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局发展到重要关头，如何认识当前形势，需要作出怎样的应对决策，成为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等待回答的问题。两党分别在八九月间隆重召开会议，进行研究。
蒋介石决定召开的是“三年来戡乱检讨会”。这次会议开得郑重其事：先由国防部有关厅局开了十一天预备会，就军政和军令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准备意见。8月3日，检讨会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开始，开了五天。参加会议的除3月底刚从美国归国、接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及所属各次长、厅长外，还有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参谋长，各军军长和参谋长等。白崇禧、徐永昌、汤恩伯、杜聿明、宋希濂、黄百韬等也出席了，会议显得十分隆重。蒋介石每天到会并讲话，足见他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
此时此刻，举行如此隆重的军事会议，理应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奇怪的是，事实上却没有。
会议前一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刚就任国防部长两个月的何应钦在会上就指责蒋介石越级指挥和独揽人事权力，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愤激地写道：“何应钦又在政治会议中特提指挥军队未经过其国防部转行手续，并称人事团长以上皆由总统决定，不经过评判会手续，以军事失败责任，彼全推诿而归总统一人负之，并有鼓动委员提议军事指挥与人事职权重新决定移转于国防部长执掌之议。此诚可痛可叹之事。彼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乘此时局严重、人心傍偟之时，竟有此意，是诚万料所不及也。”长期小心翼翼伺候蒋介石的何应钦回国不久，竟敢在中央政治会议批评蒋介石，这事确实非同小可，说明风向确实有些变了。会议还没有开，高层内部已闹成这样，可以说是不祥之兆。
会议第一天，蒋介石致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开会词。他一开始就讲：两年来军事的整个局势“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原因在哪里？整篇讲话没有对战局作任何具体分析，只是训斥高级将领精神颓废、信心动摇、天天只是朝着失败的方向去着想。他说：“我的心理与精神，完全是与这些失败主义者相反的。今日在我的心目中只想怎样去增加各地的援军，巩固各地的防务，扩展各地的防区，肃清各地的散匪，而从不想到会有失守的时候。我的革命观念是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我以为专从失败方面着想，不是一般官兵应有的心理！尤其不是我们一般将领应有的心理。”“所以我认为今后我们要振作军心，提高士气，唯一要务就是要我们高级将领恢复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我相信大家今天听了我这一篇沉痛的训斥，一定能够激发良知，痛切悔改，将平时一切精神心理生活行动，在会议中间详尽检讨，切实改正。如此，大家一转眼之间，即可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那么我们这次军事检讨会议，就是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而各级将领的功业，自可以永垂不朽了。”这番讲话，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简直如同梦呓。
第二天起，由黄百韬等将领报告近期几次战役的经过，由蒋介石作讲评。参加这次会议的徐永昌在8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蒋先生讲：共党哲学可以十六个字包括，即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对此，吾人应以其矛而攻其盾。今日诚为一思想之战。彼所持者不能久，久则必败。吾人之过失在知而不行。今后应即知即做，须知明日即迟。末讲官兵如能将操典纲领十五条切实做到，何愁乱之不平。因规定：军队每月须讲解此十五条一次。”[30]以后两天内，他又讲到伤兵医院、兵额饷项、将领不睦、前方部队携带眷属等问题。这些在与会者听来，大多是空话或枝节问题，不能实现作战指导。会议闭幕那天，蒋介石自己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又对军会训示一小时余，自觉言多重复，与言之不能贯澈，反令听者失望失信为虑。”五天的军事检讨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这次会议没有作出什么重要战略决策。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却是事实。参加这次会议的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议名为检讨会议，实际上是以蒋介石向将领们打气为重点。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则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他又写道：“我翻阅旧日记，并认真回忆，无论是在这次准备时间，或正式会议期间，并没有对各战场作重要指导。这期间蒋介石于7月25日赴莫干山，月底才返南京。8月3日正式开会，7日闭幕，9日蒋介石即去庐山，中间并无重大决策。”他在会议闭幕那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此次检讨会目的不明，准备不周，秘书处未能发生综合作用，所以毫无头绪。余总觉总统枝节指示，大家亦即枝节追随，所以乱得很。”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明白，这次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他在会议结束后的日记中写道：“军事检讨会议连开五日，每日亲自出席训示。在此百孔千疮、诽谤丛集、侮辱重重、忧愤频乘，又目见高级将领何、白等不惜毁损统帅、以求自全，而并无一人出于至诚表示拥护，以纠正目前自私自保之颓风也，思之可痛。”“对军会自觉已尽其心力，期其有效，甚恐听者藐藐，未能感动于中。只有但问耕种、不问收获之喻，借以自慰耳。”
