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讲东林党。
缘由是前段时间看到了一篇名为《警惕东林党》的文章。其中一如既往地将明朝灭亡的屎盆子扣在了东林党头上，虽是老调重弹，却观者也甚众。
其实东林党绝不是这样的，细读东林，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一道耀眼的反专制亮光，是批判皇权暴政祸民的斗士。
【东林党的理想】
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二十四日，东林党代表人物，明光宗朱常洛托孤大臣，时任左副都御史的杨涟在诏狱被残酷杀害。
七月二十六日，东林党另一位首领，大理寺左寺丞左光斗在狱中遇害。紧接着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也死在魏忠贤爪牙手中，后人将他们并称为“东林六君子”。
六君子惨遭迫害而死，并不代表就结束了，在魏忠贤的名单上还有另外几个重要人物：高攀龙、李应升、黄遵素、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
被魏公公锁定，意味着他们已经收到了阎王的邀请函。高攀龙不愿受辱，投水自尽，其他人陆续被逮捕到京城，他们全部死在诏狱，时称为后七君子。
两年多时间里，东林官员被害的的有数十人，下狱遣戍者百人以上，其他被革职、贬黜者达千人以上。
至此，东林党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在历史上消亡了。后来虽然也出现过复社这种被称为“嗣东林”的团体，严格意义上说，和东林没有了直接关系。
东林党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团体，他们对外排斥异己，内部有门户之见，他们的能力难言出色，他们的斗争毫无策略。
所以有人说，东林党只是一批不自量力，自取灭亡的士大夫。甚至还有人说，魏忠贤都比他们强，东林亡国，魏公公千古之类…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本人就是无锡人，小时候常去东林书院。说实话那个地方没什么好玩，只是对里面一副对联印象很深“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后来老师一直告诉我们，顾宪成、高攀龙是无锡名人，东林书院是他们讲课的地方，他们刚正不阿，都是值得敬佩的人。
当时我不以为然，读书就读书，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不影响学业吗？家事国事天下事，关心的过来？这帮人，上课就上课，上班就上班，搞那么多没用的干啥？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等到网络普及，在网上东林党俨然成了贬义词，还有人把他们归咎于明亡的主要原因。我也跟风人云亦云，讲到东林党，那是一个不屑一顾，高高在上的姿态。似乎愈贬低他们，就显得自己愈正确。
在这里，我要对顾宪成、高攀龙，对东林人士道个歉。
那时我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群体，连他们有哪些成员，做过什么事，都不十分清楚，就想当然地跟风批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不严谨的，是错误的。
后来我明白了，东林党的存在不是没有意义，他们做的事也不是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确实是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晚明的政治构架，已经不容许再出现张居正那样的“真宰相”，连夏言、严嵩这类有专决权的“假宰相”也不可能再出现。万历收回专决权，世间已无张居正，意味着不再会出现一个一言九鼎、众望所归的意见领袖，事事都要依赖皇帝的裁决。
早在万历二十七年，朱翊钧已十年不理朝政，但对于言路的打压依旧，此时东林党尚未形成，朝堂之上已无公议可言。
大臣们对朝局的影响已降低到一个极低的程度，这是所有官员都无法接受的。
皇上软硬不吃，怎么办？
晚明时期统一的舆论中心已经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舆论的多元化和多中心。
古语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皇上你可以不听大臣的话，舆论你总要考虑吧？“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舆论这个政治的晴雨表，是任何皇帝都不能忽视的。
跟皇上没办法沟通，那就走舆论的力量。士大夫们所寄望的，就是以舆论的力量推动朝政。他们以东林书院为中心，在朝、在野的士大夫以议论朝政的形式，以期推动舆论，掌握话语权，一旦形成了强大的公议势力，则可以占据较大的主动权。
