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少赌徒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父亲张有财是个赌徒，经常在外边赌博，放赌抽红，赢了就大吃大喝，输了就典当衣服，后来在赌场被人打死。张作霖在家是老小，小名叫“张老疙瘩”。
张作霖在他父亲影响下，自幼便游手好闲，整天出入赌场，不务正业。母亲盼他成人，把他送进私垫读书，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念了不到一年，因不愿受管束，中途退学。母亲怕他学坏，给他几吊钱叫他做小买卖。他先是卖包子，可他馋了就吃，常常赔本。让他当货郎，他稍赚几个钱就去赌，结果连货郎担子都输了。托人送他学木匠，他没学几天就不干了。最后，母亲托人教他学兽医。
张作霖对马发生了兴趣，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领。他在给附近驻军医马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些清兵的兵痞，沾染了清兵兵痞的习气。学了一段兽医之后，因不愿闷在家里，又跑到附近村中的大车
店作伙计，给旅客捧茶倒水，套马卸车。在旅店里他又接触了南来北往的各式人物，知道了不少社会上的事情。辽西巨匪冯德麟也住过这个旅店，和他谈过许多有关土匪的生活，引诱他入伙。他在大车店干了两三年后，又流浪到营口县的大高坎镇。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了我国东北地区，在营口街头游荡的19岁的张作霖，参加了清军。因为他“精于骑射”，曾被提为哨长，但当清军移防关内时，他便携械开小差了。回家以后，张作霖以当过兵
为资本，整天在街头自吹自擂，说自己在前线与日本鬼子作战如何勇敢，在军队如何受到重视。
在那个封闭的小村庄里，张作霖由一个山水不显的恶少成为一个新闻人物，身价顿时抬高百倍。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他不错，便把次女许配给他为妻。张作霖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居然白娶了一个媳
妇。结婚后干脆搬到了老丈人家去住，过上了寄生虫生活。初来乍到，张作霖还装一个人样，可是时间一长，他赌博的坏毛病又犯了，整天混迹于赌场。
一次，他因赌输无钱还债，便去偷猪，被村民抓住，好一顿揍。这一次，弄得他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但张作霖也感到，靠赌博难发大财。他开始广交地方无赖，也开始羡慕那些打家劫舍的胡子。他认为
这种生活要比赌博强，整天山吃海喝，游哉悠哉，又没人敢欺侮。
于是，他便投靠了董大虎匪帮，开始是负责看票子，就是看守被绑来的人质。不久，张作霖感到在这里受人摆布，又不是什么官，所以干一阵便跑了。
胡子“保险队长”
张作霖当了胡子之后，整天在大小匪帮中窜来窜去。好在他当过兽医，对于骑马劫掠的土匪来说是一技之长，又加上他说谎的本领高，在土匪堆中也算吃得开。
那时候辽河土匪很多，地方绅商为了避免土匪的骚扰，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也起来勾结土匪，组织团练。于是，在辽河沿岸出现了许多与土匪和豪绅相结合的所谓“保险队”的组织。他们名曰地方上的
武装，实则为地主绅商的保镖。
绺子虽多，可是每个绺子都有各自的头目，张作霖加入绺子，大家欢迎，但他能扮演的只是孙悟空在天宫中的角色——“弼马温”，也就是兽医。领袖欲极强的张作霖总觉得自已是电线杆子刻手戳——大
材小用。他看见辽河沿岸到处成立“保险队”，心想：我何不依葫芦画瓢，干脆自己另起炉灶，也成立一个“保险队”？他把这个想法与地主岳父一商量，立即得到支持，二人串联附近村屯有钱有势的大户，让他们出钱，张作霖网罗散兵游勇近30人，在赵家庙正式成立“保险队”，张作霖自任队长。
张作霖凭着他一身流氓地痞功夫，还真打出了个天下，逐渐把“保险区”扩大到附近二十几个村屯。张作霖乃驻中安堡镇。“保险队”打着保护地方治安的招牌，实际是为有钱有势的人保险，该队的饷银名义上按“保险区”的地亩摊派，实际上有钱有势的人居间操纵，还是贫户吃亏，一切摊派都转嫁到贫苦老百姓身上。
张作霖并不以坐地分赃为满足，还经常到“保险区”外勒索，如果勒索不遂，便绑票勒赎，甚至恣意抢掠。张作霖就是这样在弱肉强食的较量中把队伍逐渐发展到40多人。
在张作霖到中安堡前，受俄国支持的金寿山匪帮早已在这一带活动，并视中安堡为其“势力范围”。金寿山的匪帮有100多人，比张作霖势力大，并有沙俄军队做后盾。金寿山想招抚张作霖，张作霖则一直想吞并金寿山，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因此金寿山下了消灭张作雾的决心。他想出一条妙计，派干儿子打入张作霖内部探听虚实，以便大举进攻。
1901年2月，欢度春节的时候，金寿山的干儿子见张作霖杀猪宰羊，毫无防备，就假装回家团聚，借机向金寿山报告。金寿山马上集合队伍，并勾结沙俄军队，包围了中安堡，突然袭击张作霖。
