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这是丰收；

但丰年谷贱，辛苦一年，可能收入反而少了？

其实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事很正常。

因为对商品来说，其价值的唯一尺度，就是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种地投入的劳动时间，都是一年（或者一季）——

因为去年是丰年，收成8公斤小麦；

到了今年年景不好，是歉收年，收成只有4公斤小麦。

虽然收成不一样了，但是耕耘一季小麦，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完全相同。

因此说，丰年8公斤的收成和歉收年4公斤的收成，在价值尺度上，是完全等同的。

再假设，市场上其他的工业品，生产上不受年景的影响，技术上也没有大的进步，因此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改变，那么在市场交换时——

丰年虽然收了8公斤小麦，但是和歉收年的4公斤小麦，所能换回来的工业品，其价值总量，应当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案例，不是哪个键盘侠说的，而是详见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

如果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那么可以在第53页上查到。

虽然是马列经典，但总让人感觉哪里不对劲——

为啥丰年8公斤的小麦，和歉收年4公斤的小麦，居然是一个购买力，只能换4公斤小麦的等值工业品呢？

说不是“谷贱伤农”，又该怎么解释？

其实小麦的总价值量，没有任何改变，这里所谓的“谷贱”，是总的“使用价值”贬值了。

根据《资本论》中的观点，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价值”，就是咱们前边说的，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定是人工所凝结的。

“使用价值”，就是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可能是人工、也可能是天然的产物，比如空气、野果等等。

对于一件商品来说，你要么占有商品的“价值”，要么占有商品的“使用价值”，二者不可得兼。

您说了，这不对——

那我就当陶渊明，自种自吃，怎么样？

那这些小麦对你来说，就只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了。

所谓商品，只有在买卖交易中，这个概念才成立。

具体来说，咱俩做买卖，卖方卖出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收获了“价值”；买方则付出与商品等量的“价值”，买入商品的“使用价值”。

对于卖粮食的人来说，丰年8公斤和歉收年4公斤，因为投入了相同的劳动时间，商品的“总价值量”完全一致，则能换回的工业品“价值”，也就完全相同。

但对于买粮食的人来说，8公斤粮食够吃的时间，肯定比4公斤多一倍，我付出相同的价值（工业品），买到的“使用价值”，就翻了一番。

那么对于卖方来说，就是我把小麦的“使用价值”，减价一半卖出去了，这就是所谓“谷贱伤农”的真相。

如果放在旧社会，地主不论这些，每年都要收固定的租子，那就是在收取固定的“使用价值”。

当然这么说，还是有点模糊，咱们不说小麦，换成狗粮来举例。

比如我是一个宠物食品加工商，我生产狗粮，肯定不是为了自己吃吧？

那是要换钱、换东西的。

所以说，我的产品（狗粮），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因为我在生产上投入了劳动，所以狗粮产品中，凝结了我劳动生成的“价值”。

如果没有社会交换，那么这种“价值”就无法实现，别说什么起早贪黑、拼搏奋斗，那都没有任何意义。

除非这个时候，有个养宠物的狗主人，需要买狗粮，来找我进行社会交换。

狗主人的劳动产品，可能不方便直接交换，但他可以付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买了我100元钱的狗粮。

在这个过程中，狗主人付出了“价值”，这个价值，就用他的“货币”来体现，总共100元，买到了我一袋狗粮的“使用价值”，回家喂宠物去了。

而我出让了一袋狗粮的“使用价值”，换回的，正是我之前用劳动凝结成的“价值”。

所以还是那句话，作为商品的生产者，不能既占有“价值”，又占有“使用价值”，二者是矛盾的，只有通过社会交换，才能解决这个矛盾。

当然了，这个交换一定是“等价交换”，我并没有从买家手里，赚取多余的“价值”。

除非说，我是宠物食品加工厂的老板，不是工人，我只是投入资本开厂，没有在生产线上投入劳动。

那我卖狗粮换回的“价值”，从哪里来？

当然就是剥削了我手下的工人，拿到了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这里就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生产狗粮，仍然是我的私人行为；

但是狗粮价值的实现，仍然需要参与社会交换。

于是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出来了——

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说，单看我这一家工厂，规章制度健全，是非常有组织、有秩序的，但是整个社会的狗粮生产，是一个无调控、无秩序的状态，很容易就造成供需不平衡，一旦出现生产极大扩大，同时购买力严重缩小的情况，这就是另一个版本的“谷贱伤农”了。

——这一现象，其实就是周期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这个矛盾也是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天然存在，不可调和。

那么，这和“爱狗人士”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经济学概念上的“人”，都是“理性、自利”的。

那为什么，还有这类不计回报，倒贴成本的事情呢——

劳师远征，围攻狗肉节；

以命相搏，上高速拦狗车；

大力鼓呼，推动动物保护立法——实际上就是“宠物”保护法……

不排除少量爱心人士真情付出，但对于大多数理性的“经济人”来说，还是《潜伏》里那句话——

嘴上都是主义， 心中全是生意。

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扩大社会需求，开拓自家产业的发展。

据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养宠家庭户数渗透率为22%，并呈逐年上升趋势，预计到2025年，中国宠物经济的产业规模，将达到8114亿元。

对于整个萌宠产业链来说，如果你是其中的从业人员，或者说受益者，那么你希望这个产业越来越扩大好呢，还是越来越萎缩，社会需求越来越少，对自己更有利？

所以你看，为什么爱狗人士比起狗肉从业者，组织更严密，情绪更激进，活动更多更频呢？

就是因为萌宠产业链比起狗肉产业，上下游的链条更长，规模更庞大，增速更迅猛，惠及的人数也更多，因而其背后的资本实力也就更雄厚，话语权更大。

所谓“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任何抑制普通人养宠需求的行为和政策；

任何需要额外增加的养宠成本，并且——这个成本，是萌宠产业链享受不到的，甚至需要额外负担的——这种行为和政策；

任何妨碍萌宠产业链延伸和扩张的行为和政策。

对不起，都不会得到“爱狗人士”的支持，甚至说，还会遭受他们有组织的抵制或破坏。

这里就不明说了，您可以想一下，这样的行为和政策有哪些？

您可以再想一想，那些可以激发养宠需求，有利于萌宠产业发展的行为和政策，有哪些？“爱狗人士”又是如何对待这些行为和政策的

所以说，一个被恶狗咬伤的小女孩儿，一个驱赶流浪狗的小保安，一个卖狗肉的小市民，他们不是在和个别的“无良狗主”作斗争，而是在和一条千亿级别的产业链在博弈，你怎么可能有胜算呢？

当然了，这种现象，和个人的道德或者认知水平关系不大，看过《资本论》就知道，这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那么元芳，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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