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有位广州的“学者”大言不惭：“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
鲁迅先生的回复是：
“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
先生若还在世的话，大抵是要悲凉的——
哪怕一个世纪过去了，他的话仍旧铿锵回荡着，直指幽微的人性！
年少时，语文书里学过那么多迅哥文章的阅读理解，当时只听得昏昏然。
多年以后，人生浮沉，先生的话如遥远处一声沉闷的枪响，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自己每个意难平的当下。
那些伸着头麻木愚昧的看客们、脱不下长衫落魄的孔乙己们、受排挤长期被嘲作“病人”的狂人们、从意气风发到颤巍巍叫着“老爷”的闰土们……
一个个都活了过来，成为一个个的影子拖在多少人的身后啊！
今日且读鲁迅笔下最不起眼的《一件小事》，不觉脊背发凉：
这不就是写今时事，敲打今时人吗？
老课文：“扶不扶”的《一件小事》
《一件小事》在鲁迅众多名篇里并不醒目，却是长期位列中小学语文教材和读本的重点篇目。
里边有一句话大约都能记得——
“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全文只有2000来字，人物不过“我”、车夫和老妇，故事也平淡无奇：
民国六年的冬天，“我”一大早雇了辆人力车，赶去S门工作。
快到目的地时，马路边上突然横截过来一个花白头发、衣服破烂的老妇！
车夫已经让开道，并且早有点停步，但老妇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风吹着向外展开，兜着了车把，她慢慢地倒了。
“我”急着赶路，觉着老妇在“碰瓷”，而且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催促车夫“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却放下车，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搀着她的臂膊，走进了一所巡警分驻所……
这是一件常见的关于“扶不扶”的故事，代入当下，是桩老生常谈的社会话题。
南京彭宇案让“不是你撞的，为什么要扶”的惊人之语如平地炸雷，劈伤了无数人的善意。
尽管2017年真相有所反转，当事人彭宇在老太去世5年后坦承他确实撞了人。
但真相已经无足轻重，信任崩塌的长尾效应放大了这类事件的传播度，让“扶不扶”成为大家都抗拒触碰的道德难题！
当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倒下，更多的人选择“明哲保身”，不扶成为一种网络共识，被讹的成本太高了，足以抵消道德上的歉疚感。
回归到《一件小事》，“我”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冷静地“顿察”着老妇“不怀好意”的动机。
车夫扶起老妇时关切地询问：
“您怎么啦？”
老妇回答：
“我摔坏了。”
“我”半分不信这老女人的话，心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认为她在装腔作势，感到非常憎恶。
对于搀扶老妇的车夫，“我”觉得他真是愚蠢多事，并不准备替他“作证”，谁叫他自讨苦吃！
文中“我”的想法，和现实中不少网友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看到相似事件时，对摔倒的以及扶人的，都报以本能的怀疑和嘲讽。
这种置身事外的清醒，带着看透“真相本质”的优越感，归根结底还是人性的钝化和冷漠。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他丝毫不去怀疑，仍搀扶着的老妇，走向巡警驻所，他根本不在意“我”的“作证”，只是遵循着朴素的良心。
“我”被车夫的单纯善良触动，有了课本里需要背诵的这一自然段——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当自身的良善被现实因素所压抑，窥见他人挣脱束缚、做出基于良知本性的举动，内心的触动是极大的，而且这种触动，会在换位思考自认无法做到的那一刹那，放大无数倍。
当巡警走出来告知“我”重新雇车时，我没有思索的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元，请他转交给车夫。
这一把铜元既是对车夫善良的奖赏，也是“我”对自己道德感的补偿。
一份混乱世道中的良知，剥开了“我”被现实钝化的硬壳。
车夫的人格品质，让“我”心中的“恶”无处遁形，这种“小我”触碰到“大我”的惶恐，也时常凝视着现实中的我们。
冷静的看客：“平庸的恶”
美国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这个概念。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
艾希曼相当乏味平庸，一个家庭里好丈夫、好父亲。既不凶残也不邪恶，甚至没有动机，他只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打工人”，老实服从上级命令罢了。
艾希曼“不做任何的自我判断”，那些因此失去的生命只是他执行命令中的元素。这才是不寒而栗之处！
阿伦特指出，失去辨别善恶、判断是非的能力，人的“无思想”使“恶”变得再寻常不过，极为不起眼的普通人，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鲁迅笔下不乏这类“恶之平庸”的人物。
咸亨酒店里的看客们、鲁镇的村民们、未庄的闲人们……
他们只是伸长脖子看看热闹、说几句话调笑调笑、事不关己地议论议论……
没亲手去害过谁，没做啥出格的行为，更谈不上有穷凶极恶。
但他们智识上空洞、内心里虚无，缺乏共情、愚昧麻木、道德匮乏，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甚至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但正是这种普通的、平庸的恶，寸积铢累，造成了孔乙己之死、阿Q之死、祥林嫂之死……
放眼当下，“平庸的恶”已然通过各种形式，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车夫愈发的少了，而“我”却越来越多。
前番看到一个关于“要不要在地铁给8个月孕妇让座”的视频，标题直白到发指：
“年轻人三观太正了，拒绝道德绑架！”
或许是信息茧房让有同样认知的群体聚集到一起，评论区看得一个有良知的正常人倒吸一口冷气：
一个个说得极有道理，却毫无人情。
在一个标榜个性、自我、自由的网络语境下，让座、“扶不扶”这类本不需要争议的小事，也成了理直气壮的“凭什么？”
当大环境里都秉着“不关我事”的心态，“人人都如此”的说辞，让普通民众的道德责任感隐匿了。
作为善的象征的责任被异化，更多的人愿意躲在所谓“主流思想”的背后，人云亦云，把个人的良心隐藏，只在情绪发泄的层面讨论是非，这无疑是一场狂欢式的道德崩溃。
阿伦特说“平庸之恶就像表面蔓延的一层霉菌，它没有思考，因而缺乏深度，这就是平庸。”
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根本的。
不要因为缺乏思考力而成为恶的同行者，将自己从“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相信多数人都会知善恶、明是非。
《一件小事》没有写车夫搀扶老妇进入巡警驻所后，车夫到底要怎么归责、承担多少费用，老妇是恶意碰瓷还是当真摔倒的。
它攫取“扶”这个行为本身的高尚，同样来自底层的车夫，对老妇本能的同情和关切，才是最叫人动容的地方。
扶不扶是车主的道德，碰瓷不碰瓷是路人的良心。
二者并不冲突。车夫只是做了一件普通人道德责任之内的事，鲁迅借“我”之口，向普通人“平庸的善”致敬：
“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总有在别人冷漠与自我保护的时候，选择坚信大义执着善良的人，他们的善意值得敬畏而不是去嘲笑，不应该被曲解为愚蠢，用荒诞的调侃去解构！
高尚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希望。
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时代的呐喊着，写于百年前的《一件小事》，仍然穿透时光的缝隙愈发明晰，如同一把悬在面前的尖刀，催人发醒……
-End-
部分配图：70年代陈衍宁短篇连环画《一件小事》，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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