张作霖正与部下猜拳行令，万万没想到金寿山会在年关来端他的老窝。张作霖刚一从大院子露头，便被密集的子弹压了回来，他的头部也被一颗子弹擦伤，鲜血直流。张作霖抹了一把血乎乎的脸，深知
形势危急，再待一会金寿山人马便会合拢，自己苦心经营的“保险队”便会全军覆没，于是拼命突围而出，虽然被打倒了不少弟兄，但张作霖到底冲了出来。
张作霖率残部一直狂奔到新民境内姜家屯，看见一个大户院内养了不少蒙古马，便一人抢了一匹马，策马疾驰台安县的八角台镇。
称霸八角台
八角台是张景惠的“保险区”，张景惠煞费苦心把八角台经营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来的独立王国，自己俨然成了八角台的士皇帝。他每年除了坐地抽捐外，再到“保险区”外绑几次票，日子过得也是不错。
这天，张景惠正与八角台的财主们打麻将，突然有一个小土匪闯进来报告，说张作霖领着二十几个人在镇外等着，说是借道。张景惠一听便明白了，他深知张作霖刚从中安堡杀出来，现在气焰正旺，况且
他们丢了地盘，已经走投无路，必是以死相搏，自己的人马未必是他的对手。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与其让张作霖打进来祸害乡里，倒不如欢迎他们进来。于是镇上的商会会长张紫云亲自迎接张作霖，张的残部顺利进入了八角镇。
张作霖不愧闯荡过多年江湖，毕竟是见过大世面，同张紫云等绅商应付自如，说话得体。他深知，目前他张作霖能这么顺利进入八角台镇，是由于张景惠和张紫云等绅商慑于他的威力，自己若想在八角台站稳脚跟，建立霸业，还必须取得张紫云和张景惠的支持和拥护。
所以，他一反平日的凶神恶煞的模样，装出一副极其恭敬谦虚的样子，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落魄之人，愿为八角台的乡里百姓效犬马之劳，如蒙收留，作霖将不胜感激之至云云。他把自己在私塾中背的几句文法不通的客套话用了出来，又凭他那鼓簧之舌，颇得张紫云等绅士的好评，张景惠也认为他很够朋友，并且聪明机警，是个奇才，愿意让他留下来与自己合作，并情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让他做“大当家的”，自己甘当“二当家的”。
张作霖为回避“鸠占鹊巢”之嫌，故意推辞一番，还假惺惺地说：“我若是当了大当家的，今后怎么让我见八角台的乡里老？”张景惠说：“你的才干胜我十倍，第一把交椅非你不可。”在张景惠和张紫云再三推戴下，张作霖最后还是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二张从此一见如故，一直相依为命。
张作霖当上了八角台的“保险队”头目之后，经常受周围匪帮的威胁和袭击。当时在台安一带有回教的土匪头子项昭子，他手下有匪徒200多人，他们决心要吃掉张作霖。当时张作霖仅有70名徒众，根本
不是项昭子的对手。于是，他到镇安县红螺砚，向另一个土匪头子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求援。
汤二虎是赌棍出身。他得知张作霖求援，马上答应领50人相助。在汤玉麟的帮助下，张作霖杀了项昭子，从此在台安声势大振。通过打项昭子这件事，张作霖深感联合的重要性，想要成大气候，必须广泛
联合“绿林”伙伴，于是，竭力拉汤二虎入伙，汤二虎也感觉自己有勇无谋，甘愿做张作霖手下一员大将，两人结拜为义兄弟。此后，张作霖继续和周围匪帮角逐，将台安县境内小匪帮一一收拾干净，完全变成了他自已的势力范围。
张作霖在八角台一带现固了自己的势力之后，不断四处劫掠，为害人民。一次，他到广宁县属青堆子勒掠：劫索极为苛重。其所掠数额竟相当于国家正赋钱粮的20倍，弄得怨声载道。他在四处勒掠过程中，逐渐合并附近小股匪帮和“保险队”，吸引了不少匪帮入伙，例如在锦州一带拉帮的张作相也来投奔他。于是，形成了以张作霖为首，以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为骨干的拥有200多人的土匪地主武装。
由此，八角台成为张作霖东北霸业的起点。
主动受抚屡建功
张作霖虽说在辽西土匪当中名气较大，但他还是盼望有朝一日当上清朝官员，升官发财。
当时正是义和团运动过后，清政府以“剿抚兼施”的手段在辽西平服“匪患”。清奉天将军增祺也有收编“保险队”的打算，指示各府、县着手收编。
张作霖见时机到了，便跟张景惠、张作相等商量，见大家没什么意见，便说：“奉天将军增祺带家眷逃到锦州、义州一带，后来他自己回到奉天，把家眷送进关去了。听说前些日子他已派人去接家眷回奉天，
现在火车只通到沟帮子，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将来增的家属从此经过，我们要连人带物都劫下来，但不准乱动，到时听我的命令行事。”
果然，不久增祺的老婆和随护人员乘车回奉天。十几辆马车行至新立屯附近一条荒僻路上，被张作霖早已理伏于此的匪众截住，将护卫携带的枪械子弹以及数十件箱柜全都劫了下来，连人带物一并押解到新立屯。张作霖把掳来的人员车马都安顿停当，单给增的老婆和她的贴身侍者安置在一座很好的房舍里，并用最好的鸦片烟款待他们。
