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2年，在北京，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大批与会者的情绪非常激动。
这个座谈会，是为了悼念因服药自杀而刚刚过世不久的关露而召开的。会上，夏衍难过地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关露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丁玲：我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
1975年5月，关露被释放出狱。出狱后，关露的关系被转移到文化部，并拿到了给她补发的10000多元工资。
利用补发的工资，关露买下了北京香山东宫2号的房子，用于居住。这所房子有一个小院，生活条件非常简陋，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但却有着满院子的绿植，还有红枣树。
虽然条件简陋，但关露没有其他的要求，只顾了一个保姆，负责她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关露则专心写作。
每当夏秋季节，在写作累了的时候，关露就来到院子里，站在一条小凳上，伸手将枣树上的枣子摘下来，放进嘴里，享受着安静的生活。
或许，这就是文人们喜欢的生活吧！
由于没有家庭，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关露就拿出其中的2000元给了外甥女李康将，并托人给李康将的女儿李若幼买了一架二手的钢琴。此外，关露还拿出1000元给了曾经资助过她读书的恩人刘道恒。
对于写作，关露非常用心，要求也很严格。在她看来，这是对读者负责。
1977年4月，关露给妹妹胡绣枫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关露写道：
“现在，我想请你为我办一件事，不知你可有精力出去跑？这件事是去徐家汇肇嘉浜逛一趟，看一看当年的这条污水和，现在建成的花圃漂不漂亮？肇嘉浜附近有没有小学？有没有小孩在花圃附近玩耍？怎么玩法？等等。因我在六二年要这题材写过一篇散文，叫《河畔春光》，没有写好，现在想改一改，写成儿童读物，以教育后代。希望了解的细节越多越好！”
在大家的印象中，关露看起来有些文弱，特别“静”，说起话来慢声细语的。然而，关露并非看起来的那样。一个老朋友便见过关露在他居住的地方跑步锻炼身体。
在运动的时候，关露虽然跑得很慢，但她的“身体轻健而匀称”，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1980年5月前后，关露突然中风。虽然经过抢救病情有了明显的好转，从不能说话恢复到了头脑清醒，在他人的搀扶下还可以走路，但也没有完全恢复。
此后，关露的身体便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她的身体虽然没有偏瘫，但却全身疼痛，经常疼得像刀割一样，让她无法入睡。
在这种情况下，关露的记忆力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写作也变得非常艰难，甚至可以说是刺破了她写作的希望。对此，关露感到非常痛苦。
那时候，为了看病方便，在许多人的努力下，文化部终于给关露在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借了一间宿舍。
这间宿舍在一楼的阴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阳。房间的地面坑洼不平，其中的一面墙紧挨着公共厕所。厕所的潮气透过墙面，将那面墙上的白灰渗透得脱落了下来。
在这间宿舍里，摆放着两张折叠床。其中一张是关露的，另一张则是保姆的。
听说关露孤身一人后，在作协工作的萧阳觉得她实在可怜，便来看她。看到保姆无法将生病的关露照顾好，萧阳的心里非常不满，便张罗替关露换了个新保姆。
新保姆叫金正英，老家在安徽，长得胖乎乎的，人老实温和，也很勤快。对此，关露感到很满意。
那段时间，关露经常坐在由萧阳和小金推着的轮椅上，去协和医院看病，但却没能没查出病因，也就无法做进一步的改善治疗。
后来，萧阳又托人给关露找来了一位大夫，帮她进行身体按摩。按摩了一段时间后，大夫发现疗效并不理想，便觉得她身体上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因此，大夫便终止了对关露的身体按摩。
的确，关露的心里一直压着一块石头，她虽然恢复了自由，但身上还背负着重大的冤屈。
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宣读了平反的决定。撤销过去对她的审查处理报告。
获得平反后，关露的心里轻松了不少。然而，她的心里还牵挂着另一个人的平反问题。因此，她身上的疼痛并没有减少太多。
5月，关露早年的结拜姐妹陈慧芝来到她的身边陪伴，并帮她整理回忆录。对此，关露非常高兴。
陈慧芝住进来后，主动承担起了帮关露领工资，交党费，记账，改善伙食的工作，并督促关露多起来活动，以便保持她的体力和身体机能。
期间，关露的一些亲朋好友前来看望。在来看望关露的时候，大家就给她买了一个可爱的洋娃娃。
后来，保姆小金便给洋娃娃做了一件背心，穿在了洋娃娃的身上。对于这个洋娃娃，关露非常喜欢，将它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上，经常洋娃娃抱起来抚摸。睡觉的时候，关露也替娃娃盖上被单。
9月15日，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来到关露家里看望。在丁玲进来的时候，关露刚刚洗过头，坐在折叠床边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
看到有人进来，关露一下子没有认出来，显得有些吃惊。过了好一会儿，关露才哽咽着问：“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
关于当时的情景，丁玲的秘书王增如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
丁玲点了点头，并说：“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潘）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听了丁玲的话，关露的情绪非常激动，红着眼圈说：“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事实上，在陈云和廖承志等人的推动下，潘汉年在8月便获得了平反，只不过通知的下发是需要时间的。
