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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老布讲到，热巴巾的弘佛既有笃信者的心理建设，还有王室的路径依赖。这一期咱来聊聊，他执政期间的一些具体举措，以及这些举措造成的影响。
热巴巾坐上王位的时候年纪很小，所幸父亲留下的顾命大臣给力，帮他稳住的局面。
从当时的官僚结构来说，僧相位置上站着娘·定埃增和贝吉云丹，俗相位置上的是没庐·尚赤松杰达囊。
他从赤德松赞末期便开始做大相，一直干了将近三十年，贯穿了热巴巾的整个执政期。从没庐氏的既往表现上看，属于既亲近唐朝，又亲近佛教的吐蕃贵族。
僧俗大相的良好配合，对热巴巾的内政、外交都有极大的帮助。
当热巴巾稳定住了局面，他便开始筹建自己的本尊寺了。
在《巴协增广本》里记载里，（热巴巾）召集臣属商议要以祖先的寺庙为蓝图，修建一座宏大的寺院。
他说道：“先祖当政之时，有三件大事要做，修建本尊寺院，给吐蕃民众安乐、对进犯者予以反击。先辈赞普有的只做了一件，有的只做了两件，有的依次先后做了三件。我要同时做成这三件事！”
于是赞普下令：“我要修建一座好像拉萨的城堡、桑耶的村镇、甲琼寺那样像大的，真正的寺庙。”
于是，他召来了汉地、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李域、吐蕃各地的能工巧匠，并请一位汉地的堪舆家看好了地形。
热巴巾听说在李域（于阗）有一个巧匠，技术无与伦比。
他便命人带着一只活獐子（麝）和一封信来到于阗，信中写道：“笼中关的是产麝香的动物，今派人送去，请收下。贵国有一个叫李·觉白杰布的巧匠，请让他来吐蕃修建赞普的寺院。如果不肯赠与，赞普震怒，将陈兵相向！”
于阗王见到麝非常喜欢，又担心不遵赞普命令会引起战祸，便商定照办。
但杰布却说：“我实在太老了，走不动了。我的三个儿子可以奉献给赞普！”
于阗王说：“你不亲自去见赞普一面，赞普就会派兵来打，从前的吐蕃赞普就曾率兵打过于阗。你一定要去吐蕃，哪怕死在途中，也要把你的头颅献给赞普！”
杰布无奈，只能带着三个儿子一起上路。
他顺利抵达吐蕃后，向热巴巾讲了自己对寺院的建设规划：“尼泊尔石匠的手艺最佳，应请他们来施工建筑的下三层，下三殿的门框上下都要用石头来修砌。中间三层要用烧制过的砖来砌筑，上面三层用木料、铜和皮革修建，整个建筑一共九层。
从顶层的飞檐上向四方拉出四条铁链，连到四座大佛塔上。当大风从西边刮来时，东边的铁链松了，殿顶便略向东边倾斜；当风从东边刮来时，西边的铁链略松些，殿顶便向西边倾斜。要像日娜山峰高耸入云一样，修建一座殿顶上的大鹏鸟头也高入云霄的寺庙。”
从这段记载里可以解读出很多内容：
1、热巴巾修建的寺院规模异常宏大，属于发前人所未能。
热巴巾征集了各地的工匠，其中来自于阗的工匠属于半胁迫状态，由此可以窥见当时吐蕃和于阗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前曾经专门讲过吐蕃和于阗的关系，提到于阗在公元791年[1]，或798年[2]被吐蕃彻底控制。这两个时间点分别是唐德宗的贞元七年，或贞元十四年，对应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晚期。
吐蕃拿下于阗后，任命了军政官员，于阗王虽然得以保留，但已经成了傀儡。
一份于阗出土的文献上赫然写着：“于阗主事者，虽被授予金告身（玉告身）等，但仍处于（吐蕃方面）红铜告身的节儿以下。”[3]
这就可以解释，于阗王因何不敢违背热巴巾的命令。
考虑到于阗一直都是西域佛教的重镇，曾修建过大量的佛寺建筑，吐蕃调取能工巧匠来帮助修建寺院也符合逻辑。
2、热巴巾在修建寺院前请汉人术士占卜堪舆；
这种“汉人精通堪舆”的思路与两位公主进藏后曾使用堪舆术的描述一脉相承。
这种思路的缘起，可能跟藏人认为藏地阴阳五行、风水、历算的知识，来自于中原有关。
至少在教法史料创作的时间点上，这种思路广泛存在于各种史料之中。
写成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里，不仅记载了文成公主入藏时携带有“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同书还记载了大昭寺建成三年后，松赞干布派四名吐蕃子弟赴唐朝学习占卜的事。他对四名青年说：“要学习测算生死、推算四季时节，须与汉人接触，你们要努力成为学者，我会给予重赏。”
四人学成后回国，将他们学会的占卜历算之法全部译成了藏文。其中，甲迦冬衮对汉地的测算法尤其精通，他和儿子相继担任了宫廷的卦师，这是汉地的历算之学在吐蕃最初的传播。
但我们要清楚一点，文成公主精通风水堪舆之术的记载，几乎全部来自晚期的佛教史料，早期史料的记载极少。
目前能看到的，只有一份在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中有隐约的痕迹。这位文献上描述了文成公主进藏后，各位王公贵妇前来拜见并献上礼品，之后公主“于盆域中部……定其宅”。