东林党的舆论观是什么呢？
“公论即国是”，即将公论视为拟定国是的最终依据。
公论首先是指官僚体系内的普遍共识，如赵南星所言：“国之有是，众所共以为是者也。众论未必皆是，而是不出于众论之外。”他认为，国是只有在众论中才能确立，离开了众论，别无国是。
同时，东林党所言之公论并非仅止于官僚体系之内，并进一步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以民间社会舆论所体现的政治道德共识为主。
也就是说，皇上你不能事事独断专决。你得考虑众论，你得听听舆论。
如东林核心人物高攀龙认为：学术与世道、人心以及政治都是密切相关的，学术正，社会、政事才可能正。
通俗点讲，在晚明那个时局下，指望在朝堂上给皇帝提意见已经不现实，大家只能寄希望于舆论的力量。而这个舆论，参与的人越多越好。
其中的骨干就是读书人，他们是社会的中坚，道德的脊梁。他们所希望的，是言官依然可以上谏皇帝，书院依然可以搞民间会社，文人们依然享有言论自由。
他们通过这些方式追求“天下之公”，希望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最高理想。
舆论不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但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在社会前进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远离庙堂之时，东林党人试图通过清议实现“公议归天下”，将评判是非的标准交予民众士绅手中的方式来实现对君权的限制，清流士大夫由此成为社会舆论的代言人。
东林党人最主要的武器，就是上疏谏议、清议、讲学等舆论形式，并且受众广泛，影响深远。东林党追求一种‘荡荡平平’的公众舆论，而这种舆论的存在，是以贵贱相忘为其前提，也就是不分贵贱，人人皆有言责。
所以才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晚明曾有位著名思想家李贽，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东林党的思想未必就没有李贽的影子，他们宣传重视百姓，反对权力集中。
很明显，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不光是士大夫与宦官的决斗，也是士大夫与皇权的决斗。
东林党人很清楚魏忠贤依靠的是皇权，他们希望以自己的斗争，能让天启作出让步，换来对君权的部分限制。
虽说这个愿望如同飞蛾扑火，但能说他们是错的吗？
整个万历年间，士风一直处于处于比较低沉和压抑的状态。东林党倡导立朝居乡，无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教”的忧世情怀，对士大夫的独立气节和自觉精神产生一种鼓舞作用，改变了许多人的精神面貌。
假使，人人都对国事漠不关心，那魏忠贤行事还有顾忌吗？人人噤若寒蝉，所有官员岂不只有成为阉党一个选择？国家还能听到其他声音吗？
东林运动之所以为后世所瞩目，主要缘于其在黑暗的晚明政治中展现出的一抹亮色，也是其舆论活动的影响力所在。
也许有人问，你说得这么好，东林党还是失败了，又有什么用呢？
从个人命运角度看，杨涟、左光斗他们确实失败了，败得很惨；
从精神层面看，东林党人的抗争仍有很大意义。
并不是只有东林党懂得利用舆论，为迫害东林党，阉党也在舆论上大造声势，编造《缙绅便览》《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东林朋党录》《东林籍贯录》《盗柄东林伙》等花名册罗织罪名，意图一网打尽。魏忠贤刊布《东林党人榜》，下令将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书院全部禁毁。
毁天下书院，就是要摧毁所有在野的政治力量。阉党不问书院讲学内容，一律冠以聚众讲学结党营私的罪名，将真正的学术文化打压下去，以钳制思想，压制舆论。
你说，东林党会这么干吗？
公道自在人心，杨涟那封《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一出，以邸钞等为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传到了全国各地，“几于家钞户诵。是时，觉忠义之气鼓荡一时”。
东林党人受到迫害，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阉党肆无忌惮地镇压东林党的行径，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的公愤。
比如，东厂特务去苏州抓捕周顺昌，遭到苏州市民强力反抗。十几万人走上街头，围住衙门要求释放周顺昌。平常嚣张惯了的东厂特务头文之柄不知天高地厚，站出来吼了一嗓子：东厂抓人，你们这些鼠辈想怎么样？
