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乌切罗生活在中世纪末、文艺复兴初期，因此他的作品也相应地呈现出跨时代的特征:他将晚期哥特式和前缩透视法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潮流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因此，他的作品与中世纪服务于宗教的艺术不同并且极具个性特色。
赞助人的要求对其作品形成的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发展推动权力的交替，而艺术变成显示权贵阶级地位和荣誉的重要标志，利益驱使赞助者和艺术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绘画、权力与赞助机制三者相辅相成。
古往今来，这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吸引着无数国内外学者的探讨，也成为研究的原动力。这种关系通过研究赞助活动的发展来找寻。在这一时期，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如佛罗伦萨拥有如此繁荣的竞争性艺术委托活动，来对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发出委托。
与此同时，佛罗伦萨的画家还格外获得了知识，这为职业化的进程带来了更多的动力:一方面是数学知识和经验知识，另一方面是从古典以及更为现代的文学传统中汲取的系列概念和大量题材。
瓦萨里对文艺复兴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赞助机制方面这些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趋向。
第一阶段发展受到教会的把控，艺术作品重心主要以公民公社和托钵修会的要求为主。
第二阶段艺术发展受商业家族控制，艺术创作重心也转为商业价值较高的市政厅和大教堂。
第三阶段发展受皇室掌控，也是最鼎盛的时期。“艺术创作重心转到家族礼拜室和宫廷。”
在佛罗伦萨，富人贵族阶层在艺术活动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市政当局、王公贵族、神职人员热衷于为市政厅、宫殿、教堂等定制艺术作品，他们会委派商人来或者机构组织艺术活动，负责相应工作。
富有的公民阶层、商业家族在其中居于统治地位，他们通过组织工作筹集到更多的资金报酬，为画家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丰厚收入。
15 世纪的艺术创作反映的更多的是赞助者的品味、需求和期待，而较少掺杂艺术家的个人信仰、情感和艺术风格。艺术家为获取最大的经济回报，其服务对象从教会贵族、市政公会到富有的市民，无论哪种身份，都必须满足赞助者的艺术需求和宗教期望。
绝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足够的稳健可靠，技艺足够娴熟，能够严格的按照赞助人的意图来完成特定的订购作品。
王公贵族是托钵修会的兴盛期及共和制城邦早期最有力的统治阶级，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贵族的典型代表。美第奇家族利用其贵族身份和权利，通过其在艺术品中的消费关系，发展出一套艺术赞助模式。
赞助者们为委托权而竞争，以一种文明的方式。一方面是画家的持续职业化以及赞助机制和肖像画的兴旺。另一方面是文明的发展和国家的形成，这两者之间呈现清晰地轨迹。
绘画语言的继承与创新
乌切罗的作品整个作品只采用一个“消失点”，这个在《林中狩猎》(图2.4 和2.5)中有所体现。他的艺术基础是对形式的渴望。他通过对形式对比的简单研究来增加画面的抽象和戏剧性价值。
乌切罗通过透视，利用这些线条，在其上放置树，马，人和动物的透视图比例。尽管这些线条轻微且零碎，但确实提供了一个相当坚固的基础。
对乌切罗来说，他针对作品的一个或几个部分，使用一个消失点。似乎他有能力应对最困难的单个短缩法”问题，毅然决然地避免了经典的“统一”解案。
在创作于约 1446 年的壁画《大洪水》中，观者的目光直接从前景的巨大形象中抽离出来，转向构图背景的小形象。通过严格处理不统一的视角，来渲染紧张的气氛。这种表现形式从纯粹的自然主义领域，转向纯粹的抽象世界。与马萨乔的经典哲学家和多纳泰罗已故罗马人物头像相比,乌切罗的头像则具有一丝古老的特征。