据推测这个“定其宅”的意思，可能跟风水堪舆有点联系。
到公元11世纪以后，藏地开始出现大量的伏藏文献，其中《玛尼甘布》、《柱间史》、《莲花遗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文献开始将文成公主描述成擅长风水堪舆的形象，比如大家熟知的大昭寺建立和西藏镇魔图。
这种对文成公主的塑造，有个相应的历史背景。
从11世纪开始，藏地学者花了大量精力来学习中原的风水、占卜知识。然后他们又把这些知识的传入与文成公主联系在了一起。[4]
我们经常说文成公主是汉藏交流的符号，这种显而易见的符号意义，并非来自于今天的定义，而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被藏族学者逐渐塑造而成的。
- 寺院使用了不常见的建筑材料；
藏文史料明确提到，建筑的中间三层使用了烧制过的砖。
这种建材的烧造和使用，在吐蕃的建筑中非常罕见，可以认为有相当数量的唐人工匠参与了建造。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看，吐蕃豪取河陇数十个州县，掠走的人口估算有上百万之多。这些人带来了烧造和砌筑土砖的技术，并被征调参加了寺院的建造。
另外，这座寺院还使用了一种刷新认知的建筑材料——琉璃构件。
一般认为，藏地建筑最早使用琉璃瓦的案例是元代的夏鲁寺。
但在2022年，张建林老师对温江多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很多琉璃板瓦、筒瓦、方砖，颜色有蓝、绿、白三种。其中的白釉构件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的白釉建筑陶瓷。[5]
通过对这些琉璃构件的研究可知，早在吐蕃时期烧制琉璃的技术便已传入藏地了。
4、高耸入云的寺院建筑
从史料和现场发掘的证据上看，主体建筑四周有四座塔身遗址，相距中心建筑约80米左右。
如果以四方角塔通高15米计算，中心建筑的总高度必须在60米以上，从主建筑垂下的四条铁链才能形成45°以上的夹角，否则铁链的自重将难以克服。[6]
单说数据，大家可能没有直观感受。
我们知道，西安的大雁塔高69.13米，布达拉宫与前方地面相对高度是113米。由此可见，热巴巾修建的佛寺建筑有多巍峨，确实不负“像日娜山峰一样高耸入云”的描述。
由于这座寺院在佛教史上的意义，众多教法史料都有详细的描述。
《汉藏史集》就明确指出了温姜多寺的建造时间是831年，寺名也确定为“温姜多无例吉祥兴善寺”。
这里面“无例”的词段，就是在形容前无古人的地位。
可惜这座恢宏的佛寺并没有保存多久，朗达玛上台后出现了灭佛运动，温姜多寺便遭到了毁坏。
如此算来，前无古人的温姜多寺，仅仅存在了几年而已。
以当时吐蕃的国力来说，建筑一座温姜多寺，就算它再恢宏、再高大也完全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吐蕃不是只有一座“温姜多寺”。
有句话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热巴巾已经摆明了态度，大臣们必须跟上潮流啊！
于是各种寺院在吐蕃遍地开花，这些寺院不止建在拉萨，也分部在康巴和安多，以及吐蕃占领的河西走廊。目前敦煌保存的洞窟中，有四十多个为吐蕃时期所建，大多处于热巴巾时期。
这些寺院的建设消耗了巨量的财富，但吐蕃付出的还不仅仅是寺院的建设费用。
在楚布寺里保存着一方《江浦建寺碑》。
这方石碑立于热巴巾时期，记载了四大尚族之一的蔡邦氏，在“江浦”地方建寺的历史。
碑铭里赫然写着“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不征赋税，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7]
这也就意味着，行政机关无权对寺院的田地、商铺、属民征收任何税赋。
这种不纳税的特权，如果只发生在一两座寺院倒还问题不大。
但按照《贤者喜宴》的记载，热巴巾的目标是要建造一千零八座佛寺。
《红史》在描述吐蕃王臣修建了一千零八座寺院后，写了这样一句话“吐蕃臣民因此得到了幸福安乐”。
吐蕃臣民得到了幸福安乐吗？
在《汉藏史集》和《贤者喜宴》中记载：有人对僧人指指点点，有人用眼睛瞪僧人，热巴巾便下令道：“对我供养的僧人不能这样做，砍掉他们的手指，挖掉他们的眼睛！”
热巴巾用这种暴力手段来塑造僧人的社会地位，在吐蕃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他们不用生产，也不需要纳税，没有人敢指责他们，他们游离于吐蕃的行政管理之外。
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你们觉得这个群体会变小，还是变大；是会变好，还是变坏？