增夫人回到盛京后，向增祺说明了她路遇张作霖并化险为夷以及张作霖愿受招抚的心迹。增祺一面报告清廷，一面饬令新民府知府增韫将张作霖收编为省防营。与此同时，张紫云也会同当地一批绅商联名为张作霖作保，使他的归顺更加一帆风顺，如愿以偿。
1902年11月9日，他被清政府任命为“新民府巡警步营马队帮带”。从此，他当上了清朝的军官，迈出了飞黄腾达的关键一步。
1907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整顿东三省，严令新民府知府和张作霖限期剿灭人数众多、实力雄厚的巨匪杜立三，逾期不灭，拿他们二人问罪。
张作霖设计，让杜立三的叔父杜泮林给杜写信，杜立三接到其叔父的信后，很快赶到了新民府。这时，张作霖已设好埋伏，趁其不备，突然下手，将杜立三捆绑起来，并毫不迟疑地就地砍了头。
杜泮林自知中了张作霖的诡计，害死了侄儿，悔恨不已，愤怒地斥责张作霖卖友求荣，不仁不义。可是张作霖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振振有辞地说：“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这正是大仁大义。”
捕杀了杜立三之后，徐世昌为张作霖请功，说“该统带等赴机迅速，实属异常，出力奋勇可嘉，应准其择优褒奖，以昭激励。”因此，清政府授予他蓝翎都司衔，以游记尽先补用，擢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赏银两千两。
1908年初，张作霖又奉命移师郑家屯，追剿蒙匪，生擒了牙什，打死了白音，击溃了陶克陶。为此，清政府又授他以总兵记名，赏戴红顶花翎。1909年初，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将八路巡防营改为五路，张作霖
仍任前路统领，辖步、骑七营，共3500人。
当打手镇压革命
如果说张作霖服从招抚才得以飞黄腾达的话，那么，在辛亥革命期间充当打手则使他真正崛起了，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当辛亥革命的烈火蔓延到东北之后，张作霖双管齐下，一方面疯狂地镇压革命，顽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继续玩弄权术，巧妙地利用手中的武力作资本，不失时机地扩大自己的势力。
1911年10月，辽宁的新军和谘议局中的革命党人张榕、蓝天蔚、商震等，为了响应武昌起义，积极进行独立活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决定密调后路巡防统领吴俊升率部开赴奉天。
赵尔翼拟调吴俊升驻防省城的消息被正在东三省讲武堂受训的张景惠知道后，飞速密报了张作霖。张作霖毫不迟疑，立即起身离开洮南，并命令所辖七个营星夜开拔，急赴奉天，接着，张作霖又帮助赵尔
巽渡过了两大难关：一是制服了新军，迫使其接受了赵尔巽“保境民"的主张；二是威胁革命党人，破坏了独立活动。随后，保安会成立后，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声名大起，气焰更加嚣张。他大施淫
威，实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革命党人。
张作霖在镇压革命的同时，还追随赵尔巽，带领33名清军将领发出效忠清廷的通电，反对共和。但形势发展十分迅速，清王朝覆灭了。这时，他又随机应变，暗中与窃国大盗袁世凯相勾结，歌颂共和制了。因此，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9月将二十七师改编为十七师时履行其诺言，晋升他为中将师长。这样，张作霖就不但成了中华民国这块金字招牌下的一个显赫的新贵，而且还有了建立奉系军
阀集团、称霸东北的雄厚资本和有利条件。
建奉系称霸东北
张作霖自从任二十七师师长后，羽翼日丰，迅速成为奉天最有实力的人物。与此同时，他的野心也与日俱增。他的第一个目的是取得奉天将军这个职务。为此，他先后挤走了张锡銮，赶跑了段艺贵，压服
了冯德麟。可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对他是怀有相当高的戒心的，因此，做了另一种安排。袁世凯为了达到既扩大帝制活动的地盘又牵制张作霖的一箭双雕的目的，把张锡銮另行任用后，将自己的心腹段芝
贵调任奉天将军，使张作霖枉费了心机。但是，张作霖竭力抑制自己内心的不满，隐忍下来，暂伏待机，因此，对袁世凯依旧表现得特别忠顺。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他率先表示赞成。
在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败亡在即之时，他便一反常态，串通了冯德麟等实力人物，提出了“奉人治奉”的口号，并用威逼恐吓手段驱逐了段芝贵。袁世凯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形势下，不但不敢开罪张作霖，加之又有张镇芳力保，还在1916年4月22日，委任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这样，张作霖便掌摄了奉天军政大权。不久，他又制服了不肯甘居下风的冯德麟，吞并了二十八师，巩固了自