乌切罗的一些经典作品中发现运用透视和切割线,通过研究试图解开乌切罗组成的空间构造。同时需要理解其特定绘画背后的透视程序。乌切罗运用透视也显示了在画作上施加虚假规律性，以达到他所需几何复杂的程度。
乌切罗进行绘画设计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似乎使用了不同的视角方案来回应每个主题在规模、场景和叙事方面的特殊要求。只有在他创作生涯后期的《主人的典当》 (Pawning of the Host)场景中，他利用了一个完全正统的艾伯特人空间(图2.6)。
乌切罗创作具有主题戏剧性。乌切罗作品中对几何视角重视关注同时对形式的热情渴望，使得他的画面的领域等都不受构图的限制。作品呈现戏剧效果的主导元素是他绘画两个物体之间使用的“短缩法”。
他的一些作品中还带有哥特式的风格。如，耶稣诞生画面的出现，身体的摆动，飘飘山谷的装饰风格，和手指优雅的态度，体现出一些哥特式的风格。
吉贝尔蒂对乌切罗的影响
乌切罗的作品中原型和线条都借鉴于吉贝尔蒂，但是他的形式粗狂与精致和谐的吉贝尔蒂画面形式语言不同。
吉贝尔蒂通过看古董来找创作灵感，吉贝尔蒂为了发现新的灵感，通过看古董来训练自己的眼睛，以求雕塑作品的表面得以做到高度精致。而乌切罗从古董中寻求他的人物形象，古董模型可能是直接来自博物馆，也可能来自吉贝尔蒂画作。
吉贝尔蒂成功地将他的古典哥特式态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成就相结合，并以和谐的装饰模式为目标，他的艺术元素来源最为多样化。乌切罗虽继承了吉贝尔蒂的创作风格，但乌切罗没有照抄吉贝尔蒂风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做了一些改进。
吉贝尔蒂在他的壁画创作中对乌切罗的影响很深。乌切罗的《洪水与水退》和《诺亚的牺牲与醉酒》，主要都取材于《天堂之门》的主题。凭借真正的兼收并蓄，吉贝尔蒂成功地将他的古典哥特式态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成就相结合在《天堂之门》中实现了画面风格的统一。
他的艺术元素来源最为多样化，通过自身的创造力，与一种新的，普遍的统一团结在一起，这种统一性在意大利艺术中首次出现，后来与拉斐尔的艺术密不可分，进而成为真正的民族风格，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整个半岛。
与此同时，乌切罗继承了吉贝尔蒂的创作风格，例如，拿《创造动物》中的主要人物，与《天使对亚伯拉罕现身》中的永生之父作比较，用水晶般的山脉刻画风景。与各种不同人物的动态、整个组合的一些特定细节，通过动植物的引领过渡，自然而然生动活跃起来。
然而，乌切罗的作品更专注于强大的塑型表达。对山谷的处理变得更重、更大。某些几乎棱柱形的表现形式开始体现出来一例如，永生之父的外衣袖子。
总体来说，景观的表现形式仍比吉贝尔蒂的作品更为原始，更多的是效仿意大利十四世纪(Trecento)传统的方式，并让人想起斯皮内罗阿雷迪诺(SpinelloAretino)作品中的风景。
山脉的线条排版简洁，观者目光自然被引向介入的深深的山谷。类似于我们在《创造动物》中看到的小树，如一个个里程碑般融入背景深处。仿佛从地底世界升起，动物的形象和造物主的英雄幻象被置于一个宏伟的视野中，而前景与背后深处拉开距离，这种距离之间的突然对比加剧了张力在《人类的堕落》中，最前面的平面块状人物与背景里小型人物的对比，是建筑物戏剧化的组合表现。
在绿色修道院 (Chiostro Verde)的《创造动物》和《创造人类》之后，乌切罗展示了《夏娃》和《人类的堕落》 。乌切罗所有作品似乎有不好命运，这些作品部分已损坏。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人物是如何被嵌入深色的森林景观中的，后来，在《战斗》系列作品中，以类似戈布兰挂毯的模式填充在背景中。整个场地的装饰性填充让人不由自主想起弗拉芒或勃艮第地毯，想起《林中狩猎》。
我们发现，詹蒂莱的微缩方式被乌切罗转化成宏伟的壁画风格，即使在他们画的小尺寸图片中，也总是有着佛罗伦萨人的特征。同样地，在《创造亚当》中，则被塑造成一个个有序，或类似于对称的圆圈形式，这影响了后来的作品，如牛津的《林中狩猎》。
对于图像对画家的手法起到的影响我们可以在叶子中清楚地看到一个平行的系统，灌木丛呆板的跟随着叶子，在乌切罗的一些板图画中再次体现了对头发的处理，例如，尚贝里(Chambery)的男性肖像，卢浮宫的五幅画像，以及马修(Matteo)和米歇尔奥利维里 (Michele0livieri)的肖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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