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国务院批准修建岗南水库。

因为修建这座水库,建屏县县政府所在地洪子店被水淹掉了,因为当地大部分都被水淹没,建屏县数万群众后来都迁居到了其他县或外省,后来建屏县也被合并进入今天的平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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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建屏

建屏县也就此成为了历史。

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建屏县专门为以病逝在战场上的八路军将领而设立的。

他的名字叫周建屏

正如当年将辽县改名左权县,是为了纪念牺牲在那里的左权将军一样。

原来本来是没有建屏县这个地方的,到1938年6月,时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的周建屏病逝,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八路军军事将领,中央于1940年8月决定,以平山、井陉、获鹿一部分地方区域置建屏县,俗称东建屏。

之所以有个俗称,是因为到1945年10月,建屏县被撤销后,中央又决定以平山县西部地区析出置建屏县,后来俗称西建屏。

很少有人知道,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迁移至西柏坡时,就是在建屏县西柏坡,除了党中央住在西柏坡外,当时不少中共中央机关都是住在建屏县围绕西柏坡其他几个村庄之中的。

毫无疑问,建屏县就是一个革命老区,也是一个革命圣地。

话又说回来,周建屏的名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不为人所熟知,因为他去世太早,不少熟悉党史的人认为,如果周建屏不牺牲,到建国后授衔,至少也是上将打底,甚至还有可能被评为大将。

在土地革命时期,周建屏就参与过红军的创建工作。

周建屏将军生前谈自己经历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当过光绪、宣统、洪宪三个皇帝的臣民,也参加了推翻他们的斗争。从辛亥革命起我就为民主、共和而奋斗,但均未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真正当家做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892年,周建屏将军出生于云南宣威,甚至比毛主席还大一岁。

应该说周建屏将军出身不错,其父周义忠在清末时期当过云南宣威的一个小官,作为官宦人家出身的孩子,周建屏自幼便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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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云南讲武堂旧址

不过,很意外的是,周建屏接受的是最传统的私塾教育,长大后却在云南参了军,更是在1909年考入了云南讲武堂。

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科举制度也早在1905年废除,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全国各地编练了新军,当时云南新军也聘请了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充任各级将领,就连云南讲武堂的教官,也都是来自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

周建屏在云南讲武堂也接受了最新式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接受过革命思想的熏陶。

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周建屏到滇军中履职,并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并结识了当时尚在滇军中的朱德。

1915年在护国战争中,周建屏是朱德麾下一连长,随着战功逐渐升迁至旅参谋长,毫不夸张的说,以周建屏的资历在滇军中还是有相当的地位的。

不过很显然,周建屏也看不惯军阀混战。

朱老总当年就是如此,他本来在滇军中能轻而易举的获得高位,但他放弃了身份地位,出走德国留学,在柏林结识了张申府、周恩来,在两人介绍下,朱老总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建屏在这方面经历就要坎坷的多,他没有离开过滇军,但刚强的性格又始终不溶于当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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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朱老总在德国留学时留影

1923年9月,周建屏离开了滇军,回到原籍江西省金溪县双圹镇左源村隐居了一段时间,1925年又受到赣州的杨如轩邀请,出任其麾下辎重营营长,并逐渐升任至师部少校参谋。

可也就在前路茫茫之际,北伐军的到来让周建屏顿时感觉找到了方向。

北伐军打进湖南的消息传来时,周建屏欣喜若狂,当即弃职南下,参加了朱培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实际上也是滇军改编而来),并随北伐军一起参加了攻克南昌的战役。

也就是在滇军中,周建屏又遇到了当年的老上司朱德。

1927年1月,根据党的指示,朱老总赴江西南昌,朱培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就驻扎在那里,两人本来就是老同学,在朱培德邀请下,朱老总出任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周建屏去拜访朱老总,将自己内心的苦水倒了倒,朱老总耐心的教导了他,令他深受鼓舞,不久之后,周建屏在朱老总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本人也自请从第3军9师27团2营(任营长)调入军官教育团。

(不少资料中也称周建屏这一时期曾求学于黄埔军校,北伐时期曾任第四军营长)

