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后，舆论哗然，谴责之声不绝于耳，清废帝溥仪更是上告国民政府，要求严查盗陵案，惩办孙殿英。

面对舆论压力，时任平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虽然在名义上组织了军法会审，实际上却采取了“不因为逊清的死人而得罪活的孙殿英”的办法，只象征性地扣押了孙殿英的一个部属，对其本人则采取了观望态度。

孙殿英干这等事，看似野蛮，实则是吃透了世道人心，说到底，他是干了一件很多人想干而不敢干的事，因此，他的臭名昭著实则隐藏着巨大的机会，阎锡山的观望就是当时一种典型的政治态度。

孙殿英是老江湖，看清当下的情势后，他一方面将盗陵得到的宝物分送给宋美龄、孔祥熙等当朝权贵，另一方面则把功夫用在了寻找有力靠山上。

当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各军事集团为争夺地盘，明争暗斗，相互攻讦。这几方势力都想拉拢和利用孙殿英，这是另一种四面合围，孙殿英身处其中，冷静油滑，非常沉得住气。

他仔细分析了各方势力——他曾拒绝过老蒋要他开驻安徽一带的命令，而且勾结过张宗昌对蒋有过不利行动，如果没有绝对的筹码投靠老蒋，投靠相当于主动伸脖子过去，待宰；冯玉祥一向与他有矛盾，且为人奸诈，所以不能依附；张学良、远在山海关外，桂系李白远在南方，向无瓜葛，接近无门，实际上对他毫无帮助；看来看去，只有占据平津，此时在北方最有势力，且在盗陵案中袒护过他的阎锡山，是最为有力的靠山。

1929年10月，阎锡山按照老蒋的命令，亲到河南“讨伐”唐生智，孙殿英正驻在洛阳一带。阎锡山抵达郑州后，获悉孙殿英无处可靠的处境，认为是收买他的大好时机，于是立即送去了一纸委任状，任命他为驻河南的一军军长。

阎锡山的嫡系如杨爱源、孙楚、赵承绶等人对此很不理解，他们不屑与孙殿英为伍，认为阎锡山此举太掉价。

然而，阎锡山有自己的理由。

在一次会议上，阎锡山教育一众嫡系将领：“你们不要小看孙殿英，你们都是军官学校出身，是靠我给你们发上枪炮，拿上钱，还培养了你们多少年，你们才能领起军队，当上高级军官。人家孙殿英是白手起家，队伍是自己拉的，枪炮是自己买的，人家是个创业打江山的人，人家能盗东陵，靠卖料面、赌博维持军队，你们就办不了这些事情。再说，咱们不把他收过来，让蒋先生收过去，也只能增加人家的力量，也会对咱不利。”

乱世就是弱肉强食，谁有獠牙，谁生存。

阎锡山这一席话，算是道出了孙殿英在乱世的价值。

然而，驾驭这样一头乱世凶兽，即便是阎锡山，也并非易事。

1930年春天，孙殿英亲自到太原向阎锡山“谢委”。借着这个机会，孙殿英施展江湖手段，今天摆酒、明天赌钱，迅速与阎锡山手下的几个嫡系军长，互换兰谱，打成了一片。

经过这一番钻营，等到中原大战爆发后，孙殿英捞到了巨大好处，被阎锡山委任为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驻军皖北，从而将势力延伸到了安徽一带。

中原大战初期，孙殿英为保住安徽地盘，很是为阎锡山出了一把子力气；等到势头不对，眼见阎锡山不行了，他趁火打劫，顺势撤到了山西晋城一带，名义上接受张学良的改编，实则做起了山大王。

论乱世野蛮生长，孙殿英的确有自己一套东西。

退到晋城以后，孙殿英将师部设在县城，部队分驻附近几个县，然后就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设立了三个局，一个是修械局，一个是制造局，一个是印刷局。

这三个局，一个比一个生猛，非常的孙殿英。

修械局，负责偷盗钢轨，制造武器，孙殿英的部队有一种号称“孙殿英”的步枪，就是修械局的杰作；制造局，负责制毒贩毒，制造局制造的白面、金丹，大量行销河南、陕西、河北、山西、平津等地，为孙殿英攫取了大量黑金；印刷局，更绝，它是专门印制假钞的机构，据说光是河北省银行的钞票，孙殿英就仿制了几十万之多，甚至山西银行的票子，他也不曾放过。

就是靠着这一系列的手段，加之不断到张学良处公关，孙殿英在其眼皮子底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1931年冬，在中原大战中战败的阎锡山，由大连返回山西，这时候，他才发现，孙殿英已经野蛮生长成山西地界上一头臭名远扬、桀骜不驯，龇着獠牙的巨大凶兽。

怎样才能驱逐这头凶兽呢？

阎锡山想到了借用日本人。

1933年，日军侵犯关内，热河抗战，势在必行。

阎锡山利用抗日的名义将孙殿英送出山西。就这样，孙殿英挂上了华北第九军团长名义，率部开赴热河前线，归张学良指挥。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东北军汤玉麟、万福麟等部在热河再一次不战而退，全国舆论震惊不已，而孙殿英却瞅准机会，在热河打了一两场比较大的仗，结果不仅洗刷了先前的罪名，而且趁张学良无用之机，又收编了部分东北军部队。

老蒋包括阎锡山，原本都以为，借热河抗战之名可以搞掉孙殿英，结果反让他借此壮大了势力。这让蒋阎大吃一惊，由此才有了老蒋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戏码，希望借西北诸马之手，联合绞杀之。

当时的孙殿英以为即将走向“西北王”的人生巅峰，殊不知，等待他的是——巅峰即是悬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