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和“士”不是一回事。
“士族”，是个“专有”名词，特指东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世家大族”，亦称“世族”或“势族”。
《晋书.许迈传》曰：“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
《宋书.恩倖传序》云：“郡县抟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
也是在东汉以后，非“世家大族”者，称“庶族”或“庶民”。
还是《宋书.恩倖传序》：“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所以，“士族”和分封制没任何关系——从西周始分封算，前后差着大约一千五百年呢。
“士族”形成于东汉中后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皇权的衰微。
东汉中期以后，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宦官擅权、豪强自重，一方面使东汉皇权风雨飘摇，另一方使权臣和大地主们迅速坐大。
其次，始于西汉的“察举”选材制度，到东汉完全变味。
那时，“考试”无足轻重，“举荐”才是根本。
王充在《潜夫论》中说：“察举”“既不能昭练贤鄙，又劫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嘱托，请谒填门，礼贽辐辏。”“察举”完全成了权臣贵族和大地主的出名进仕之路。
再次，皇权式微，无力掌控经济，于是世间财物特别是土地，大多落入权贵豪强之手。
这是“士族”迅速崛起的重要经济原因，同时也使最广大的农民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东汉末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黄巾之乱”。
因此，东汉以后的所谓“士族”，即谓有别于“庶族”的豪门——不仅指包括家族累世位居高官的“世族”；亦指家有权势且掌有巨财的“势族”。
曹操于曹丕，曾试图改变东汉末年的这种局面。曹操推行“唯才是举”；曹丕称帝后实施“九品中正制”。这些措施，尽管有过些微作用，但已经不可能改变当时的历史大势。
一俟司马氏三代掌权，完全将最主要的依靠力量，转移到各大世家大族方面，就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横行的时代。
《新唐书.柳冲传》记述了南北朝士族大姓的状况，其曰：“过江则为侨姓（按：指南逃避乱的北方士族）：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按：指吴国旧地贵族）：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陆、源、窦首之。”
隋唐开国的杨家和李家，其实也是士族。
但到了唐朝，原有的“士族”势力开始衰微。刘禹锡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无奈，又有新起的“藩镇”军阀取而代之了。
于是，宋朝吸取唐朝教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军阀不可能坐大了，但军队战斗力也大大下降了，以致抵御外侮屡战屡败。
说到这里，对本题目的回答可以画上句号了。
关于周朝的“士”，再另外多说几句。
周朝的“士”，首先是“官名”。
《礼.王制》说：“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这是说，在诸侯这一级下面还有这五等，其中有三等是“士”。
“士”，还可以是掌管刑罚的官员。
《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帝舜任命皋陶担任掌管刑罚的官，官名叫“士”。
正因为“士”是官吏，因此才有“士民”的说法。
《诗.大雅.瞻卬》云：“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市民”就是“官民”。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士民”成了“四民”之首。其他三民是——商民、农民、工民。
此时的“士民”，仍然有别于“庶民”，是正在学习做官的人。
正因为这样，那个时候的“士”字的本义，是做“事”。同时，“士”又通“仕”，“仕”也是为周王或者诸侯做事。
所以，说周朝的“士”，是最下层的贵族，当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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