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天，道路两侧已堆满了抗日阵亡将士的尸体，还来不及掩埋，仅用农家晒谷子用的晒簟盖着，沈诚志的心头燃起怒火。
沈诚志于1922年1月出生在福建诏安县。1937年，15岁的沈诚志听说进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当学兵，可以享受优先进南京军官学校上学的待遇，就和邻村同学张维于7月下旬的一个早晨离开家乡，跟随教导总队回家探亲的一位排长林从礼到了汕头。
他们到广东汕头后，从报纸上得知了“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的消息。林从礼说“战事爆发，当兵危险，你们回吧”，林排长劝他们返家。沈诚志和同学也知道打仗危险，但日军侵略中国的凶残暴行和东北义勇军的英雄事迹已经在他们的脑海里深深扎根，因此决定不改初衷,坐海船经上海到南京考入教导总队。
辗转抵达目的地。教导总队的“总队长”是桂永清,总队设在紫金山下，下辖3个营，学习和军事训练抓得很紧，体力消耗很大，沈诚志感觉有些吃不消，但想到从军报国的志愿，他还是咬牙坚持。
进入教导总队不久，上海就发生了“八·一三”抗战。野心勃勃的日军一再增兵，调集大批兵舰到长江口配合，飞机轮番低飞侦察、轰炸、扫射。陆地则部署了远程大炮，重机枪等，扬言一星期内占领全上海。国军参战部队人数虽多，但武器装备很差，战斗经验和指挥能力也不足，伤亡惨重，凭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英勇抗击。
为了增援上海，上级命令沈诚志所在的教导总队第3营（营长林兴琳）立即开赴上海西边的八字桥参战。当晚他们就到达了指定的第二线阵地。
此时，道路两侧已堆满了抗日阵亡将士的尸体，还来不及掩埋，仅用农家晒谷子用的晒簟盖着，许多呻吟着的伤员则正被担架抬往后方。
沈诚志的心头燃烧着怒火，耳边只听得排长“快赶上”的命令和“嚓嚓”的紧张的脚步声。天刚亮他们就到了二线前面的树林下，这时日军飞机一架又一架在头顶上盘旋侦查扫射。
他们前面大约300米的空旷地上，有几个背短枪的督战队员在高喊：“往前冲，不许后退！”初次上战场的沈诚志冲上了第一线，没有战壕也没有工事，只是一片开阔的棉花地，这就是他们与日军作战的战场。
沈诚志卧倒在地，敌人的子弹带着尖利的叫嘴从耳边飞过，炮火在土地上炸出一个个深坑，不时有战友挂彩、牺牲。这时仇很充害胸膛，他已经忘记了恐惧和危险，努力向对面的日军瞒准射击，一个，两个，他射中了两个日本兵。
五六个小时后，敌人的炮弹和子弹几手同时击中了沈诚志，他大口大口吐血，左臂也痛得失去了知觉，鲜血喷涌而出，无法止住。
沈诚志自认必死无疑，躺在棉花地里喃喃自语：“我不能死，我要报仇！”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他感觉自己还没有死，便用力支撑身体站起，踉踉跄跄地走到了营部。
营部值班的人叫来担架要把他抬去后方，刚走不远，敌机来袭，担架兵慌忙跑掉了。由于所乘的担架是靠椅，沈诚志也想从担架上爬下找地方隐蔽，但因失血过多，虚弱无力，动弹不得。敌机飞走以后，隐蔽的担架兵才继续把他抬下火线。
由于失血过多，这一路沈诚志晕晕乎乎，只记得坐了小船又换了汽车。
所幸一路上都有地方上组织的学生、居民慰问团前来慰问，他们高喊着“坚决抗日到底，杀汉奸，叛国贼”等口号，这给了他们很大的鼓励。最后沈诚志被送到了江西省新鑫县后方医院，医生在他胸部中间最上端取出了子弹头，包扎了左臂的伤口，他有幸捡回了一条命。
沈诚志感觉当时国军的武器装备相当差，只有步枪，而日军飞机、坦克、装甲车都有。但在那种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尽管敌我实力悬殊，他们的精神状态却都很好，齐心协力的抗日有效地拖延了日军的时间，也让日军看到了中国军民誓死抵抗侵略的决心。
伤愈后，沈诚志于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广州分校17期24总队工兵科，总队长韩潮。广州失守后，四分校迁到贵州独山。他于1942年毕业，分配到驻扎在安徽大安县的第7军，继续与日寇作战数十次。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沈诚志所在第7军奉命到蚌埠、怀远受降，接收日军物资。沿途的农民多年遭受日军的糟蹋抢掠，对日军恨之入骨，见到日军俘虏就上前痛打，这些曾经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日军一个个丧魂落魄、狼狈不堪。
此后，沈诚志调第72军,先后任连长、副营长、233师少校军械参谋等职。1949年12月，他随部队在四川宜宾起义，任解放军西南军区教导团军事教员，复员后在湖南长沙航道局工作。 2015年5月2日，沈诚志在长沙去世，享年93岁。致敬抗战老兵沈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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