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一代重臣李鸿章即辞别人世。李鸿章的去世使腐朽的清王朝失去了一个高明的“裱糊匠”，加速了其走向灭亡的过程，这是历史早已注定的趋势。

于周馥而言，李鸿章是他多年的恩师和后台，失去李鸿章的护佑他的仕途将会更为崎岖，后来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晚清最后十年，千疮百孔的清政府一方面竭力通过各类花哨的“改革”方案延缓自己的崩溃，而各种反清的暗流也更加激烈地涌动起来，周馥迎来了自己生命中最为黯淡的十年。

当时国内时局的危急任何一个稍有阅历的大臣都很清楚，改弦更张势在必行。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却紧紧抓住权力的枢纽不放，而当时举朝上下堪称忠臣者实在少得可怜。

即便如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封疆大吏在数次谏言不被采纳之后也变得消沉起来，狡黠者如袁世凯已在谋划日后自保乃至篡权称帝。

周馥的资历虽在这些实力派大员之后，但他挽救危亡的理想和行动却比这些老臣们更为急迫，反映在他出任疆吏后推行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改革措施当中。

一、周馥保甲措施的影响

他先后担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所治之地均属清王朝的要害省份，并尽全力推进地方改良。

但其结果只能用螳臂当车四个字来形容，周馥在职业生涯的巅峰迎来了宦途的末日，哀痛之情，莫此为甚，这里不妨来看看他在晚清最后十年的辛劳和困苦。

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前任巡抚毓贤支持义和团打击洋人势力，教民和团民的斗争极为惨烈，《辛丑条约》签订后，周馥旋即被派往山东任巡抚，以收拾那里残破不堪的局面。

当时的山东除了内部社会矛盾极端激化之外，还面临着外来的威胁。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不断加紧政治和经济渗透，大有侵略整个山东之势。

继德国之后，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威海卫租借专条》，坐镇威海，窥伺扩张。为支付战争赔款，山东地方政府已财政拮据，库储匮乏，封建统治危机日见加剧。

周馥莅临山东推行新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序幕的。基于山东地理位置重要、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教堂林立、路矿繁兴的状况，他首先从编练保甲入手。

于各州县选择要地设立保甲局，遴选有名望的绅士担任局董。这些人可以随时见官商议境内应办事宜，并准许局董随时查访本地窝藏盗匪的人家，报官拿办。

如平民、教民发生争执，由局董邀集两方亲族妥为调解。如果有情节严重的案件，局董可以一面设法排解，一面报官拿办。凡是有教堂、教士的地方，局董要加以保护以免生事。

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地方的各种乱源压住，为推行改良经济的措施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

保甲措施稍见成效之后，周馥随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改良当中，其主要措施有开办学堂，劝农、通商、兴工、采矿等事，并聘请教师进行教导，集资设立公司等。

用馥的计划其实非常条理明晰，那就是依兼经济改良来提高婪后措能的先活水平，并以经济改良的成果来巩得和保障其他社会改革情的销背行。

因此他对编练保甲一事非常重视，理出各潍州县认真办理，对于敷衍了事的人员严加斥，并从所抽地税中酌提十分之一作为局中办公费用。

同时，规定保甲局中局董的办事年限为三年。为了保障保甲制度的顺利推行，他制定了赏罚严明的措施。

能始终勤奋、功效可记的局董，不断给以奖励;若假公济私、任性妄为、贻误事机的局董，按照官阶，核其情节，轻则撤换，重则参革：不实力奉行的州县长官，也分别撤换。

对此，周馥不无欣慰地说过：“如此分别赏罚，像有观感，庶几官绅联络，民隐周知，令无不行，事无不举。”

保甲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改良经济的措施却未能落实，因为当时更为棘手的山东段黄河治理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黄河自1855年河南铜瓦厢决口，从山东利津入渤海以来，流经山东境内的二十多个州县。

当时厅汛既未设立，沿途州县也不承担责任，历年抢险防汛皆由三游总办督率营委分段经理。

后来河身日淤日高，险工林立，原设营委不敷分布。每当遇到大汛时，催夫购料呼应不灵，沿河州县大多畏难苟安而置身事外。

尽管周馥过去在治理永定河工程中表现出色，但此时黄河之害远甚于永定河，且耗资极为庞大。

更何况此际的周馥在朝廷中已没有如李鸿章那样强有力的奥援，这个任务真可谓一个“吃不了，兜着走”的难题。

为了治理这条为害百姓的“祸河”，周馥在经费匮乏的情况下主要从调整黄河防汛守备力量入手。1904年他奏请将山东黄河两岸的州县改为兼河之缺。

即把黄河两岸的菏泽、郓城、范县、平度、蒲台、惠民、利津等二十州县，无论原缺繁简，一律改为兼河之缺，归三游总办节制调度。

同年，周馥还奏请将山东同通佐贰等缺改为兼河之缺。山东各府州县原设同通佐贰等官，或者近驻同城，或者分防各镇。

从前漕运未停时，地方不太安定，这些人有督捕押运的差使，现今漕运已停，这些官缺如同虚设。

二、周馥的治国理念

除分防要地及铁路附近的人没有更动外，其余人都命移驻河干，周馥责令他们经管河务，并就近历练，帮助州县照料他们力所不及的地方。

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如此量为转移，在公家则禄不虚糜，而于吏治河防两有裨益”。

