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这句古老的哲言，用来总结近代知识分子的际遇，再合适不过了。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历史剧变的引领者。随后，天玄地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倒悬。
20世纪80年代开始，知识不再“反动”，知识分子再次成为将世界文明引入中国，并推动国家变革的主要力量。
然而今天，“知识分子”这四个字，越来越让人五味杂陈了。
“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
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
殷海光先生曾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在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现象面前，这句话显然过于委婉了：
曾经登过富豪榜的某作家，在直播间里叫卖茶叶和文玩，古人尚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从“以义为利”到“以利为利”，已经蜕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曾经以学术打假而著称的某学者，身处美国时骂中国、身处中国时又骂美国，曾经的“火眼金睛”，蜕变为“两头通吃”的投机者了；
曾经以敢讲真话著称的某学者，当了领导之后，再无半句真话，把学问和声望当成敲门砖，不过是一个谋求上位的钻营者罢了；
一个因为“关心民间疾苦”而常常紧锁眉头的主持人，貌似热爱深度思考，但说的话永远然并卵，他展现出来的真诚，不过是一种精心操控的平衡，一个“社会良心”的扮演者而已；
某些身居学术象牙塔中的专家，耗掉巨额研究经费，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学术成就，面对民众，却没有丝毫的羞耻感。
——这还是我们认知中的知识分子吗？
然而，更可怕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都拥有极多的粉丝，在粉丝眼里，他们不仅意味着知识的化身，更代表着人间的正道。可以想象，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被奉为至宝，不仅会严重误导大众认知，一旦手握权柄，更会对民族与国家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力。
知识分子的四种特质
奠定了思想创造的基本维度
康德爱独处，休谟爱交际，知识分子有“狐狸型”的，也有“刺猬型”的，但依据从古今知识分子身上归纳出来的“大数据”，下面四种是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特质。
1.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心灵自由，既不为个人欲望禁锢，也不为外在现象困扰。中国叫“士志于道”，西方叫“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公元前212年的一天，古罗马军队杀进叙拉古城，一个士兵踢开阿基米德的房门，只见通宵未眠的老科学家正聚精会神盯着地上的几何图形，利剑碰到鼻尖时才猛然惊醒，然后用手推开剑，平静地说道:“等一下杀我的头，让我把这条定律证明完毕。”说完又沉思起来。缺乏自由意志的人，怎么可能拥有这种如醉如痴、完全忘我的态度？
众所周知，达·芬奇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意大利艺术巨匠，但他的研究领域实际上非常广泛，除了绘画，音乐、数学、解剖学、天文学等几十个领域都有显著成就，被誉为天才中的天才。这种天才性，正是自由意志在最高位上的运行---没有自由意志，如何能够克服历史的局限性，用惊人想象力，设计出四百多年后才问世的直升机图纸？
▲达芬奇直升机草图
2.独立人格。是指无依附性，既不迎合权势，也不迎合大众，精神上高度自洽。民国时期，蒋委员长几次邀请傅斯年入阁乃至组党，身在四川宜宾偏僻小镇李庄的傅斯年，不仅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干脆利索地拒绝了，甚至终其一生都不是国民党员。他的兴趣全在学术，用他的话来说，教授当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二十多年前岱峻老师开始挖掘的“李庄奇迹”，正是以学术带头人傅斯年为代表，从价值角度而不是按长官意志做事，做到了学术与思想的纯粹性。
著名学者阿伦特，在名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不仅批判了纳粹分子的“平庸之恶”，也批判了犹太人的“平庸之恶”——犹太人本身也参与了自我毁灭。这一批判引起轩然大波，她是犹太人，现在却成了犹太人的公敌，很多朋友和她绝交。但她从未考虑修改结论，甚至说：“我对任何抽象的民族没有任何特殊的感情。”爱因斯坦因此说，“是人格而不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知识分子。”
▲阿伦特
3.家国情怀。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甚至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曾国藩晚年，带病也要接手“天津教案”，就是担心倘若朝廷派一个颟顸无能之辈，很有可能激化矛盾、引发战争，再次将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这种宁可被扣上“卖国贼”帽子也勉力为国分忧的精神，正是一种深切的家国情怀。
犹太知识分子更值得大书特书。自从公元前586年开始流散世界，犹太人的复国梦从未断绝，他们认为，要想保持独立和尊严，身后必须有一个文明的、强大的国家。在这个充满血与泪的进程中，犹太知识分子做出了巨大贡献。
