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叶,西方经过文艺复兴、民主启蒙、工业革命已经在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上领先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则成了欧洲和世界的霸主。
但英国对沉睡的东方雄狮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当时清朝的GDP居世界第一,人口世界第一,并且有悠久的历史。
可清朝的真实情况就好比是个花架子,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都无法于先进的工业英国相比,尤其是在军事上,清朝仍然处于冷兵器阶段,英国早已娴熟掌握和运用了枪炮。更可悲的是,清朝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不能自拔。
夜郎自大的轻狂,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较量,注定要经受惨痛的失败。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经过两年的修养,再加上各地大丰收,大清国国库稍有积蓄,朝廷的日子也好过了许多,道光皇帝总算能松一口气了。
这时,蹲在大清国门外的狼——夷人也瞧准了国富民安的大清日子好过了,认为这是发财的打好时机,于是,通过广东省的香港岛,往两广一带大量贩进烟土(鸦片)。
当时,朝廷对夷人贩烟并不禁止,都按正常商情对待;因为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有小批量的鸦片流入。
因为定价太高,这种奢侈品一直是达官贵人的专利。
夷人在鸦片一项上的赢利并不可观。现在国内大丰收,百姓手里或多或少有了银子,夷人便开始把烟土的价格降到了普通百姓可以承受的地步,进货量一下子空前高涨。
两广一带,鸦片真正地走进了千家万户,烟馆建得比茅厕都多。不久,别的省份也陆续有了烟馆。清国的烟民成千上万地增长,清国的雪花银子却被成船成船地运往海外。
鸦片的大量流入,白银的大量流出,使刚刚度过天灾的清国,又笼罩在茫茫烟雾之中。
朝廷这时倒忽然有些清醒,要痛下决心禁烟了。
其实,早在1839年,道光皇帝力排众议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随即开展禁烟。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主持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的鸦片,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禁烟断了夷人的财路,他们自然不干了,
被惹怒的英国政府开始酝酿战争,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
也许,你会说,当时羸弱的清政府应该“以和谈作为权宜之计,继而学习西方,徐图自强、自主”,因为,作为弱者,没有权利言战,注定无法取胜的战争还是不打的好。你还别说,面对西方列强对我中华的肆意掠夺,在清廷内确实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必须严禁鸦片,否则,“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就会不战而败、不战而亡。
另一种以穆彰阿为首的妥协派认为,禁烟不可硬来,要迂回进行,否则惹怒了列强的大炮,后果会很严重。当然,在妥协派中也有靠鸦片贸易肥了自己腰包的蛀虫臣子,他们怕就此断了自己的财路,所以,站在了穆彰阿这一边。
此刻,曾国藩的靠山是穆彰阿,很自然他站在了穆彰阿这一边。
只有生存下去才能有积蓄能量的机会,进而战胜对手,东山再起。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其实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借鉴,如汉朝初期对匈奴、唐朝初期对突厥的策略。
可是,道光帝仍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对禁烟可能引起战争的危险性估计不足,
自以为很有必要教训一下这些夷人,好让他们知道大清不是好欺负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千英夷能打到京津一带,威胁京师。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解清楚,而清朝当时的情况却是两眼摸黑,《清史稿<林则徐传>》对此描述为“惟当时内治废弛,外情隔膜”。
打仗都不知道敌人的装备如何,这种仗如果取胜了,简直就是神话。可老天已经不再庇护大清了,这个腐朽的王朝注定要再被夷人捅几个窟窿。
不服输的道光帝最终采用林则徐查禁鸦片,“虎门销烟”虽然轰动一时,但却引来了夷人的洋枪洋炮。
于是,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了。
孱弱的清廷已经禁不起战争的消耗了,何况,肉体在枪炮面前如同薄纸一样弱不禁风,即使坚持打下去,也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
道光二十二年夏(1842年7月),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直抵南京城下。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再战,朝中又成了不主张强硬禁烟的妥协派的天下,身为军机大臣的穆彰阿又站了出来,主张讲和,虽然赔人点钱,割点地,但能换来“天下太平”也值了。
当然,给这种调子拍马屁的人也不在少数,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个。
曾国藩当时为什么会支持穆彰阿的投降主义呢?他好不容易傍了棵大树,指望靠这棵大树往上爬呢,自然要和自己的后台唱一个调调,也情有可原吧。
这样看来,曾国藩还是很现实的。
试想,从古到今,谁不现实呢?人活一世,现实一些,未尝不可。再说,大清还没有到亡国灭种的时刻,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刻,相信任何一个炎黄子孙都不会做亡国奴,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主人公曾国藩。
于是,战争只能以失败告终,在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政府用白银和香港换来了暂时的安宁。
战争结束了,天下又太平了,涉足仕途的人们又可以继续做着各自的升官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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