1927年8月1日,周建屏参加南昌起义。

三河坝一战,周建屏负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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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起义部队后来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周建屏始终坚定不屈,面对国民党军追兵抓捕,周建屏躲进了汕头一家寺庙中暂避。

一直到这年冬,周建屏才从汕头返回南昌,并辗转抵达上海,并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在组织安排下,周建屏化名周子炎赶赴赣东北,参加方志敏领导的江西红军。

毫无疑问,周建屏被派往赣东北,是以军事干部的名义前往的,当时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横(峰)苏区缺少军事干部,上级考虑再三后,决定将周建屏派过去。周建屏自到任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干。

1929年8月23日,周建屏参与并领导了汪家墩起义,起义成功后,部队被改编为赣东北红军第一大队。1929年10月,第一大队改称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周建屏任团长。

1930年6月,方志敏、邵式平决定以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扩编为红军独立师,随后又发展为红十军,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政委。

周建屏率领红军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领导下,苏区的范围不断的扩大。

需要指出的是,红十军在成立之初,总兵力只有1700余人,武器也很落后,全军上下只有长短枪支1000余,人均都凑不齐一支枪,当时红十军有一直直属特务营,特务营下属有一机炮连,全连就只有机枪一支、迫击炮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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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方志敏

更麻烦的是,红十军在成立之初,也不可避免的受“左倾”错误主义的影响。

方志敏对“左”倾冒险主义者的主张很是愤慨,在人数、装备水平均不如敌人的情况下,贸然打大城市只有死路一条,但屈服于中央的压力,又不得不服从。

当时周建屏正率红十军一部攻打九江、鄱阳,方志敏话里话外意思说得非常含糊,只是嘱咐他“相机行事”。

可从周建屏后来的反应来看,他很明显理解了这四个字的含义。

在红十军整个的作战中,周建屏始终采取很机动灵活的战术,没有选择与敌人硬碰硬,而是采取游击作战的方式,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在持续的不间断的战斗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赣东北苏区也在战斗中不断的扩大。

从1930年7月17日,红十军首次出击赣东北,短短3个月,红十军就从原来1700余人扩大至6000余人,原来的三个团扩编为3个旅,武器装备方面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932年11月,赣东北红军在保卫苏区的基础上,将根据地扩大至闽浙赣地区,根据中央的指示,赣东北省委改称闽浙赣省委,并成立了闽浙赣军区,统辖根据地内的红十军以及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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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组数据统计,闽浙赣苏区根据地最大时控制着52个县,总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红军以及武装力量总计3万有余。

1933年1月,红十军改称红十一军后,周建屏仍任军长。

周建屏率领红十一军与红三军团在贵溪会师后,红十一军并入红一方面军,并接受中央指示,红十一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率部与敌周旋,掩护主力转移,为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遗憾的是,因为“左”倾错误主义的影响,红军后来仍然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之路,而周建屏率领红24师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也因为作战环境艰难,周建屏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重伤。

1935年1月,周建屏在作战中负伤,因为医疗条件恶劣,导致周建屏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已的情况下,周建屏于同年5月,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前往上海养伤。

要知道敌后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也几次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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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陈毅

1934年8月底,陈毅在战斗中被子弹击中右腿胯骨,但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在即,手术也只是仓促取出弹片,在后来战斗中,陈毅的腿伤时好时坏,因为缺少医药,伤势复发是只能擦万金油止痛,因为伤口化脓流血,陈毅不得已之下,将自己捆在树上,命令警卫员把右腿的脓血挤出来,结果挤到最后,挤出一块碎骨。

可即便是如此重的伤势,陈毅都没有离开部队,而周建屏却因为复发伤势不得已而离开,可见他的病情确实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的时候。

1936年底,周建屏在伤势痊愈的情况下,经上海地下党组织护送前往延安。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建屏担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并率部在平型关右侧担任主攻任务。

1937年11月,根据中央的决议,八路军115师来了一次大分兵。

太原战役落幕后,在整个华北,国民党军已经不具备抵抗日军侵略的能力,从某种程度而言,华北的主要抗战形势,将会是以八路军为主的敌后游击战,也正因为如此,中央考虑让八路军115师一部分主力留守五台山地区。