1897年，犹太作家赫茨尔召集了首次犹太人大会，复国运动正式提上日程。1924年，已经荣获诺贝尔奖的爱因斯坦加入柏林犹太组织，四处演讲为复国主义募集资金，将自身命运和犹太人牢牢捆绑在了一起。1948年，犹太人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复国，创造了举世无双的奇迹。
极端的民族主义固然不可取，但是家国情怀却是民族和国家最强大的凝聚力之一，更是一流知识分子的标配，犹太民族是最好的证明。
4.士人风骨。风骨就是气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41年，林徽因病倒在避难之地李庄，8岁的儿子梁从诫问：“妈妈，日本人追上来怎么办？”她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一个病弱的躯体内，竟有如此一副铮铮铁骨，士人风骨才是林徽因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女”的真正原因。
也是在李庄，1943年2月，中国民族学奠基人凌纯声收到重庆发来的加急电报，命他立刻启程前往重庆，蒋委员长将予以接见，然后赴新疆另任他职。凌纯声称病不去，“十二道金牌”接踵而至，凌纯声坚决不去，当中研院院长的最后通牒发来，凌纯声也给出了自己的最终态度：“现决引咎恳辞本职，以谢我公”。不卑不亢，但字字铿锵。没有这样的风骨，又怎能在学术之路上做到勇猛精进？
综观上述，“知识分子”乱象的根源，主要是知识分子上述特质的缺失。
那么，是这块土地“贫瘠”还是国情“特殊”，导致我们见得更多的，都是打着引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只能“专享”这种“知识分子泛滥”，而不能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样，也拥有“知识分子集中大爆发”的那种灿烂图景吗？
当然不是。
远的诸子百家不说，打开岱峻老师耗费23年心血的皇皇巨著《发现李庄》，八十年前的“李庄奇迹”，让我们看到兼具四大特质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救国”的奇迹，眼界大开，无比震撼。
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光时刻
探照灯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
1940年，当亡国灭种近在咫尺、政商名流纷纷逃亡海外时，一群知识分子却沿长江逆流而上，齐聚李庄，一住就是6年。他们完全可以凭借学问和声望，去国外避难乃至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他们全部留在了战乱中国，留在了李庄，唯一目的，就是文化救国。家国情怀，也许在紧要关头，才能分辨出是虚应还是本质。
▲1941年6月9日，李庄板栗坳纪念中研院成立13周年
这里除了僻静，全是荒芜，条件极其简陋，冬季阴雨绵绵，夏季酷热难耐。梁思成的家尤甚，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棚有蛇鼠出没，臭虫成群结队从床上爬过，煤油灯必须节约使用，夜间靠菜油照明。回想当年的北平，那充满美和情感的世界，宛如一梦。尤其，物资极度匮乏，为给病妻补些营养，梁思成当掉珍藏多年的爱物，换成两条鲤鱼，进门说：“今天红烧怀表。”
这样的条件下，夫妻二人在创作中得到了莫大快慰，林徽因时常咳血，梁思成则身患脊椎软骨硬化病，必须用铁马甲箍住才能伏案，二人每天工作到夜半，当终于写完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远超国外研究水平的《中国建筑史》，均已透支到昏厥。而梁思成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一切费用自行解决。这种物我两忘的独立精神，已经难以用词语来形容。
▲梁思成和林徽因合影
这还不是最让人揪心的。李济，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战乱中的长途颠簸，没有损失损坏一件文物，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合格到了极致；而作为父亲，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女儿，因为缺医少药，接连患病离世......这之后，他把自己深深地埋进书稿和文物，写出《殷墟器物甲编》等中国考古学奠基之作，这些书，被今天的很多人当作考古成就，然而当年，无异于为中华民族找回根脉。史学大家许倬云先生，因此称李济是“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结合的君子人”。何谓希腊精神？学术第一；何谓儒家修养？定心忍性。二者合体，正是士人风骨。
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容纳了顶尖的四大研究机构——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筹备处、营造学社，以及同济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等等。学者傅斯年、陶孟和、董作宾、吴定良、李方桂、梁思永、巫宝三、梁方仲、岑仲勉、刘敦桢、丁文渊等，齐聚于此。最顶尖的机构、最精英的人才，战乱中的落脚地，却只能是这种“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连到访李庄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都感叹：外国人遇到“这种极艰难的境况，是早就跑光了的”。
