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县长：300白俄兵曾住在莫高窟，想从佛的眼珠子里抠出财宝来

白俄是一个历史名词，指的是在俄国革命和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离开俄国的俄裔居民，通常他们对当时俄国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大多数白俄移民在1917到1920年间离开俄国，人数估计在90万到200万之间。

白俄阶层主要为沙俄旧贵族和军官、哥萨克、知识分子、商人和地主以及沙皇俄国政府的官员和俄罗斯内战期间各种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官员。在中国，他们大多流亡于上海和东北等地，集中居住于上海租界，特别是上海法租界中。据今天的资料分析，当年逃到中国来的白俄共有20-25万人（《鲜为人知的历史：白俄的流亡之旅》澎湃新闻，2023-07-25）。

白俄在上海虹口提篮桥一带站稳脚跟后，都设法移居到法租界居住。1920年，法租界仅有210名俄侨，1934年，增至8260人。他们多数居住在法租界中部吕班路、环龙路、金神父路一带，在霞飞路中段，所谓的小俄罗斯区域，开设服装店、面包房、咖啡馆，使得霞飞路成为上海最浪漫的一条商业街。

他们大都与东正教有关（东正教、天主教（罗马公教）、基督新教为基督教三大流派）。著名俄侨领袖西蒙主教于1926年在当时上海俄侨聚居中心百老汇（今大名路）一带的惠民路，修建了一座提篮桥求主堂，搜集到一些精美圣像，还组织起一个颇像样子的教堂合唱队。

1927年春，侨居上海的白俄大都迁入上海法租界，在复兴路建起了一幢三层楼、顶上有钟楼的圣母堂。为纪念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1934年，又在上海法租界建起一座圣尼古拉斯教堂，成为上海白俄侨民的一大宗教盛事。此外，白俄侨民还在上海先后建立了“主显堂（闸北俄国礼拜堂）、霍山路圣安得列教堂、衡山路俄国商业提唤堂等。

在段历史的背后，有一支白俄残军从新疆来到敦煌，被时任敦煌县长以防“不利百姓”，安置的莫高窟，对莫高窟的珍贵文物形成了极大破坏。

这支白俄残军的首领叫阿年科夫，也作安连科夫。

对于阿年科夫的身份，《陇史掇遗》（上海书店，1993年）中说他是原沙俄七河省中将司令，但包尔汉的《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和《敦煌简史》（敦煌文艺出版社，2021年）中说他是白俄军队少校。他也被称为沙俄中亚细亚总司令，但说他为中将军衔，除了《陇史掇遗》，似没有更多权威出处。所以，他在绝大多数的资料里仍然被看成少校，而他当时带领进入中国的军队约为1400余人。

1918年底，苏联红军和白军的战火又起，这次是5000白军在首领阿年科夫的率领下，从塞米南下，欲借道塔城，进攻俄国扎尔肯特的苏联红军。1918年11月5日，借道电报由塔城白俄领事多罗布哲夫转交中方。

塞米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东哈萨克斯坦州，地处额尔齐斯河畔，全称塞米巴拉金斯克，是俄语七座楼房的意思，1718年开埠前后，该城地标性建筑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寺内有七座建筑，由此得名。

扎尔肯特在七河地区东南，距离中国边境30公里，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潘菲洛夫区扎尔肯特镇。

七河地区指流向巴尔喀什湖的七条河流支，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中亚河中以东，以伊塞克湖及楚河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大致包含了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和吉尔吉斯斯坦以及新疆伊犁一带。1867年，俄国在这里设立七河州，面积40.22万平方公里，首府维尔诺，下分六县。此时，为苏联红军所控制。

想要从塞米到扎尔肯特，有一条便捷的路线，即向南行至巴尔喀什湖，然后顺河逆流而上，全程约600公里。“借道”的阿年科夫却没有选择这条线路，他选择的线路多少有些奇怪，即先行向东南450公里的塔城，进入中国境内，从塔城向南行350公里到达伊犁，再从伊犁出境，奔袭30公里外的扎尔肯特。

