的地方，更是培养国家未来栋梁的摇篮。1946年的秋天，司徒雷登在校园内重挂校旗，燕大的钟声再次响起，标志着学校从战争的废墟中重生。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49年中美关系逐渐紧张，司徒雷登悲痛地离开了他深爱的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他因中风倒下，余生大多数时间都在与疾病斗争中度过。
1952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燕京大学在中国的历史画上了句号。其部分遗产在香港成为崇基学院的一部分，而在大陆，其其他学科则被并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国政法大学，使这些学府在不同的形态下继续承载着燕大的精神。
1962年，司徒雷登在孤寂中离世，他的葬礼上奏响的《阳关三叠》旋律，反映了他一生的悲欢离合。在临终前，他表达了两个未了的心愿：希望将周总理赠送的明代花瓶归还给中国，以示对这片土地的敬重；另外，他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被安葬在燕园，与他亲爱的妻子并肩。
司徒雷登深知，随着时代的变迁，燕园已非昔日模样，他妻子的墓地已化为体育场，他们曾共度时光的临湖轩也已成为会客厅。这些改变虽然让他心中充满无奈，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最后愿望，希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与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和他的爱人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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