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集体年代，每个村为一个大队，大队下属若干个生产队(小队)。
那时候是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年代，人们都是很艰苦贫穷的，住的都是低矮的土木结构房屋，也有用竹子或树枝搭窝棚住.。穿的都是补丁撂补丁的衣服。吃的主要是红薯干。虽然生活艰苦，但人们斗志昂扬，干劲十足。
各生产队都有一口铁钟，挂在一棵大树上。社员早晨出工，队长都要敲钟。各生产队里的钟声各有特点，钟声四起之时，就听出是哪个队里的钟声。
天刚蒙蒙亮，太阳从地平线露出一丝红光，天边白云朵朵映照着蓝天。小鸟儿在枝头飞来飞去，唱着欢快的歌声，跳着无忧无虑的舞蹈。大公鸡扯着大嗓门，一遍遍地唱着自己认为最动听的男高音。
队长每天一早起来，负责敲钟。人们从睡梦中醒来，带着无可奈何的身躯翻身起床，带上工具，听从队长安排，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着每一寸土地。到了傍晚，夕阳映红了天空，农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
大集体时代，家家户户全部是靠工分吃饭。社员劳动的报酬是工分制，一天算10个工时，早上2个工时，中午4个工时，下午4个工时。
我们队部设在饲养牲口的房子里，八大间平房，座北朝南，西头三间仓库用来存放队里的粮食和种子，也存放喂牲口的饲料，东头三间是农机具存放处。队里没有专设的办公室，凡是社员开会、记工分都在饲养牲口的屋里。
当时那个年代，农业种植还十分落后，化肥氮肥还没有普及。除了多出工外，还可以多积肥，用粪换工分。各家各户都有猪圈，猪圈里的粪，肥猪踩下去就变成了粪，一般每年起六七次粪，按方数折算工分，当然还要评等级，因为有的粪是“黄土搬家”。
70年代，农村正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高潮时期，基层社员也是一边生产一边抓阶级斗争，上级来了新指示精神以后，村里的社员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开会学习。
那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们心情还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干活时也不枯燥，中途休息时，男女社员们开开玩笑，说着俏皮话相互嬉闹，也缓解了紧张的劳累感。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在南风的吹拂下，田野里的麦子，翻着滚滚的麦浪，一股乡村田野里特有的青草味道的风轻轻地吹来。
那时候没有机械，收麦种地全靠人工，麦收的时间拉得很长。麦子收割下来后，拉到场里去，用碌碡碾压脱粒、翻场、起场、扬场，特别辛苦。
夏季和秋季分粮食的时候，按人口和工分分粮，比例是人七劳三。
当时收庄稼的工具以爪镰、镰刀为主。爪镰收割谷、黍、高粱；镰刀收割麦子、豆子、绿豆等。
秋收以后，完成应缴征购粮、皮棉、油料任务外，留足种子、牲口饲料、储备粮.。社员们虽说吃的红薯、稀饭、窝窝头，就的萝卜咸菜，几天才能吃次白面馒头或是面条，但基本上可以得到温饱，生活条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逐步改善。
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队长十分享受，大多是由副队长分派干活。勤奋一点的队长还能到农田里转一圈，懒惰的从来都不下地。
当官的都不在跟前，社员干活有几个出大力流大汗的？虽然每天都出工，图的就是记上个工，效益并不是很高，只要队长不在，有人干活的时候就会偷懒磨滑。
那个时候的农村文化生活十分单调，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只是大队部有电话，就是那种手摇电话机）。虽然大队里也订了报纸，但是一般人都看不到。
那个时候收音机也很少，唯一能了解国家新闻的渠道是：家家户户都安装的有线广播小喇叭。靠一根麻绳粗的铁丝输送音波，类似于现在的固定电话线，沿途都埋有一排柏木电线杆。
每天的早中晚三个空闲时间，公社广播站就会及时地将各大队发生的新闻播送给千家万户。社员散了工吃饭的时候，认真地收听着小喇叭里传来广播员优美的声音和播放的歌曲，在当时来说，已经感到是最大的享受了。
人们望着电线杆上的铁丝，弄不明白一根细细的铁丝竟然藏着这么大的玄机，不知道声音是怎么传过来的。
每隔几天就有公社放映员来演电影，有人看着电影屏幕上出现的各种人物，惊奇地走到电影幕前后看看屏幕上的人是怎么进去的。那时的影片绝对是正能量的剧情，使社员们的思想受到了鼓舞。
六七十年代，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那可是儿时最高兴的事了，人们唯一的期盼就是看上一场电影，满足一下自己的娱乐需求。特别是寒冬腊月的时候看电影，冻的人们不停地跺着脚.。
直到后来逐渐被人们接受之后，真正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离开电影好像缺了魂似的，一听说哪个村放电影，不管多远，哪怕是十多里路也会去观看。不到收工的时候，就没有了干活的心思，盼望着太阳快点儿落山去看电影。
有一次，放映的吕剧《李二嫂改嫁》，我们村里一位中年光棍居然到各村连看了8遍，到家的时候已经12点了，丝毫没有降低他看电影的热情。
在那个大集体的年代，农村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老百姓认为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事，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些都变成了现实。
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那时候的人们勇于面对挑战，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为今天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他们的辛勤努力，我们才拥有了美好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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