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原西北军将领庞炳勋在经过山西太原时，去看望被软禁在晋祠一年多的孙殿英。交谈中，孙殿英愤慨地说：“万没想到我攻宁夏失败，叫三个小孩子就收拾了。”

孙殿英所说的“三个小孩”，指的是阎锡山手下三员大将傅作义、赵承绶以及王靖国，庞炳勋明白其中意思，当即点醒孙殿英：“你到现在还在梦中，小孩子哪有这么大本领？还不是老鬼的把戏。”

庞炳勋口中的老鬼，不是别人，正是“山西王”阎锡山。

毫无疑问，在这一场江湖老油条遭遇乱世老鬼的戏码中，孙殿英终究还是段位不够，道行不行，最后败得很惨。

1933年，孙殿英借热河抗战大捞一把后，老蒋一方面担心孙殿英被冯玉祥拉过去，另一方面也想设计收拾很能野蛮生长的孙殿英，于是给了他一个“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头衔，目的是把孙殿英引向西北，和西北诸马相互厮杀，他坐收渔翁之利。

老蒋此计，正合“山西王”阎锡山之意。在阎锡山看来，如果孙殿英干成了，等于是把祸害引出了自家地盘，而且还能跟着受益；干不成，那正好可以趁机把孙给废了，省得在自家地界晃悠，招惹麻烦。

阎锡山一向擅长谋划“两头赚”的好事，两面三刀的戏码更是伸手就来。

1933年秋季，孙殿英率部开到绥西，在包头见到阎锡山的骑兵司令赵承绶时，孙殿英说：“阎先生对我一向很好，我也曾给阎先生出过力。中原大战阎先生打老蒋失败，我并没有拉他的后腿。阎先生从大连回来以后，就鼓励我向西北发展，现在既然有了机会，一定会支持我。但我不能亲自去太原，怕老蒋和张学良知道不方便，务必请老弟代我设法疏通。”

接到赵承绶报告，阎锡山当即授意，可以象征性地给他补充一些弹药，权当烟雾弹，以为咱们真支持他。如果他西进胜了，自然会念咱们的好；但他胃口很大，军队又那么不顶事，老蒋又有意收拾他，马家军也不容易打，他可能过不去。如果他叫马家军顶回来，赖在绥远不走，那咱就又麻烦了，所以必须早有准备。

1934年春季，孙殿英率领号称5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宁夏进发。当时，孙殿英的部队在绥西苦熬了一个冬天，部下都希望早日取得地盘，找机会升官发财，孙殿英本人也认为经过一个冬天的练兵，可称兵强马壮，因而这一路上，他是雄心勃勃，大有马上就要做“西北王”的架势。

然而，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正如阎锡山所言，并不好打。

孙殿英进逼银川时，马鸿逵率主力守城，马鸿宾则在城外和孙殿英打野战。孙殿英攻城不下，自认为背后有阎锡山支持，补充武器弹药没问题，进可攻，退可守，绝无后顾之忧，于是倾尽全力，对银川连续发动了二次、三次进攻，结果城没攻下，部队损失惨重，杨子卿等几员大将都投降了马鸿逵。

眼见“西北王”的春秋大梦已经破碎，孙殿英只好东退，再回绥西等待机会。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孙殿英犹如丧家之犬，已经没有机会了。

马鸿逵在后面穷追猛打，老蒋、张学良分别给阎锡山、傅作义发密令，务期一举歼灭孙殿英部于黄河南岸地区。

阎锡山老奸巨猾，他没有听从蒋张的密令，而是将部队推进到三盛公、石嘴子一带。当时，孙殿英正处于被马鸿逵消灭的险境之中，赵承绶按照阎锡山的命令，悄然派骑兵第三旅吕汝骥把孙殿英从石嘴子以南接过黄河，从而逃出了马鸿逵的追歼范围。

马鸿逵得到情报，愤怒地发电报给老蒋、张学良说：“赵承绶的部队不只不截击孙殿英，反而把孙部接应过去。”

老蒋、张学良知道赵承绶背后有老鬼，装模作样地问了问傅作义：“赵承绶是奉了谁的命令这样做？”随后就将此事搁置，不了了之了。

阎锡山接应孙殿英过黄河，可不是为了保他，而是为了吞并他的队伍。

孙殿英退过黄河后，极为狼狈，还没有喘过气来，赵承绶即打电话过来，假客气地说：“傅主席已经到了五原，请你立刻来五原开会，共商善后办法。我也在五原等你，请你务必立刻就来。”

孙殿英心中不安，但没有办法，只得按照赵承绶的说法，自投罗网，来到五原。

到了五原后，傅作义按照阎锡山的指示，立即给孙殿英看了一封假阎锡山口吻事先拟好的电报：“殿英未遵照命令去青海，反而攻击宁夏，蒋先生大为不满。殿英失败后，善后很难处理，也不好向蒋交代，希望速亲到太原商讨善后办法。”

这时候，孙殿英已感到不对劲，但根本没借口，当然也没有实力对抗，最后只好乖乖钻进早已备好的汽车。

这就是阎锡山的办事风格。

明明是扣押，到他那里就成了为对方考虑的善后。

明明是软禁，到他那里就成了大家一起商量办法。

孙殿英被押走后，阎锡山接下来一步就是肢解吞并他的部队。

对于孙殿英这样的土匪部队，直接来硬的，可能引起哗变，阎锡山算盘不仅打得精，而且打得阴，他先是把孙殿英的部队围困起来，不给吃不给喝，然后再客客气气地谈部队改编，总之不给孙部留一支枪、一颗子弹、一匹骡子。

孙殿英手下那几个军头哪里是对手，为了活命，最后只能配合。

阎锡山对孙部缴械，下的也是软刀子，第一道防线，缴长枪；第二道防线，缴马匹；第三道防线，缴短枪。

到此，混世魔王孙殿英完全沦为羔羊，一点脾气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