这声呵斥彻底激怒了众人，数万人一下子扑过来，拳头雨点一般向特务们落下。平时仗势欺人的特务们被市民满街追打，跑得快的爬到书上，藏在房梁上，跳进粪坑里躲藏，跑得慢的不是被打死就是打个半死。
另一拨前往余姚抓捕黄尊素的特务，也被当地百姓追打，只得跳到河里保命。
东林党的话语权虽被压制，但其影响力前所未有。以反阉党的舆论为导火索，形成了全国的反阉党护东林的社会运动。
还有人说，东林党人眼高手低，只会提出问题，不会解决问题，能力实在难言出色。
要我说，这并不是东林党的问题，而是全国官员共同的问题。
万历长期打压官员，不补充缺额的结果，必然导致言路闭塞，人才断档。从万历驾崩到东林众人“众正盈朝”，不过短短两三年，官员缺少历练的经验，要让他们立马力挽狂澜，不现实。
在那个时局之下，东林党已经是其中出色的一群人。能提出问题，假以时日未必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那样的机会。
不信的话，您可以告诉我，除了这些人，天启年间还有哪些更出色的人才？
还有个常见的说法：明亡于党争。这也是个伪命题。
哦，清朝官方说“明亡于党争”，明就真的亡于党争了？党争的本质是什么？是觉醒的士林对封建专制君权的自发性限制和抵制，其实质是为了限制皇帝的权威。你说大清皇帝能同意吗？乾隆将东林党定性为明朝亡国的主因，御用文人纪晓岚等人奉旨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对这一定性做了许多更详细的阐释，可谓露骨：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患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势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
大意是：讲学和写文章相比，前者的危害更大。因为讲学会把人聚到一起，然后讨论时事、辨别是非，形成有力量的团体；文人写文章互相攻击，不过是点对点争个人声誉，影响不大。
聚众讲学，就问你乾隆怕不怕？要不要一棍子打死？
所以我的观点是：晚明的局，东林不能说没有责任，但若要说明朝灭亡是因为它挑起党争，那就是个笑话。就比如说，晚清的清流和洋务派都没能阻止清朝灭亡，请问，怪清流还是洋务？
所谓东林党就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同盟，他们的努力，其实就是朝臣对皇权进行限制的一种尝试。
明朝皇权一路走高，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一种不幸。皇帝乾纲独断的后果，必然是使得言路闭塞，要是摊上个不成器的皇帝，那就是国家的灾难。
不信您看，自明朝中期以来，在正德、嘉靖、万历前期，皇权都被约束在了一定的范围内。一旦让这些皇帝放飞自我，失控的皇权一次次将明朝置于倾覆的境地，
天启一朝，亦是如此。
批评东林党者，我觉得他们根本没研究过这个群体，只是人云亦云而已。大多数人是把东林党与明末官绅阶级混为一谈，可是东林总共才多少人，他们背得起这个锅吗？
还有人说东林党都是江浙文人，这也是偷换概念。明末山头林立党派众多，江浙地区至少先有浙党、昆党、宣党，之后才有东林。浙党一度一家独大，他们与东林党意见相左，昆党、宣党更是常与东林过不去（时有崑党，宣党与东林为难）。而其他党后来大都投了魏公公成为阉党。
还东林党都是江浙文人，江浙文人里阉党更多，知道不？
诚然，如同任何一个晚明被称为党的群体一样，东林人士中间有君子，也有小人，能力也是参差不齐。但如果我们硬要对晚明人物群体分类贴标签，东林的人品风节，总体而言优于非东林之类及阉党人物——东林不皆君子，但毕竟多君子，异乎东林者不皆小人，但毕竟多小人。
有些人总是以为世界上黑白分明。一个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一群人构成的一个集体里要么都是好人，要么都是坏人，这本身就是扯犊子的。
东林党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政治群体，作为明朝政坛上的一大奇景，它远非一个好或者坏就能够概括的。现实毕竟不是电视剧，正邪没那么分明，许多人先是东林党，后是阉党；或既是东林党，又是阉党；被认为是阉党之人出手相助东林党，也并不少见。
鲁迅先生曾如此评价东林：
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不才以为，先生的评价是很恰如其分的。鲁迅之文不可不读，先生对于人性劣根性的洞察可谓透彻，对于大喊“东林亡国”、“魏公公千古”之人，鲁迅的评价是：瑜中求瑕，屎里觅道。
正所谓：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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