尽管这次治河似乎未见多大成效，只是明确了有关河防人员的职责，加强了救灾工作的统一指挥，尽力保持黄河能够安流入海。

但在人、财、物皆匮乏的晚清衰世，能保证黄河泛滥之时有所补救已算不容易了。为了扭转基层社会的贫困局面，周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东特色产品的出口贸易，为民众开利源。

最典型的就是山东盐运销俄国海参崴的远程跨国贸易。海参崴位于日本海西北角，是东北亚地区最北端的不冻港，气候较冷，附近不产盐。

平时所需盐都是由广东、香港等处运送的，但盐质低劣且价格昂贵，且贸易量不大，缺乏对中国盐商的吸引力。

19 世纪末，俄国沙皇政府为了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和渗透，不惜投入巨资修建了从圣彼得堡横贯西伯利亚直达海参崴的铁路。

铁路建成后，大批农垦移民、军队、商人东下海参崴，对各类生活用品的需求量剧增，往昔小规模的食盐贸易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同时，从华南运盐至海参崴成本较高，难以获利，而山东盐质量好、味道佳、颜色白，因此在海参崴走私严重，危及沙皇政府的税收。

俄国官员就此向清朝外务部提出让中国政府运盐到海参崴，以避免走私。外务部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规定运往海参崴的货物免征关税。

周馥闻讯后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随即派商人到海参崴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有大利可图。于是他下令招集商股，在山东沿海一带购买滩盐，雇佣轮船运往海参崴。

为推广此事周馥采取了许多优惠措施，如命令筹款局免费发给执照、东海关免征出口税、内地课税免征三次。

他还命商人携带山东黑枣、茧绸、豆油等土货到海参崴试销，也获得了一些利润。周馥还着手从增开商埠来推动内地贸易的发展，他看到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先前只有烟台一处。

自1898年德国议租胶澳以后，青岛建有码头，又兴造铁路通至省城济南，而正在建设中的津浦铁路也将与胶济铁路在济南交汇。

济南作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应辟为通商口岸以利贸易，使中外商民咸受其利。

位于省城迤东的潍县及长山县所属的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两处又都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因此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

这三地开埠通商之后就打破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使山东利权不致为德国人独占，不仅收到了遏制德国的效果，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三地经济日趋繁荣。

并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安抚地方、治理黄河、发展经济是周馥任山东巡抚时期的主要政绩，他还推行了不少其他有益的社会改良措施。

为了改善旗人日益堕落无为的生活困境，周馥大力提倡旗人自谋生计，鼓励旗人开垦荒地及读书求知。

为推广此事，他命令省城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青州中小学堂、蚕桑学堂均须选择旗人学习，并扩充工艺，将官山荒地招募旗人认垦。

对离驻防地较远的旗人，命令地方官拨给土地。这样，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旗人生计维艰的困境，也扭转了旗人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

妇女缠足问题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痼疾，周馥还坚决反对妇女缠足。

“汉人妇女缠足一事，敝俗相沿千百年，偏毒二十二省，有百害而无一利，士大夫无不痛恨，各国无不耻笑，极应严禁革除，自不待言”。

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遵行之家不过百分之一，主要原因是民风并不以缠足为耻。

他认为欲扭转积习非严刑峻法不可，规定此后如有未经缠足妇女再行缠足者，即以违制论，由县衙严定条例惩处。

三、总结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周馥对旧社会妇女缠足这一社会陋习的痛恨。此外，他还大力提倡满汉通婚，这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清政府认为周馥等人“筹划旗人生计，教养兼施，所虑甚为周妥，应请准其试办。至缠足陋俗，应随时导，毋庸特设科条”。

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在革除陋习方面尚没有周馥的见识和勇气。1904年10月周馥调任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是他最后一段比较有作为的为宦生涯。

有了在山东理政的经历，周馥竭尽全力从发展经济、调和社会矛盾、增强军备、提倡教育等多个方面改善地方民生。

巩固三省作为清政府财政命脉的稳固地位，取得了突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