为什么要绕这么个大圈，多走接近一倍的路程？有学者分析，是因为阿年科夫对于能否取胜并无信心，如果选择塞米径直南下巴尔喀什湖，很可能会遭到早有准备的苏联红军迎头痛击，一旦失败，远离大本营几百公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的结局。而选择经由塔城至伊犁的迂回，则意味着若是失败，可以迅速撤回几十公里外的伊犁，进入中国境内，至少还有塔城领事多罗布哲夫的接应，可保从容撤回塞米。

然而，最终阿年科夫连塞米也没能撤回去。金作屏《忆我父亲金树仁主新前后》（兰州文史资料选集第3集，1985年23月）中说——

1919年因10月革命的发展，沙皇俄国中亚细亚司令阿年科夫溃败，所部约二万余人，逃窜于伊犁、塔城一带，占据了当时直属中央管辖的阿尔泰特区，企图成立俄国政府，在新疆的俄国富有侨民纷纷响应。阿山道尹周务学因变起仓促，无法措置，以自杀殉国，省垣震动，边情急于星火。我父亲多方出谋献策，将白俄军队拆散，分遣各地，计赚阿年科夫到迪化拘禁起来，窜入新疆的白俄军队全部缴械。使阿尔泰山一带解于累卵，深得杨增新嘉许。

金作屏是金树仁的儿子。杨增新于1912年主政新疆，1914年金树仁应召入疆，供职幕府，长于笔札。1916年，金在省政治研究所学习，曾考列第一，颇得杨增新的青睐。金在杨面前表现得十分恭顺，极得杨的欢心。《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三卷《金树仁》中也说，1919年，沙俄将军阿年科夫溃败，窜入塔城、伊犁等地，占据阿尔泰山特区，金树仁协助杨增新将其军队瓦解，并计诱阿年科夫到省被擒。也就是这一年，金树仁考取一等县知事，先后任阿克苏、疏府（今喀什市）、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等县知事（中华书局，2011年）。

阿年科夫与另外两个分别叫杜托夫和巴基奇带领白军一路且战且退，进入塔城的，到了阿尔泰杜托夫和巴基奇决定撤离，被遣还苏俄，但阿年科夫却试图煽动暴动，结果被缴械并被送至迪化关押了起来。1921年，阿年科夫及其残部700多人，经杨增新请示北京同意，一部分被安置在新疆，一部分被安置在甘肃。今天，很多资料中均说，被安置在甘肃的这一部分人大约有300多人，但甘肃文史专家姜洪源先生从一份旧档案中查阅出，随同阿年科夫到敦煌的俄国军人共有469人、马匹488匹、车18辆，只是在敦煌进行人马分离时分走马407匹，也就是说他们包括阿年科夫在内的469人全被安置在了敦煌。

本来，阿年科夫等469人被金树仁押送出星星峡，甘肃督军本来不想接收，但是奈何金已把押送队派往哈密，不得不接手。而这也不时任敦煌县县长陆恩泰出了一个难题。陆恩泰，榆中金崖镇古城村人，清末附生出身，1917年1月出任敦煌县县长。《金吉泰兰州文史见闻录》（敦煌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中说——

这些流亡的白俄残兵来到敦煌，时值陆恩泰在职，如何处置这伙亡命之徒呢？处置不当会对老百姓不利，陆恩泰想到了离县城25公里外的千佛洞。他大概认为那是些石洞子，是不怕这些残兵败将会怎么样。和当地驻军统领周秉南（临洮人）商议后，就由县政府和驻军共同负责，便把这帮白俄士兵安顿到莫高窟里去了。

这样，白俄旧部三百多人的庞大群体就住进了藏有珍贵壁画、彩塑的莫高窟里。他们长时间的住宿、起居睡卧、生火造饭、烟熏火燎……加上他们情绪不好，又终日无所事事，更不知窟壁上壁画的价值，因此，他们对这些珍贵文物的损伤与破坏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敦煌百姓对此举却是一片赞扬，说陆县长把阿年科夫和那三百多白俄军安置到石洞子里，免却了多少扰民事件。可见陆恩泰县长是和普通老百姓处在同一个认识水平，认为把祸水推搡到没处用的石洞子里，一举两得。