己在奉天的地位。
张作霖来到奉天之后，得陇望蜀，把手伸向了黑龙江省。张作霖通过挑起黑龙江政争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张作霖在把黑龙江省纳入奉系版图的过程中，也在染指吉林省。9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他当上东三省巡阅使后，又以软硬两手，夺取了吉林的控制权。这样，张作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争地盘穷兵黩武
张作霖称雄东北之后，野心继续膨胀。然而，他却表面上却装出了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说：“我今天不是辽东王吗？需要争什么了。”可是，他又掩饰不住自己急于扩张势力的野心，不时的向人打听：“关
里什么么地方好？”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在双方撕打的紧要关头，他派两个旅入关，由天津直趋涿县，威胁皖军的背后，使战局骤变，皖系大败。于是，他和直系军阀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
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共同打败皖系军阀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而来并日益加剧了。1921年5月，张作霖除了以镇威上将军的头衔任东三省巡阅使外，还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
特区。当然，直系军阀在抢占地盘上也毫不含糊，夺取了湖北，控制了河南。直奉之间，由于在地盘的划分和官吏的任用上分赃不均而产生了矛盾，还造成了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另一首领吴佩孚的互不服气，引起了他们相互攻讦。
张作霖为了对抗直系军阀，暗中又与皖系势力重修旧好。张作霖以换防为名，派大批奉军入关。与此同时，吴佩孚也磨刀霍霍。1922年4月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下达了总攻击令，从而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5月4日，西线奉军第十六师忽然阵前倒戈，使奉军全线崩溃。西线战局的剧变影响了东线，东线奉军也迅速瓦解。于是，张作霖匆匆忙忙回到天津，下达了总退却令。第二天，他又仓皇逃到了滦州。然
而，张作霖这时虽然战败了，但元气并没有受到损伤，更没有丧失对东三省的控制能力，霸主地位依然是很巩固的。因此，北京政府对他的“惩办”和命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丝毫不起作用。张作霖发表了
宣言，宜布东三省与中央脱离关系，实行“联省自治”，并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乘机而起，响应盘踞在浙江的皖系军阀的请求，通电讨直，并再次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亲率六路虎狼之军扑向了山海关和热河，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在这次战争中，由于奉军的战斗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有日本提供的大量的军火和情报，在战前就掌握了直军的作战计划，采取了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所以，战局从开始就对直军不利。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锟，吴佩孚从天津浮海而逃。从而，直军群龙无首，全线溃败。
张作霖控制了北京政权。他向冯玉祥施加压力，迫使其不得不与他一起把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段祺瑞抬了出来，当了临时执政。在此期间，他对孙中山则态度傲慢无理。
1925年春，张作霖和冯玉样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段祺瑞为了搞平衡，为他们划分了势力范围：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占据西北地区和京汉路北段；同时，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允许其沿津浦路方
向扩展。于是，他就派奉军大举入关，又组织“宣抚军”南下，先后占据了山东、江苏、安徽、上海。这时，他占据的地盘不仅最大，而且最繁荣、富庶，其势力可谓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了。
