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在台湾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国”时已七十四岁，住在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块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楼名为“素书楼”，纪念家乡与母亲。他以为从此可以安居终老，在房子四周种花植树。沿着进门的二十多级石阶，种了两排槭树。

我第一次俯身去捡拾阶旁红叶，是去素书楼拜望他的第十四个秋天了。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那么“正统”的红叶呢？最初几年，也许树还太小，落不出那么熟透、美丽的叶子。实际上，我每次去都匆匆冲上石阶，多数的时候手里提着书或礼物，身心都在紧张状态，想着进了门要说些什么。鞠躬走出纱门，总是暮色已深。

最紧张的登阶记忆是1972年深秋，当时我刚到国立编译馆工作三个月，原以为是个纯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却几乎全是政治问题，报纸的报导、社论和专栏最热门的题目是骂部编本的教科书。1969年，全台三十多万国中生，还有老师、家长和社会都等着看国立编译馆能编出什么样的新教科书来，尤其是国文、历史和数学三科，学术界更虎视眈眈地等着。进而对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史、大学用书更似全民进入监视期。有人对高中国文选材不满意，甚至说主编者思想有问题……

突然间，又爆发了“岳飞跋扈说事件”。先是由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着作《中国通史》引起，有人指控书中写道，岳飞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对武圣不敬的言论，亦出现在林教授另一本着作《宋史》中，将由国立编译馆收入“大学丛书”出版。此事立刻成为热门新闻，每日都有讨伐之声，其中最激烈的有专栏名家誓还（吴延环先生，立法委员）和自称是岳飞同乡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胁说，对武圣不敬是动摇国本，危害国家意识，居心叵测。还有一文说：“据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辈。”那时的馆长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中兴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二十年。除了在报上说明，此为前任留下旧稿，现在并无出版计划，并派我前往恳请已来台湾定居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审查该稿，再做决定（当时台湾各校历史系前辈均已被敦聘为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委员）。钱先生在电话上说，他已七十七岁，来台安居，已不再作审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们实已无人可求。馆长派我带《宋史》原稿到素书楼，务请钱先生过目。我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我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我困窘至极，嗫嚅而言：“我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我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我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他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他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他书中岳飞部分。资料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但是仍救不了我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转来立法院的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的声望，将诋毁武圣岳飞的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我坐在备询官员最后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回到馆里，我即写辞呈，馆长问我，“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吗？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么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我一封刚收到的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的，退还我随书稿送上的审查费两千四百元，一纸便笺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我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就这样，我开始了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的缘分。轰轰烈烈的岳飞事件之后，是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仍健在的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也赞成国中与高中的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在陈述我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警备总部）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197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馆长指示下，奔走于学者、专家之门，请他们听我陈述编书的理想。在立法院质询之前数日，我带了许多资料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员席，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学术着作如何“动摇国本”？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

　　从这一年起，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教，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槭树长得很高了。1985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我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糊涂地不仅带给他馆里出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着，如柏杨的书，送给他……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译者陈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有趣”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在1983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着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在该书《引论》中他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页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1950后台湾仍是扞卫中国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的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了。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钱先生说，“文革”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漫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1951年出版《庄子纂笺》，序文说，“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着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战氛殆不可速了，遂发意注庄子。……版垂竟，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亦将何以自处。……天地之大，将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然而古人有言，焦头烂额为上客，曲突徙薪处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无亦曰墨翟是而杨朱非则已。若苟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至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这种沉痛和抗战初起着《国史大纲》时充满奋斗救国的心情多么不同。

195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着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证。1967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着述，颐养天年。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1990年六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个月后逝世。

十二年后，2002年三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分，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1910年）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绚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簸聚散的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久　钱穆　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着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君等协助校阅）。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史学研究，但谈人生。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由云南去香港，来台湾。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由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1990年8月31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