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高层军事会议，特别通知刘文辉、邓锡侯等四川将领参加，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刘文辉、邓锡侯等人竟然拒不应召，分道扬镳的意味非常明显。

针对刘文辉、邓锡侯的异动，胡宗南统率的将领力主讨伐，纷纷叫嚣着要给四川将领一些颜色瞧瞧。但蒋介石和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则认为，在这多事之秋，不宜内外树敌。即便不能团结川军“共赴时艰”，也不能把川军逼得狗急跳墙，走向反面。

当天晚上，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官邸召集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会议，宣布取消迁都西昌的计划，并决定把国民政府迁移到台北。蒋介石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是，政治大本营设在台湾，军事大本营设在西昌，西南军政大权，全部交付胡宗南掌管。

当时，蒋介石控制的地盘除了四川，名义上只剩下云南。为了稳住云南的卢汉，蒋介石特意于1949年12月9日亲自修书一封，交给张群亲自赶赴昆明交给卢汉，可是此时的卢汉正在密谋起义，所以张群在昆明刚一露面，旋即就遭到了扣押。

卢汉在扣押张群的同时，一不做二不休，还同时扣押了蒋介石中央军的两位军长李弥、余程万，以及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

此次一锅端，卢汉做的很漂亮，遗憾的是，卢汉当时掌握的部队太少了，面对中央军两个军的进攻压力，卢汉最终放掉了李弥和余程万，张群也因卢汉念及旧情，被礼送出境了。

表面上看，蒋介石在这一轮云南博弈中，没输多少，其实不然，经卢汉这一刀，蒋氏走卒事实上已呈鸟兽散，最典型的就是李弥，这厮干脆将队伍拉到金三角，成了臭名昭著的大毒枭。

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后，蒋介石寝食难安。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截获了重要情报，内容说的是卢汉曾经给川军将领刘文辉等人发电报，要求刘文辉等人就近偷袭军校，把蒋氏父子抓成俘虏，送到北京，作为投诚的“见面礼”。

眼见川滇两省事实上已连成一片，自己也被“叛军”包围，蒋介石在成都再难立足，只得仓皇逃窜。

1949年12月13日，蒋介石一行撤离官邸。在撤离的时候，有人建议为安全考虑，蒋介石最好走军校后门“存正门”，这一建议严重刺激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他骂骂咧咧，故作镇定，终于从军校正面逃走，彻底诀别了大陆。

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逃飞台湾时，广州已经解放，解放军第15兵团接管广州机场后，留用了一部分国民党人员。

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成都机场曾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所以蒋介石乘机逃向台湾的消息很快就被准确锁定了。

广州机场得知蒋介石的飞机将于下午大约3点钟飞抵广州上空，立即报告给了时任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洪学智。

得知蒋介石要跑，洪学智当即制定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用战斗机把蒋介石的专机迫降下来；第二套方案则是干脆打下来。

洪学智知道此事事关重大，特意询问了两套方案的把握性。

广州机场负责人表示：机场现在就停有战斗机，而且有一批很优秀的飞行员，其中一个还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而且这名飞行员还再三打了包票，积极要求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争取立功。如果拦截不成，那干脆就用高射炮将他打下来。总之，绝不会让蒋介石的专机从广州的上空逃走。

一听把握性十足，洪学智直接找到了当时担任广州市长、华南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汇报此事。

叶剑英听完报告沉吟一会儿，说：“这是大事情。”

洪学智说：“有点像西安事变。”

叶剑英说：“倒是应该把老蒋给劫下来。”

洪学智说：“那就这样办吧。”

叶剑英说：“那得请示中央。这样，你把此事报告中央。我们意见是用战斗机迫降，或者打下来。”

颇有历史深沉意味的是，洪学智将报告打上去后，中央的指示左等右等就是不来。

眼看飞机要飞过去了，机场不断打电话催问洪学智。

洪学智也很着急，又跑去找叶剑英。

叶剑英问：“北京有回音了吗？”

洪学智摇头：“没有啊。”

叶剑英态度坚决地说：“没有，就不能干。”

洪学智连忙提议：“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

叶剑英接连摇头：“那样也不能干。”

洪学智哀叹一声：“唉，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

叶剑英说：“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洪学智说：“我们只是拦截下来，不伤害。”

叶剑英还是摇摇头说：“这也不能干。”

由于中央沉默，没有回应，没有批准，叶剑英最终没有同意打下蒋介石的专机。

这事，虽然不方便展开了评论，但简单说一句还是可以的，这时候的沉默，在政治上是相当深邃的，不仅具有历史的格局，更有历史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