敦煌石窟一名通常用以指莫高窟，是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有时也包括安西的榆林窟。莫高窟，坐落于河西走廊的西部尽头的敦煌。它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前后延续约1000年，这在中国石窟中绝无仅有。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璀璨的艺术宝库，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经发生过的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见证。

莫高窟现有洞窟735个，保存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构窟檐5座，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在石窟艺术中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窟内绘、塑佛像及佛典内容，为佛徒修行、观像、礼拜处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洞窟分南北两区：南区492个洞窟是莫高窟礼佛活动的场所，北区243个洞窟主要是僧人和工匠的居住地，内有修行和生活设施土炕坑、烟道、壁龛、灯台等，但多无彩塑和壁画。

据甘肃当地文史资料记载，白俄兵使千佛洞“佛洞壁画受损颇多”，因为他们非常穷，所以经常扣造像的眼珠子，试图从中扣出来财宝。今天，人们在谈论这件事时，多少都会指责陆县长几句，但是要知道，莫高窟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是没有得到过保护的，当时，在很多人的眼里、心中，它不过“石洞子”而已，甚至是没有用处的。

1898年或1897年，湖北麻城人王圆箓来到莫高窟下寺安身。当时的莫高窟应该是这副模样：洞窟大多倒塌，被风沙掩埋，一片破败景象。在王圆箓的苦心经营下，这里的影响逐渐上升，香火得以旺盛了起来。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被发现，但发现的“前奏”却是这样的：

王圆箓雇敦煌一位贫士杨河清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还于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杨河清没事儿时喜欢抽几口旱烟，当天，他第16窟甬道靠近北壁的办公案处，背向北面坐待香客。当天可能没有什么人，他点烟解闷，当烟斗里的烟丝烧成灰烬后，他顺便向背后甬道墙壁磕打烟灰，没想到壁内传出咚咚连声的空洞回音。

洞窟里呛人的烟斗“敲”出了藏经洞，当天夜深，杨河清和王道士掌灯破壁，拆去土坯，里面是一个小型石窟，空间不过方丈，只见一卷卷的经卷，层层叠叠堆摞起来，又有幢幡、绢画、铜佛及若干破旧法器。王道士意识到问题的重大性，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但严县令认为那不过是发黄的废纸而已。

其后，王道士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骑着毛驴行程800多里赶赴肃州（酒泉），找到他当年在巡防营当兵时的老上司、时任甘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是个有文化的人，在书法方面很有造诣，但对此并没有兴趣，甚至认为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

王道士走后，书法家道台廷栋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认为自己的老部下那么远地送来经卷很辛苦，如果不有些作为怕是对不住王道士，就将藏经洞的消息上报了甘肃藩台布政使，同时建议藩台将这些文宝运至省城妥藏。后来，虽然在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等人的努力下，一些古代文献和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但藏经洞发现的其他文物仍然受不到重视。

四年后，王道士不得不非常郁闷地给慈禧太后写信：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然而，慈禧在那个时候哪能顾上呢，他的信当然是泥牛入海了。这些连同白俄兵经常扣造像的眼珠子，试图从中抠出来财宝的事情加在一起，在今天看来，确实像是个笑话，但莫高窟的保护在当时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得感谢中国新，是新中国的成立才使得敦煌莫高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才有了它今天的灿烂辉煌。

至于当年的那些被“安置”在敦煌的白俄兵，他们在莫高窟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到了兰州，虽然最终被遣散，被送往上海、天津等地后，遣送回国。但有一些人不愿回去，匿踪于当地，以粉刷墙壁而谋生。至于阿年科夫，1927年国民军刘郁芬主甘时接到引渡要求，冯玉祥电令刘郁芬将他押解西安，后引渡给苏联政府。据说，他在兰州期间期间染上毒瘾，成为大烟鬼，成天靡靡不振。在得知要被遣返回国之时，他虽然很悲痛也很害怕，但还是表示自己愿意忏悔并回国接受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