然而，这些学者的工作，主观上并没受到严重的影响。童第周的故事让人难忘。夫妇俩东拼西凑借来超过两人两年工资的钱，激动万分地买来李庄唯一一架旧显微镜，开始了从比利时学成回国后就中断了的金鱼实验，一篇篇论文发表，在国外生物学界引起广泛关注。一天，英国学者李约瑟来访，发现所谓的实验室，只是几个鱼缸以及一架严密保护着的显微镜，禁不住高声赞叹：“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写出那样高水平的科学论文，简直不可思议！”他又问：“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偏要到这里进行实验呢？”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需要回答。比利时的师友对童第周的行为有评价：他说到办到，用自己的知识为苦难的祖国服务，为人类作贡献。
▲李约瑟在李庄
哪怕是方寸之地，只要允许做学术，他们就会投入百倍的努力，以弥补其他所有条件的不堪。甲骨文专家董作宾的巨著《殷历谱》，首现殷商时期的帝王谱系，被治学严谨的陈寅恪推为“抗战八年第一书”。而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是以手写和石印方式诞生的。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对他们来说，学术是第一位的，其他任何外在，都不成其为干扰。所以，当考古学家夏鼐于1945年8月中旬，在戈壁滩上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以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勤奋迎接胜利，继续向戈壁深处前行考察，几个月后他走出戈壁滩，验证了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胜利了！
上述故事，仅是三卷本《发现李庄》浩瀚篇幅中的九牛之一毛，甚至根本无力映照李庄往事所蕴含的丰厚、雄浑和感人。太多学科的雄厚基石，在李庄被一锤锤夯定；一部部光耀史册的著作，接连出版，学者陈平原因此称其为“世界学术史之奇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人都是使用现代科学方法做研究，虽偏居一隅，但充分利用电报和信函，时刻保持着和世界学术界的联系，一桩桩学术成就，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火种，对抗战胜利后的各项建设具有非凡的意义。
▲航拍李庄（图：视觉中国）
如果说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十四年抗战，在政治上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那么，以李庄为代表的学术文化上的井喷，不仅延续了中华文脉，更让中华文明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没有岱峻老师这部《发现李庄》，我们怎能知道，李庄的这六年，是中国科学最有机会平视世界的时期。与重庆、成都、昆明并列为抗战四大文化中心之一的李庄，是抗战期间中国最有知名度的对外窗口，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中国李庄”，国际邮件也准能直达。我们更不知道，战争期间相当比例的外援，正是因为国际友人通过李庄奇迹见识到了一个不屈的中国，而慨然相助。
特殊时期，学术是他们唯一的报国手段，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最好的手段。六年中埋首发掘真理与真相，守护和传扬普世文明，对内凝聚人心和士气，对外展示中华文明的光辉面貌......对照知识分子的四个特质，李庄的这些知识分子，哪一个，没有登上其中的巅峰？
今天，跟李庄相比，条件要好了很多，然而经济、社会、人心......，各方面仍然危机重重。正因如此，打开这部《发现李庄》，会有两种相反的情绪，弥漫于阅读的始终：
在瞻仰李庄知识分子于硝烟时代创造出高光时刻的同时，也为我们后人于和平年代却如此的乱象横生，而深深地羞愧和反思；
然而，李庄的故事并不久远，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我们现在身上流淌的，就是当年驱动他们毅勇前行的那一腔热血。再次立于历史三峡的路口，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相信，能够洞察这个时代的复杂、并能真正挑起新时期重担的知识分子，会对李庄的先辈，做出完美的回应？
李庄，这些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同胞精英，1950年之后，却消失于历史的尘烟之中。
23年来，为重现李庄的巨大贡献，岱峻走了一条和笔下人物同样的路：没有任何经费、赞助和团队支持，完全凭满腔热血和执着，走访乡民，查阅档案，联系一切能找到的“李庄后人”，搜集尽可能详细的口述材料，自学当年李庄涉猎到的所有学科，从49岁一直写到72岁，终于完成三卷本的《发现李庄》，而满头青丝皆成白发。
▲左图是20年前刚刚开始走访李庄时的岱峻老师，右图是完成三卷本《发现李庄》后的岱峻老师近照
打开这套书，不仅会为李庄知识分子在极端环境下的高光表现而感喟，也会为他们的故事随后被长期中断而扼腕叹息。
而从普通读书人磨炼成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岱峻老师23年来的故事，恰如一曲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先生在讲演中引用过的“执拗的低音”---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挖掘出一个巨大的宝藏，然而又毫无所图，仅仅因为这是一份“未亡人对逝去者承担的责任”。
为此，诚挚推荐，岱峻老师耗费23年心血而成、当今中国最稀缺的“现代知识分子启示录”---《发现李庄》珍藏版，除了典雅素朴的函套，更珍贵的是，我们争取到72岁的岱峻老师亲笔签名加钤印，更具收藏价值和阅读体验，点击图片，抢先收藏《发现李庄》（函套版·全三卷），还可在规格中一键选购“读懂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六书”，深度思考中西文明理念的更多融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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