祸京畿对抗北伐
郭松龄倒戈反奉，更加激化了张作霖与冯玉祥的矛盾。为了对付冯玉祥，他又与所谓的“卜四省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弃嫌修好，使其变讨奉为讨冯，并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冯玉祥国民军发动了进攻。
3月5日，奉军占领了滦州。不久，直鲁联军又占领了天津。3月29日，张作霖抵达秦皇岛，在这里召开了军事会议，制订了作战计划，决定分兵三路进攻北京。4月8日，奉军进占北京，冯玉祥国民军撤至南口、张家口一线。
从1926年6月3日起，奉、直、晋三方面的军队分路向南口、张家口的冯玉祥国民军进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先后将吴佩孚、孙传芳各个击败。这时，在军阀中，只有张作霖尚拥有重兵35万，为群龙之首。以反奉著称的“五省联帅”孙传芳也不得不秘密由南京到天津，求救于张作霖了。
是年11月末，孙传芳、张宗昌等人六名将领联名通电，“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就职，宣言“反共讨赤”。这样，就形成了以他为头子的北方军阀的反革命大联合，也是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在滚滚的革命洪流面前作垂死挣扎的表现。
“安国军”成立后，也未能阻挡北伐军的进攻，孙传芳、张宗昌的军队在长江下游一带连连被击溃，不得不于1927年3月末退回了江北。
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仍坚持“反共讨赤”，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经张作霖批准，4月28日，用绞刑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李大钊及其他革命志士20余人，犯下了滔天罪行。
1928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北伐”。24日，张作霖急忙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制订防御方案。4月10日，蒋介石下达了总攻击令，各集团军在各条战线向“安国军”发动进攻。5月9日，张作霖通电议和，蒋介石不允许、不接受。至此，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准备退回关外了。
临危境日寇进逼
张作霖自始至终是通过勾结、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才得以鹤立鸡群、名扬天下的。早在日俄战争期间，他就发现日本在东北的势力是不可忽视的，离开了它，那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同日本帝国主义挂上了钩，表示愿意为日本军队效力，援助日本军队进攻沙俄军队。辛亥革命期间，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靠更为迫不及待，到了卑躬屈膝、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地步。
1916年4月，张作霖取得了奉天军政大权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东北攫取更多的特权，扩大对华侵略，对他公开表示支持，并遇事援之以手，而张作霖也更加向日本靠拢。因此，日本人说：“他（张作霖）是以日本的势力作基础而称霸东三省的。”
在此期间，张作霖还聘请了一批日本人充当顾问，有的甚至成了其亲信。他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更大支持，每年都派日本顾问町野回日本一趟，广泛联络和结交朝野各派要人，使日本政府把他当作忠实的外藩。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扶植张作霖当上“东北王”之后，由于双方的利益不同，他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开始时常发生龃龉。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更加疯狂地推行侵华政策，妄图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8月4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奉天省长莫德惠要求增修吉林至会宁等七条铁路。24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回到北京，立即向张作霖递交了所谓“满蒙觉书”，即备忘录，要求解决一切“悬案”。
