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及截图，请知悉。

薛庄悲剧的曙光前夕

1939年10月29日，天还未亮透，薛庄村落中弥漫着微弱的晨雾。县大队及随行的县府人员正分散在村内各处宿营，士兵们或卧或坐，安稳地度过这个秋夜。突然，北面的哨兵在瞭望时，瞥见几道身影在树林中快速移动。哨兵立刻端起步枪，瞄准了一名突兀出现在视线中的日伪军士兵。随着一声枪响，目标应声倒地，枪声回荡在寂静的空气中。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像是惊雷般撕裂了夜的平静，正在沉睡中的战士们被惊醒，纷纷拿起自己的武器，跌跌撞撞地从帐篷中爬出。大队长迅速下达了集结命令，士兵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前往指定地点。然而，当他们开始有序地集结并计划撤离时，却发现四周已被密布的日伪军团团包围，敌军的步枪和机枪不时地在黑暗中闪烁着火光。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势，县大队无路可退，只能选择在村庄中据守。随即，村庄各个角落，如屋顶、院墙后、甚至是堆积的稻草间都变成了临时的防御阵地。日伪军很快发起了全面进攻，密集的子弹和手榴弹开始在薛庄的小巷和房屋间飞舞。

战斗变得异常激烈，县大队的士兵们以顽强的抵抗回应着敌军的每一次冲击。村中的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土尘，不时有爆炸的声音和呼救声交织在一起。士兵们在街道和房屋之间穿梭，利用每一个可利用的掩体进行反击，尽管弹药和物资逐渐告急。

随着战斗的持续，日伪军的进攻并未减弱，反而更加凶猛。薛庄的街道上，战斗的痕迹无处不在，弹坑、破碎的墙壁和被打散的瓦片随处可见。士兵们的尸体和村民的遗体交错在一起，有的倒在了自家的门前，有的甚至抱着家中的物品，生命戛然而止。

新领导，新希望

惨案发生后，薛庄村的惨状令人心酸，但生存的士兵们没有时间沉浸在悲伤中，迫切需要重整旗鼓。新任大队长杨振和政委孙峦峰迅速接手，他们面对的首要任务是重建队伍和恢复战斗力。新的领导层立刻开始重新组织队伍，从士气到战术都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改进。

为了避免再次遭受突袭，晚上的宿营地点成了他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他们决定每天晚上都更换宿营地点，有时甚至一夜之间多次变换位置。新的宿营地点通常选择在难以察觉的自然掩护下，比如深山老林或者村庄的偏僻角落，确保能够迅速撤离而不易被敌人发现。

然而，尽管采取了这样的预防措施，日伪军的追踪活动并未有所减弱。他们似乎总能快速找到县大队的踪迹，好几次在夜间差点将大队包围。有一次，大队在一个偏远村落的边缘地带安营扎寨，夜幕刚刚降临不久，哨兵就发现了敌军的潜行队伍。这一次，由于预先设定的紧急撤离计划，大队迅速撤出了宿营地，才避免了被包围的厄运。

在另一次类似的事件中，大队选择在一处小河边的丛林中宿营。夜里，天气突变，大雨倾盆而下，正当所有人都在努力寻找避雨的地方时，一位小队长意外发现了敌军的踪迹。他立即报告给了大队长杨振，杨振在确认情报后，立刻命令全队撤离，利用大雨掩护，再次避开了敌人的包围网。

这些连续的危机事件让大队干部们开始怀疑，这种准确的追踪不可能仅凭敌人的侦察能力，队伍中极有可能潜藏着内奸。为此，领导层开始加强对通讯和行动计划的保密，同时密切监视队伍中的不寻常行为，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指向任何人。

在经历了多次的逃脱后，大队开始系统地对每次行军和宿营的选择进行反思和分析，力求在不断的对抗中找到保持队伍安全的最佳策略。每次行军结束后，杨振和孙峦峰都会召集干部进行简要的回顾会议，检讨安全措施的有效性，并对下一步行动做出调整。

内奸的阴影

在多次危机后，侦察班的表现引起了大队指挥部的关注。在之前的薛庄战斗中，尽管交火激烈，其他部队均有伤亡，但侦察班却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这种情况在前线作战中极为罕见，尤其是在与敌军近距离交火的情况下。这一异常情况加上他们在关键时刻未能提供重要情报，使得侦察班成为了大队高层的怀疑对象。