在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里说：“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此外，《通知》还宣布：
“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因此，在见到关露的时候，丁玲才会说“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在随后的交谈中，丁玲对关露说起要帮助她解决一下住房方面的问题。回去后，丁玲便找到作协秘书长，向他提出了用关露香山的房子在城里换一套单元房的建议。
很快，他们便为关露找到了一套三居的单元房。于是，丁玲立即找到关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但关露却没有要。
后来，关露在听到中央下发的正式通知后，心理上的问题才得到了释放，开始专心撰写回忆录和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回忆过去搞情报工作的那些岁月……
12月5日，在写完了这些文章后，关露服药自杀，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年75岁。在她的屋里，只有那个穿着背心的洋娃娃。
因为，国家在此时已经给关露平了反。所以，大家都很难接受她自杀这样一个结果。夏衍便说了这么一句话：“她的死必有原因！”
夏衍：她的死必有原因
1907年7月，关露出生在山西右玉县，原名胡寿楣，祖籍河北宣化县，父亲在山西担任过一个小官。除了父亲之外，家里还有母亲和一个妹妹胡绣枫。
在关露还没有成年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后来，在母亲的影响下，关露阅读了大量古诗, 并爱上了文学。
1923年，关露的母亲不幸病逝。关露便带着妹妹胡绣枫流落到南京, 与外祖母和二姨妈生活。
然而，寄人篱下的生活是那样艰难，关露忍受不了亲戚的冷嘲热讽与强迫嫁人，便带着妹妹离开了南京，来到上海。
可以说，关露的命运还是不错的。在来到上海后，关露得到了地下工作者刘道衡的帮助，走入了学校，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参加了学习。
因此，关露对刘道恒非常感激，在心中将他视为自己的恩人。这也是他在拿到了补发的工资后，拿出1000元钱给刘道恒的重要原因。
1931年，关露回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就是在这时候，她为自己取了一个叫做“关露”的笔名。这个笔名也伴随了他的一生。
不久后，关露便在《幼稚》文学周刊上发表了小说《余君》《她的故乡》。
这一年东北迅速沦陷，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创作了许多爱国反帝的战斗诗篇，表达了自己高尚的爱国情操，以鼓舞人民的斗志。1932年，关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笔为枪为国奋战。
在听了关露深情地向十九路军的士兵们朗诵了她自己创作的诗篇《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后，丁玲说：“关露的诗，听来这么感动人，因为她的诗是用心作出来的，她是用心在朗诵！”
这一年，关露与左翼社会科学家沈志远结了婚，但在后来的生活中由于性格差异太大，关露又不愿意放弃为党工作，而与丈夫离了婚。
在这段婚姻里，关露怀过两次孕，但她不愿意因为抚育孩子影响工作，而选择了流产。后来，关露再也没有怀过孩子。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关露创作的诗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作民族未亡人”，让她获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上海沦陷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关露留在租界，继续坚持斗争。期间，关露创作了自传体中篇小说《新旧时代》，在《上海妇女》半月刊上边写边连载，受到了读者的喜欢。
1939年11月，关露正在修改长篇小说《新旧时代》，突然接到了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叶剑英发来的一封密电。
在这封电报里，叶剑英要关露赶紧去香港，接受新的任务。于是，管理立即启程前往了香港。
来到香港后，关露在一间旅馆里，见到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这也是关露第一次见到潘汉年。
短暂的寒暄之后，潘汉年向关露传达了组织下达的任务，要她打入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接近日伪政权的特工首脑李士群，获取情报，并相机策反李士群。
组织上之所以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关露，是因为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对李士群有恩。原本，李士群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却很有才华。只不过，李士群并非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而是有着很大的投机心理。
1932年，在协助特科红队完成一次任务的时候，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逮捕。
李士群被中统逮捕后，家中怀孕的妻子叶吉卿无人照顾，还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把叶吉卿接到家里，并给予了悉心照料。
李士群叛党后加入了国民党，这才走出了监狱，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南京区侦查员，从事特务行动。