日本做贼心虚，它不许张作霖透露双方交涉的内容。但是，纸里包不住火，消息很快就传播开了。东北人民极其愤怒，立即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运动。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更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同吉田茂及日本特务机关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发动武装侵略。日本为了达到索取路权的目的，10月8日又派满铁株式会社（股份公司）社长（萤事长）山本条太郎亲自到北京，同芳泽等人一起刚攻张作霖。15日，双方缔结了关于七条铁路的交涉的条约。
日本取得这些特权后，还不满足，又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田中指令芳泽迫使张作霖满足日本在东北开矿、设厂、移民等全部要求。张作霖一看，这就是要他把东北拱手交给日本。他感到日本贪婪成性，逼人太甚，决心不干这种冒天下之火不韪的事。
有一次，芳泽在客厅等待着他会见时，他毫无顾忌地有意让芳泽听到似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个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
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他同日本闹翻了脸。日本自然对他恼恨至极，决心卸磨杀驴。
命丧皇姑屯
日本关东军司今官村冈、参谋河本大佐等决心谋杀张作霖。
张作霖对日本将有不利于他的行动，既不是没有预感，也并非一无所闻。5月31日，他派往东京的特务司温哈特得到了日本要在途中谋杀他的情报，急告他万勿搭乘火车回沈阳。得知这个绝密情报后，张作霖多了一个心眼，想验证一下这个情报的真伪，遂将这一情报告诉了他身边的一个日本军官，这个日本军官笑着说：“为了证明此行绝无危险，本人与大帅坐同一节车回沈阳。”这显然是一种欺骗。
与此同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也用密电告诉他，日方近来不许行人通过老道口，请严加防备。张作霖为人太自以为是，他对齐恩铭的这个重要的情报未予重视，反而给吴俊升和奉天省长刘尚清去电说齐恩铭“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毋庸顾虑，应严予申斥。”当然，他对这些情报也不是一点都没往心里去。5月30日，他召集亲信研究战局，下达了总退却令后，又对他的撤退路线等作
了秘密的准备。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开了顺承王府，开始了他的死亡之旅。6月3日下午，车至山海关，吴俊升前来迎接，为了张作霖的安全，列车重新编组，张作霖的座车编组在第四辆。这一切情况，竹下及日本关东军派到山海关、锦州、新民等重要站段的特务都了如指掌，及时、正确地向村冈、斋滕恒及河本等人作了报告。日本人布下的死亡陷阱正在一步步地吞噬着张作霖。
6月4日晨5时23分，张作霖的专列到达沈阳皇姑屯车站，正当列车穿越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铁路桥时，轰然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股巨大的黑烟滚滚升空，高达200多米，铁路桥被日本关东
军预先埋放的30麻袋炸药炸塌，全部列车脱轨。张作霖坐的车厢被炸得支离破碎，面目皆非。前去迎接张作霖的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身负重伤，被救回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了。在紧急抢救
的过程中，张作霖的思维仍很清晰，他口中还不断骂道：“小日本子太可恶，我知道是谁干的！”
也许他为没有听从司温哈特告诉他不要乘火车回沈阳的忠告而深深后悔，也许他为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而万分遗恨，也许他为不能手刃谋害他的凶手而懊恼，但这一切都成为了一个谜。上午9时30分，仅仅离皇姑屯惨案发生不到四个小时，叱咤风云的绿林枭雄张作霖永远离开了人世。翻云覆雨的张作霖怎么也不会相信也不会想到，皇姑屯成了他生命的终点站。
张作霖是一个土匪，但他不是普通的土匪，而是：土匪中的“佼佼者”，是成了大气候的一代枭雄。因此，为了稳定局势，在张作霖死后，大帅府密不发丧，直到张作霖的爱子张学良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权杖
完全控制了奉系的局势，才正式公布了张作霖的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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