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6年3月到达张掖，分配到张掖县青东一校任教。丈夫张志立是陕西人，1956年8月从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张掖。

毕联秀

我家里姊妹三个，我排行老大，也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那个时代，党的号召便是青年们的行动指南，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西北，我不顾父母反对，放弃了在上海大华纱厂的工作，毅然参加了支援甘肃文教建设的队伍。后来我二弟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前往新疆支援农垦。眼看着两个子女远赴遥远的西北，母亲受不了这种打击，加上日夜思念子女，精神便不正常了。为此，家里给我发来电报希望我回到上海，我不得不专程回上海看望母亲，一段时间后又返回张掖继续工作。

那时候张志立在张掖二中任教，我所在的青东一校老师都在二中食堂吃饭，加之寒暑假举办各种学习班，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见面，时间久了便互相熟悉了，在学校老教师的撮合下我们走到了一起。结婚那天早上正在除“四害”，我们带着学生满大街打麻雀，两个人灰头土脸。下午接到学校通知，给我们放半天假结婚。结婚时真是一贫如洗，连一床像样的被褥都没有，只好借来了二中苏德礼老师的红缎被子摆在床上，临时救急做做样子，然后洗头洗脸收拾了一下，晚上买了糖和瓜子在学校会议室招呼老师吃喜糖、嗑瓜子，就算结了婚。

1959年我们的大儿子出生，张掖吃粮困难，便把孩子送到了上海的父亲那里照顾。那段时间，每月工资一发，当天下午就要寄回上海，迟一天，上海老家的花费就会接不上茬。我们在张掖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瓜菜代”、“康复丸”都吃过，食堂里的大锅饭清汤寡水，一点油水没有，粮食供应以粗粮为主，尤其是吃了高粱面大便干燥，无法排泄。为了给孩子节省口粮，我们想方设法找吃的东西填饱肚子，在农田里找些苤莲根用刀刮干净就吃。一次张志立回陕西老家，带回他母亲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鸡蛋和干馍馍，回到张掖鸡蛋发霉了也舍不得扔，还要把好的一部分留下来给孩子吃。

“文化大革命”期间，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因为张志立长期担任学校教研组长和中国语文学会张掖地区分会的秘书长，1966年至1967年这两年时间只能住在学校大教室里面，不准回家。从1968 年开始可以回家，但是不能代课，每天参加劳动，他还在和平第一农中和张掖五中工作，每两周才能回家一次。那时三儿子出生，大儿子从上海带回张掖上学，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冬天晚上搞学习班，十点结束以后还要赶时间回家。有时晚上一个人借着月色拓煤块，四吨多煤，我一个人拉土、和煤、拓成煤块。除去身体上的劳累，因为张志立的身份问题，我还要遭受精神上的折磨，上班下班红卫兵便站在路两边大喊“反革命家属来了……”孩子们也因为他受到了牵连，每年学校填写家庭成分都成为他们最头疼的事，总觉得在别的同学面前抬不起头。

1969年，我被下放到张掖县二十里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要参加劳动，三儿子只有9个多月，只能让二姑娘休学陪我下乡带孩子，好在当地干部群众都比较照顾，没有受什么苦。现在想想，硬是用自己顽强的毅力和精神支撑着这个家。

从来张掖到退休，我一直在青东一校任教。我是个不服输的人，在教育教学方面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也很有效果，每年学校评优、评估，我所带的班级成绩都在前面。我热爱教育事业，把班级学生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让孩子们学习进步，我每天下午放学后都义务给孩子们辅导功课，有些学生吃住都在我们家里，我却常常顾不上自己孩子的学习生活。1988年，我55岁时退休。

我们在张掖整整工作生活了60年，在老家才生活了十几年，这里已经是第二故乡了。回想过去，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时间给自己的父母尽孝，虽然老师假期可以回去探亲，但是去上海一次就得花费两个人一月的工资。上世纪70年代，为了互相帮助，学校老师专门成立了“互助促进会”，几名老师筹措点钱，谁家临时有困难需要，就拿出25元先用，下个月别人有难处再用。但是来去的路费需要攒几个月才能够数，我们只能隔几年回去一趟，没办法在父母身边尽孝。1976年，我母亲卧病在床十几年后带着遗憾去世。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党的号召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为了工作什么都不顾。20世纪70 年代，为了响应“过革命化年”的号召，留下孩子在家里吃干饼子，大过年我在学校参加劳动，在农田里驾辕拉粪施肥。那时为了响应国家农业积肥的号召，张志立上下班自行车上要带着粪筐，把一路上捡拾的农肥倒在农田里。由于对孩子照顾少，孩子们很早就学会了做家务，好在孩子们都争气，最终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

（毕联秀口述 何玉军整理 选自张掖党史研究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