侦察班原本的职责是进行前线侦查，及时回报敌军动向，这对于整个大队的战术部署至关重要。然而，在日伪军秘密集结兵力的关键时刻，侦察班竟没有任何成员返回报告情况。这种异常的沉默直接影响了大队的应对策略，使得大队几乎陷入被动防御的境地。

面对这种情况，大队领导层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首先，大队长杨振和政委孙峦峰召集了侦察班全体成员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检查。他们命令侦察班交出所有近期的活动记录和侦查报告，同时对侦察班成员进行了一对一的询问，以核实每个人的行动轨迹和任务执行情况。

揭开真相的一幕

冯副官，在薛庄惨案中由于外出催促给养而侥幸未遭遇袭击，是县大队粮秣助理员，与大队长于的友情源远流长。他对大队的运作和内部情况极为熟悉，平时负责大队的后勤供应，确保前线战士的物资需求得到满足。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的一个观察成为了关键的线索。

那是在薛庄惨案发生几天前，冯副官按照惯例前往附近的温仁镇催促粮食和其他给养的送达。任务完成后，他在镇上稍作停留，准备返回驻地。就在这时，他注意到几个熟悉的面孔——他们是县大队的侦察班成员，正在镇上一家小酒馆里喝酒。这家酒馆并不显眼，但冯副官知道，它是当地一些汉奸和特务聚集的地方。

冯副官并未立即采取行动或质问，但这一幕深深印在了他的记忆中。回到驻地后，他将这个观察报告给了大队长于。于听了后，也觉得情况不寻常，因为侦察班的成员理应保持更高的警觉和纪律，不应该在这种可疑的场所出现。

此消息迅速引起了大队领导层的关注。考虑到侦察班近期的一些异常行为，这个信息显得尤为重要。大队长杨振和政委孙峦峰决定深入调查此事，以确定是否真的存在内部的安全漏洞。

接下来的几天里，指挥部开始密切监视侦察班的所有成员。他们安排了几名信得过的士兵，以非正式的方式，跟踪侦察班成员的活动，尤其是那些被看见在酒馆的人。同时，指挥部也加强了与当地抗日力量的合作，试图从他们那里获取更多关于该酒馆及其常客的情报。

几天后，监视取得了初步成果。监视人员报告称，他们注意到侦察班的几名成员确实与一些可疑人物有过接触，而这些人物之前被认为与敌方特务有关联。这一发现使得大队领导层更加确信，侦察班中可能存在泄露信息给敌人的内奸。

为了进一步查清真相，杨振和孙峦峰决定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他们命令将涉嫌与敌人勾结的侦察班成员暂时隔离，同时进行详细的审讯。审讯的目的是查明他们是否参与了与敌方特务的勾结，并试图找出任何可能的内部通讯链。

内奸的结局

杨大队长迅速召集了几位高级干部开会，决定对侦察班进行突击审查。会议结束后，他们立即行动，首先目标是侦察班长崔殿春，因为他的行为最为可疑。

在清晨天刚蒙蒙亮时，杨大队长亲自带领几名可靠的特务连队员，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崔殿春的住所。他们迅速闯入，将还未完全醒来的崔殿春控制住，并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将他带离现场，直接送往临时设立的审讯室。

审讯由杨大队长和几位高级军官监督，他们对崔殿春进行了严厉的讯问。开始时，崔殿春还试图否认所有指控，但在面对确凿的证据和连续的质询下，他终于崩溃，开始交代问题的真相。

崔殿春承认，这年春天，他因个人原因频繁光顾温仁镇的那家酒馆。一次，他在与酒馆女老板私下会面时，被该镇的日伪特务队伏击并抓获。在被拘留期间，他在极大的压力和诱惑下，同意成为敌方的内线，向他们提供县大队的动向和计划。

审讯过程中，崔殿春还揭露了其他几名涉及的侦察班成员。这些成员被他牵连，有的可能仅是被动接触，但也有人积极参与了与敌方的合作。杨大队长对此感到极度震惊，但也知道必须迅速严厉处理，以绝后患。

审讯结束后，杨大队长下令立即执行军法。崔殿春因直接背叛而被判处死刑，随后在大队内部秘密地被枪毙。其他涉案的侦察班成员，则根据他们的参与程度和行为，分别交由除奸部门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处理。

在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大队采取了高度保密的措施，以防止消息泄露造成更大的风险。此外，杨大队长还加强了对所有战斗单位的监督和内部安全教育，特别是那些涉及敏感信息和前线侦查的部门。

参考资料：来自 山东省宁津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宁津县志[M].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