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姜过云，编发/史乎文乎】
1969年12月，十八岁的我从家乡公社中学应征入伍，开始了我
十四年的军旅生涯。到部队后，我历任战士（两年）、班长（一年）、副排长（一年，当时我们部队有副排长职位）、排长（1973年底提干）、副连长（1976年底）、连长（1978年中旬）、副营长（1982年底）。
在副营长职位上工作一年后，在1984年3月，我转业回到地方。纵观我十五年的军旅生涯，1978年，在副连长职位上，我仅工作了一年半，就被破格提升为四连连长。这其中，除了我自身的努力，领导的关怀外，还离不开“运气”。1978年中旬，因为一些原因，不少部队都开始扩编。当时，我们团也开始扩编，一扩编，连队基层干部就大量缺失。因此，在老二连当了一年半副连长的我，就被破格提升为新四连连长。那一年，我27岁。
由主管连队伙食工作的副连长，一下成为一个连的主官，这跨越着实不小。因此，刚开始接手连长工作时，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但工作无论如何进行，我始终坚持着一点，那就是把连里的战士们，放在第一位。记得1978年11月的一天，我发现连部的通信员小吴（1976年兵），忽然没了以往工作时积极热情的状态，有些神情恍惚、六神无主。
因为每天都在我身边工作，小吴情绪一有变化，我看得很清楚。所以，看着他这忽然的转变，我知道，他是心里有事。因此，在第二天晚饭后，趁着战士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就去连部宿舍找到小吴，跟他谈了心。坐下后，见小吴神色悲伤，我就直接开门见山地问他，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在七十年代，在部队，战士们情绪发生变化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发来电报，说父亲或母亲重病）。
听了我的询问，刚开始时，小吴还有些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见他这样，我知道我猜的是八九不离十，小吴肯定是家里发电报或者来信“报忧”了。因此，为了减轻小吴的心理负担，我就拍着他的肩膀，认真地说，“小吴，这半年，你一直在我身边工作，我也很看好你。你要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一定要跟我说。”
听了我的话，小吴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忽然抬起头，眼含热泪地说，“连长，昨天我家里忽然发来了一封电报，说我母亲病重，让我赶快回家见她最后一面。可我看连里最近工作这么忙，指导员生病都还在坚持着（当时，我们指导员的胃病很严重，常常是胃痛的浑身发汗，可为了连里的工作，他还是始终坚持着），我怎么能请假。”
听小吴说完，我又问了他几个具体的问题（家里父母年龄多大，有没有弟弟妹妹等等），然后就开始思索着。我想，连里的工作确实很忙（为演习做准备），也确实是缺少人手，我跟指导员每天也都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所以，当时连里战士们的探亲假，也都暂时停止了。可小吴，他母亲病重，这要是不赶回去见最后一面，肯定会成为他心里一辈子的遗憾。
况且，工作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到战士们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思索后，我决定给小吴先批十天假，让他回家后，视具体情况而定（推迟几天来也没事，给连里发一封电报说明就行）。听我说完话，小吴猛地站了起来，然后抹着眼泪说，“谢谢连长。”我连忙摆了摆手，随后，我又问他身上的钱够不够（当时，小吴当兵第三年，每个月的津贴是八元），不够了，先从我这里拿。
听了我的话，小吴摇着头说，“连长，我身上还有攒的三十元，够了。”当时在部队，战士们每个月的津贴，除去买些生活必需品外，是一点舍不得花，全都攒了起来（连里大部分战士都是农村兵，家里条件都不好，他们都想把自己攒下来的津贴寄回家，补贴家用）。见小吴说够了，我也没再多问，就让他赶紧去写请假条，等我批准后，拿到营里签字，争取明天早上就出发回家。
许多年后，在一次战友聚会上，说起这件事时，小吴还是红着眼，哽咽地说，“老连长，当初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让我回家的及时，我还真见不到母亲的最后一面。”我当连长那四年多里，无论是小吴，还是其他战士，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时，不管连里的工作有多忙，我也都会让他们立马回家探亲。因为我不想让战士们的心里，留下永远的遗憾。
除此之外，在连里战士父母来部队探亲时，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当时，我们部队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但我还是对司务长说，只要有战士父母来连队，连里就一定要负责住宿和伙食（跟我们一起吃饭）。除此之外，在战士父母来队探亲期间，我跟指导员也会抽空陪他们吃一顿饭，告诉他们我们连队的情况（让他们心里不要担心），以及说一下该战士在连里的表现（基本上都是表扬）。
连长作为基层的主官，工作看起来虽然简单，实则不然，因为这关乎着连里每一位战士的成长历程。有句话说得好，“基层虽然没有大事，但是，小事是大事的根源，必须时刻关注着细节。”
可凡事，“有利，就有弊”。在我当连长的四年多里，大部分战士家里发来的“病重速归”电报，都是真的。可偶尔，也会有极少数战士的父母，因为长时间不见孩子了，特别想念，就发来一封假电报，说“病重速归”（其实只是想看看孩子）。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跟指导员就很头疼，记得1978年12月底的一天，连里居然收到了两封“假电报”。而这，也会完全打乱连里让战士们回家探亲的规划（在七十年代，当兵满三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工作不忙时，战士们按照连里的安排，依次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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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战士们家里发来的“病重速归”电报，无论是真、是假，我跟指导员都是不想看到（不希望是真的，也不希望是假的）。
除了战士们回家探亲，我跟连里的几位干部，也会在工作不忙时，轮流回家探亲一次，看看父母、看看孩子。当时，我们连的八位干部（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三位排长和司务长），全都结了婚，一半都有孩子。记得那是1980年6月初，一年多没有回家的我，在指导员的催促中，放下手里的工作，踏上了回家探亲的路程（当时，我的儿子刚满三岁）。
因为时值6月初，家里正在收麦子（我选择这个时候回家探亲，也是想减轻妻子的负担。毕竟，她一个人在家，既要照顾年老的父母、照顾年幼的儿子，还要忙地里的农活，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当我拎着挎包，风尘仆仆地站在家门口时，看着院子里光着脚、满身是土的三岁儿子正坐在地上玩时（妻子赶着收麦子，实在是顾不上照顾他），我的心里真是特别难受。
而后，当我走进院子，从挎包里拿出专门给他买的玩具递给他时，我三岁的儿子也只是怯生生地喊了一声“爸爸”，就再也无话可说了。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可每每想起这一幕，我的心里还是悲伤万分。在当时，两地分居的军人和家属，实在是太难了。
好在到1982年，我升任副营长后，妻子和儿子，终于能随军了（在当时，部队干部家属能随军的条件是，一，副营职；二，十五年军龄；三，男方三十五周岁以上）。在妻子和儿子随军一年后，在1983年底，考虑到家庭原因（一是远在老家的父母，身体都已经不好；二是年幼的儿子，因为随军条件艰苦，身体很是羸弱，经常生病），我跟团首长说明了我想转业回家的想法。而团首长，虽然十分惋惜，但考虑到具体情况，还是同意了我转业的请求。
就这样，在1984年3月，我结束了十四年的军旅生涯，从副营长的职位上，转业回到地方。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我离开部队，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虽然时过境迁，可每每回想起当年在部队生活的一点点、一星星、一幕幕、一片片，还是让我魂牵梦绕、怀念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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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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