叛变后，李士群向组织隐瞒了变节真相，也尽量向中统隐瞒了与他有联系的中共党员。因此，在出狱后，李士群也来到胡绣枫家里，与妻子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李士群一家受到了胡绣枫的热情款待。对于那段时间胡绣枫给予他们的照顾，李士群心里非常感激，将胡绣枫视为他们的救命恩人。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李士群等三人受中统指令，在南京潜伏下来。然而，李士群却选择了与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勾结，并说反了国民党少将参议的老上司丁默邨来充当了“76”号的特工头子，而他则只当了丁默邨的副手。
那时候，丁默邨表面上是“76号”的大老板，但实权却掌在李士群手里。因此，策反李士群的意义十分重大。
刚开始，潘汉年选中打入李士群身边的人，是对李士群有恩的关露的妹妹胡绣枫。然而，此时的胡绣枫因为在重庆的工作无法脱身，潘汉年便选择了与李士群也熟识的关露。
对于这次任务的危险性和后果，潘汉年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的潘汉年，在给关露布置完任务后，特意嘱咐道：“以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要辩护，一辩护就糟了。”
听了潘汉年的话，关露坚定地说：“我不辩护。”
很快，关露便告别了恋人王炳南，利用李士群恩人胡绣枫姐姐的身份，前往“76”号。
临别时，王炳南送给她一张照片，背面写：“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而关露则将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在握手道别时，关露的眼睛有些湿润，想起了他们初见面的情景。
那时候，在朋友的带领下，王炳南来到关露的家里，两人畅谈了很久。对于王炳南的经历，关露非常敬慕。
此后，关露和王炳南便靠着书信，相互增进两人在彼此心中的情意。有了这份温情，关露才在孤独的上海获得了一丝慰藉。可惜的是，关露和王炳南没有走到最后，最终孤独一生，具体原因不再赘述。
得知是恩人胡绣枫的姐姐来访，李士群亲自将关露接了进去，并带着他参观了“76”号的所有职能科室。
随后，李士群又将关露带到二楼，在他的起居室说话。
看到关露进来后，李士群的夫人叶吉卿热情地给关露让了座，并说：“关小姐，你突然来我们这儿，可是有什么事？在士群危难时绣枫帮了我们大忙，你有什么难处，只管跟我们说一声。”
对于叶吉卿的话，关露早有准备，说：“我失业了，生活十分紧张，想在这儿找个事做做。”
听了关露的要求，李士群说：“关小姐是社会名流，怎么能在我这挣饭吃。你生活有问题，就在我这拿点钱去用。”
关露虽然这次没能成功打入“76”号，但却得到了李志群送给她的一个可以自由出入“76”号的小证章。
后来，为了打入“76”号，关露便陪着李士群的夫人叶吉卿打牌、逛街，经常在一起出入。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此时的关露已经沦为了“汉奸的跟班”。因此，曾经受人尊敬的“民族之妻”，也成为了一个被人唾骂的“汉奸”。
那时候，曾经的朋友都视她为汉奸，避之唯恐不及。因此，关露的内心十分痛苦。
就是忍受着这样的骂名，关露叶然无怨无悔，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将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提前传到新四军领导人的案头。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关露回到了苏北解放区。后来，关露因病由苏北转到大连疗养。1946年，关露病愈，被分配到苏北建设大学文学系任教。后来，关露又先后在大连苏联新闻局、《关东日报》社、华大三部文学创作组和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参加了工作。
1955年，潘汉年被捕入狱，关露也受到牵连，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对于这样的结果，关露的妹妹胡绣枫在后来内疚地说：
“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 到76号李士群那里, 本应我去, 结果却让我姐姐代我去了。我姐姐后来受潘汉年案牵连, 两次入狱, 十年坐牢, 皆因我这句话引起。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 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1975年，关露才离开监狱，并被补发了10000多元工资。这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事情。
1982年，关露和潘汉年获得平反。此后，关露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和潘汉年的纪念文章。
12月4日，关露的回忆录终于写完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也写好了。于是，关露告诉陈慧芝明天有老同学来看她，并说是开车来，还带着保姆，所以给小金放假一天。
听了关露的话，陈慧芝还是有些担心，但关露却说：“她知道我爱吃鸭子，她来时还带一只鸭子给我吃呢。”
12月5日，在家里没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关露将自己穿戴整齐，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躺在了床上。
然而，小金却提前回来了，发现关露的情况后，立即给她的外甥李康将和李稻川打了电话。在她们来的时候，关露的身体还是温热的，她两手叠放在胸前，脸色苍白而平静，像睡着了一样。
12月16日，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由于关露是自杀，所以没有致悼词。
当天，王炳南来到了骨灰安放仪式上，对关露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12月18日, 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关露座谈会。
会上，丁玲痛苦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充满阳光, 但是阳光照不到她。”夏衍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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