不过,这次分兵很显然不是均衡的分饼策略。当时留守五台山地区的是以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独立团1700余人和骑兵营,如果再算上其他一些地方部队,总计兵力也超不过3000人。而林彪则是率领着八路军115师2个旅的主力部队继续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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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聂荣臻

很显然中央考虑到一个实际情况,当时的五台山地区已经完全沦陷于敌手,大规模的正规部队难于活动,只有小规模的武装力量,才能在敌人力量间隙游走。

对聂荣臻而言,这绝对是一次艰巨的任务。

因为当时115师大多数的将领都跟着林彪南下走了,聂荣臻身边几乎处于无人可用的境地。只有一个独立团团长杨成武。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是周建屏撑起了一片天。

在115师分兵的方案中,周建屏以343旅副旅长的身份,跟着政委聂荣臻一起挺进晋察冀。

在土地革命时期,周建屏就将1700人的红十军扩建成6000人,开趁势开辟了闽浙赣根据地,让他跟着聂荣臻一起到晋察冀,无疑是让他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周建屏陪伴聂荣臻的时间并不长,可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打完平型关战役后,周建屏就率领一个教导营到了太行山东麓,并进入平山的洪子店。

尽管周建屏当时手里有这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但他知道如果陷入日军重围中,这点人根本不够看,所以他没盲目的与日军交手,而是像做饼时候撒糖那样,把教导队均匀的拆成了十几个工作队,深入敌后到各个村庄去发动和组织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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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形势图

周建屏以身作则,亲自带着一个工作组到了一个村子,并扎下了根。

不久之后,太行山东麓数个村子都组建了抗日自卫队。

有了战斗力,周建屏决定给日寇一个教训,他决定奔袭王田村,为此他派人通知了几个村子的工作队,凑成一个整排,并挑选了30名自卫队员当协同作战。

战斗开始前,战士们都劝周建屏留在岭上,但他却来到了村子前指挥战斗,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打仗的时候在最前沿,和战士们在一起。

等到第二天鬼子增援收到信跑来的时候,村子里只有30多具被剥了个精光的尸体,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早就跑的无影无踪了。

虽然这场战斗的规模并不大,但在老乡们口口相传之下,晋察冀的百姓们都说:

“八路军转战太行山啦。”

1937年11月底,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控制了平绥、平汉、同蒲、正太铁路之间的广大区域,11月7日,根据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辖4个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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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周建屏和战友们合影

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在平山县洪子店成立,周建屏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并同时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

第四军分区建立起来以后,周建屏带着教导营数次与日寇激战,打出了赫赫名声,根据地之间的民众抗日热情持续高涨,人们纷纷参加八路军,四分区的正规部队很快从一个营扩大到三个营。

可这个时候,周建屏的身体状况已经越来越差了。

尽管当年所受的伤势表面上看起来已经痊愈,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建屏旧伤复发,又患上了脊髓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更为关键的是,周建屏在晋察冀军区的那几年里,是整个军区面临最大压力的时候。

为了建立一个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周建屏几次拼杀在第一线,还带着工作组到村子里挨家挨户动员民众投身抗日。

有时候病情一反复,周建屏疼得连腰也直不起来,但在多数的时候,周建屏依然咬着牙,坚持工作着。

1938年3月,周建屏脊髓炎加重,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

那时候的第四军分区,医疗条件很差,全分区也就只有一个医疗队,军区司令聂荣臻很重视周建屏的病情,派来了军区部长叶青山专门为周建屏诊治,可因为缺少医药,叶青山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到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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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去世前,周建屏心心念念记挂的仍然是前线抗战的大局,他反复对身边的政委刘道生、专员邵式平交代:

“你们替我转告官兵和民众,要抗日到底……”

聂荣臻对周建屏的去世十分痛心,要知道在晋察冀军区初创阶段,能够有一员独当一面的大将是非常难得的。

在周建屏去世后,聂荣臻曾评价他是:

“最勇敢最积极的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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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老战友刘道生撰写的纪念周建屏的文章

周建屏去世后,当地的老百姓将他葬在太行山山腰,后来日军几次进犯根据地,并派飞机炸毁周建屏墓,但都被当地百姓自发修复,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周建屏的遗骨被转至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但原来的墓地当地老百姓并没有拆除,至今依然屹立在太行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