事实上，热巴巾的弘佛举措还不仅限于此。
为了让僧人过得更舒适，他还扩大了供养人的数量。
在赤松德赞时期曾经有过一道昭命，每个吐蕃僧人由国家划拨三户属民供养，到了热巴巾时期供养人的数量增加到了七户。
于是更多的国家资源投入了佛教集团，这个依附在吐蕃经济体上的黑洞变得越来越大。
我想问刚才的问题，吐蕃民众得到幸福安乐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热巴巾的弘佛举措，除了修建寺院、增加供养以外，他还延续了赤德松赞时期的文字厘定和译经事业，与此配套的便是大规模的抄经活动。
在敦煌的文献记载里，仅仅抄写1部佛经就耗时3年，动员了239名写经人和校勘者。这些人在抄经期间，家中的家畜、财物要被扣押，监督者若无法完成任务，其兄弟、亲戚将遭受监禁的处罚，甚至里正也会被连坐，每缺1卷，受杖10下等处罚。[8]
这仅仅是一个地方的一次抄经活动，就要耗费如此多的民力。
这些身处其中的吐蕃民众被迫脱离生产劳动，甚至家中的生产资料都要被扣押，那在全国广建佛寺、译经、抄经、举行各种法会，又要消耗多少民力？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不过我们可以从唐朝人的描述窥见一斑。
在唐文宗太和年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名叫《奏吐蕃交马事宜状》。
其中写道：“臣又见蕃人来说云，其首领素已年侵，更兼心疾，不恤其众，连诛旧臣，差征无时，凶荒累岁……。”
泾原地处唐蕃边界，辖区内设有边贸市场，王茂元的消息来源于前来交易的吐蕃人，算是比较可信的情报了。
从他得到的情报上看，吐蕃国内乱局已显，天灾人祸连番而至，综合起来就是不体恤众，随意发动徭役，很多大臣被杀，还连续遭遇了天灾。
王茂元担任泾原节度使的时间为828年至834年之间，恰好对应热巴巾执政的晚期，也恰恰是温姜多寺的建设期。
我们是不是可以据此猜测，在热巴巾执政的晚期，快速膨胀的佛教集团已经让吐蕃民众不堪重负了？
说到这里我特别希望有一个数据，就是吐蕃的僧人与人口的比例。
可惜这个数据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了。还别说僧人数量的占比，就是当时的吐蕃有多少人口，都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
我们用中原的数据来做个类比：
北魏末年人口数量不到三千万，僧尼数量超过两百万人，占比接近10%。北周的人口只有九百万，僧尼数量达到了令人瞠目的上百万人，占比高达11%。北齐的情况也差不多，僧尼比例也超过了10%。[9]
要知道，古代农耕社会比拼的是人力，没人劳动则万事俱休。
在古代十个人里抽一人去当兵，就已经是穷兵黩武、灭国之兆。那还是去当兵打仗，万一打赢了，还能有点收益。
这可是在寺里念佛，对国家经济没有任何贡献。
跟热巴巾时代接近的会昌灭佛，拆毁寺院四千六百多座，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释放奴婢佃户六十五万人，而当时唐朝人口超过五千万，所有佛教人口的占比只有千分之一点三。
就这点比例，唐武宗都忍不住下手了。
再说一个例子，北宋真宗年间僧人数量达到了四十五万人，当时宋朝的人口起步也是两千万数量级，占比只有千分之二点二。
就这样大臣要求抑制佛教的奏折都快把宋真宗埋起来了。这个数量也是两宋三百年的峰值。
一般来说，僧尼人口占比超过百分之一，就会对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吐蕃能有多少国家资源可供佛教势力消耗？
会不会就在热巴巾暴力弘佛的过程中，那些深受其害的民众已经在累积怒火。当这些星星点点的愤怒汇聚成势不可挡的狂潮，它将会烈焰焚天，毁灭一个恢宏的王朝！
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放大一点，正在积蓄愤怒的，仅仅是吐蕃的底层民众吗？
会不会也有一些贵族怒火中烧，在等待一个爆发的契机呢？
参考书目：
[1][3]、《吐蕃统治下的于阗》_高永久、王国华；
[2]、《8世纪末吐蕃占领于阗史事钩沉》_沈琛；
[4]、《从文成公主形象看中原风水、占卜知识在西藏的传播》_石硕、刘欢；
[5]、《西藏曲水温江多遗址琉璃砖瓦的成分与工艺研究—兼论吐蕃周邻地区的工匠来源》_石若瑀、席琳、张博、夏格旺堆、张建林、温睿；
[6]、《温姜多无例吉祥兴善寺修建史实考述——兼论藏文史书记载的温姜多寺、昌珠寺与于阗工匠入藏的关系》_谢继胜、贾维维；
[7]、《吐蕃金石录》_王尧；
[8]、《西藏通史·吐蕃传上》_张云、林冠群主编；
[9]、《三五一宗灭佛研究》_张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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