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但明白了法律必须在某些境况、在某些时候加以变革的道理，我们仍旧要注意到另一论点：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一经更张，法律和政府的威信总要一度降落，这样，变革所得的一些利益也许不足以抵偿更张所受的损失。上述政治和其他技艺间的比拟并不完全相符；变革一项法律大不同于变革一门技艺。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 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9-80页
隋既班律令，苏威屡欲更易事条，内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时，公何不言？今始颁行，且宜专守，自非大为民害，不可数更。”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75》，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80页
唐太宗李世民：“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