这就是蒋介石在战略决战前夜召开的军事会议的真实情况。在这样严重的历史时刻，郑重其事地召开的军事会议竟开成这样，会后与会者对下一步应该怎样看和怎样做，都不清楚。它的后果可想而知。
会后，何应钦发表告全国官兵书，讲的还是“希望我全体官兵，振作精神，再接再厉，以歼灭共匪的主力，来庆祝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并争取剿匪戡乱战争的胜利”这样一篇空话。国民党军统帅部就是这样迎来战略决战的，正是其末日降临时的征兆。
一个月后的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也开了十一天的预备会议。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是新中国诞生前一次重要的决策会议。会议充满夺取全国解放战争、准备创建新中国的蓬勃朝气，对下一步的军事计划、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同南京政府那次日暮途穷、一筹莫展的会议形成鲜明对照。
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作报告。尽管三大战略决战还没有进行，但他对决战必将胜利、新中国的诞生为期不远，已确信无疑。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将要建立的新中国应该是怎样一个国家，要对未来的新中国初步勾画出一个大致轮廓。毛泽东、刘少奇等对这些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对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兼任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的专题发言。他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攻坚与野战之互相结合。攻坚，敌必来援，就造成野战的机会。”“这就使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正规战，必须要求部队教育、政治工作及各种制度规章的建立。”他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他在谈加强战争计划性时，特别点出中原和北宁线，预示着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即将开始。为了加强作战的集中指挥，他提出了人民解放军要“统一建制”。“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这就可使第三年的战略任务计划实现得更好。”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军委制定的《人民解放军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
根据“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更加正规化、集中化”的要求，《人民解放军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确定要“充实野战部队，增建特种兵部队，整顿地方部队，精简后方机关”。野战部队设野战军、野战兵团、纵队、师，实行“三三制”。当时有五个大军区、四个野战军，九个兵团，五十一个步兵纵队，一百六十八个师，特种部队六十四个团，地方部队二百五十个团。野战部队的番号，由中央军委统一编排；纵队和师按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华北的次序排列。特种兵部队，主要是建立炮兵，首先是建立各纵队的炮兵团、营；其次视条件许可，逐渐建立各纵队的工兵营、连。地方部队分为作战部队和警备部队。
会议强调要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并发出了关于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的电报。
不久，周恩来在9月30日的一次报告中说：“我们的战术是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打他们。他们的部队在运动中分开了，我们就消灭其中的一部，我们采取的是‘消灭战术’。蒋介石的参谋总长对此有个说法：跟共产党打仗只要不被消灭就叫胜利。这样还能打仗？”“那么今后将打出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来呢？先拿地域来说，今后要在现有的面积上再发展一倍，达到占全国面积的二分之一。”他特别强调：“打仗要靠士气，蒋军现在的士气比过去差远了，一天天地在消沉。”“蒋介石目前的处境，我们赠送他四个字：‘众叛亲离’。众叛，就是人民大众一致反对他；亲离，就是统治阶级、身边亲信也不相信他。他在政治上到了这样一个众叛亲离的地步，还怎么能维持天下呢？蒋家王朝现在已坐在刀尖上了。”
人民解放军在厉兵秣马地准备发动战略决战，争取更大的胜利，一切都在有计划地紧张准备着。而蒋介石在很长时间内对将要到来的大变动却懵然无知，看到的只是战场上一个一个起起伏伏的现象。他在8月底日记的“上月反省录”中写道：“本月份军事稳定，各战区无甚变化，惟陕北卅六师损失半数，殊为遗憾。其他经济、教育、政治较有进步，其乃国家转危为安之一月乎。”三天后，他在日记中又写道：“一俟经济改革有效，立即全力从事于军事，以期有济于党国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决战没有几天就要打响了，蒋介石却以为“军事稳定，各战区无甚变化”，想先集中力量处理已使他焦头烂额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以发行金圆券为标志的“币制改革”，下一步再“全力从事于军事”。从双方军事统帅部状况的这种巨大反差，我们相当程度上可以想象到这场战略决战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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