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兵论武：63军的悍不畏死，让美军感悟到这场战争毫无胜算|军军长|华北军区|美军|该军|谈兵论武

“这次战役的结果，深深震撼了军方最高层，迫使白宫的政要们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围在椎圆型的办公桌前，连续讨论了48个小时后，在一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中，最终做出了停战的选择。”
——引自《李奇微回忆录——北纬38度线》

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从1950年10月19日首批志愿军部队秘密入朝，至1958年10月，志愿军驻朝部队撤回国内为止，不包括航空兵和铁道兵，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有27个军，共计85个师入朝参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这27个军，在朝鲜战场上个个战功卓著，每个军都在各自经历的战役中用悍不畏死的决心和勇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浓墨重彩地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页光辉篇章。

这其中，又以第63军的“铁原阻击战”最为悲壮惨烈。其战役经过声震寰宇，气吞山河！

一、战史记录

铁原阻击战不仅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更是整个朝鲜战争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事件，对战争的最终走向和结果，产生决定性的深远影响‌。

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这次战役的结果，深深震撼了军方最高层，迫使白宫的政要们与五角大楼的将军们围在椎圆型的办公桌前，连续讨论了48个小时后，在一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争中，最终做出了停战的选择。”

据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版《抗美援朝战争史》载：

“第五次战役，中朝军队毙伤俘敌（联合国军）共计82000余人。我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计伤亡80000余人。”

其中，关于63军的战损，《抗美援朝战争史》有如下叙述：

“1951年2月17日，63军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时，全军编制为36366人。
1951年5月27日，63军奉命进入涟川、铁原地区组织防御作战时（铁原阻击战），参战兵力为26000余人。
1951年6月11日，63军在历时14天的战斗中（铁原阻击战）圆满完成阻击任务后，撤下战场休整时，所属各师均减员严重，幸存者中多为轻重伤员。”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编发，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一书，在“第五次战役期间各步兵师减员情况统计表”上所列：

“……以上15个军47个师（第五次战役我军投入兵力），以第63军187师、188师、189师减员最为严重，阵亡与负伤两项百分比相加，几乎达到了编制人数的100%……”

这一数据，更印证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版《抗美援朝战争史》书中记载“铁原阻击战”后63军的伤亡统计情况——

“63军撤下战场休整时，所属各师均减员严重，幸存者中多为轻重伤员。”

这场历时14天的阻击战役，造成了63军这样严重的战损情况，那么，它到底是一场怎样惨烈的生死搏杀呢？

下面，本文带大家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的前世今生，重温这场发生在七十三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惊天地，泣鬼神的“铁原阻击战”！

二、前身追溯

1949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3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由华北军区第2兵团改称）。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军区所属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中并没有正式的野战军编制，其麾下野战兵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7年重建的‌晋察冀野战军。

华北军区巅峰时期兵力高达34万人，其野战部队编为3个兵团，分别是第18、19、20兵团。1949年6月，华北军区第18兵团、19兵团转隶第一野战军指挥。

华北军区的历史上，曾先后编有11个军，分别是第60军、61军、62军、63军、64军、65军、66军、67军、68军、69军、70军。

但华北军区麾下的这11个军，大多都在1952年前后被先后撤销番号，存在时间最短的第70军，从编成到撤销番号，该军仅仅存在了8个月。

63军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第3纵队，作为一支声名并不显赫的部队，曾在平津战役发起前，为东北野战军挽回过一次重大过失。

1948年11月，塔山阻击战刚刚结束，东野程子华兵团秘密进关，趁傅作义意图偷袭西柏坡、收复石家庄之际，抄傅作义后路，封死张家口铁路以北沿线公路，让敌35军无法东退，配合华北军区杨罗耿兵团就地围歼35军。

但东野的这支先遣兵团，却在秘密入关途中擅自攻打密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拿下了密云城，因此暴露了东野秘密入关的战略意图，使得敌35军在这48小时内从张家口向北平迅速撤离。

围歼35军的计划，眼看要泡汤……

千钧一发之际，华北军区3纵司令员郑维山察觉了敌104军向敌35军的驰援迹象，在没有请示，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郑维山毅然率部补上了缺口，将敌来援部队第104军堵在了新保安。

当主席从雷霆震怒中得知华北军区3纵主动补上了缺口，这才松了一口气，马上以军委名义，通电嘉奖郑维山，并通报全军严厉批评程兵团……

之后，郑维山率华北军区3纵全程参加了新保安地区作战，会同东北野战军全歼了敌第35军、第104军。

尽管华北军区3纵有如此神勇的表现，但在一些书籍中，网络上，却对华北军区部队在平津战役中的贡献，往往一笔带过。

甚至出现了一些并不客观的“段子”——

“说是东野入关以后呀，进攻傅作义部队拒守的某城，华北军区部队协同东北野战军作战，并被军委要求——观摩学习，看看东野怎么打仗。

华北部队战后讲——东野是真野呀，面对敌军防线，我们一个营还在犹豫的时候，人家一个排上来就进攻，进攻就能突进去，突进去就能守得住，全程无惧伤亡，战术动作标准得就像上课一样。”

这个段子没有标明资料出处，作战的具体时间地点、敌我的部队番号也没有明确说明，对于其真实性，我个人表示怀疑。

虽然我认可东野战斗力之强悍在我各野战军里数一数二，但我却绝不相信华北部队的一个营，在战斗决心和作战气魄上，会怂于东野的一个排。

能不能战，与敢不敢战，完全是两回事！

以一个营的犹豫来突出一个排的果敢，为彰显甲，而贬损乙，这样的段子很没有道理，既不实事求是，也不公正客观。

三、战役背景

傅崇碧——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军长。

1950年8月，为应对朝鲜战争局势，军委将正在陕西省三原、淳化、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蒲城县等地区进行整训和生产的63军被编入东北边防军二线部队。

1950年11月，第63军奉命移驻山东省邹县（今邹城）地区，全军进入战前集训。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3军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

1951年2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由辽宁长甸河口入朝参战，全军编制36366人。

1951年5月21月，第五次战役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限于后勤补给困难，粮草弹药几乎耗尽的严峻局势下，彭德怀司令员果断命令志愿军参战各部全线后撤。

就在我军全线主动回撤之际，“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指挥部队发起全面反攻，以“磁性战术”紧紧黏住我军，让我军无法顺利回撤，企图在“三八线”以南全歼我弹药已经告罄的志愿军部队。

此时，我志愿军参战部队正在回撤途中，很多部队不仅人困马乏，就连粮弹也几乎耗尽，如不阻击对我军穷追不舍的“联合国军”，一旦被敌人缠住，将会出现灾难性的严重后果。

当此万分危难之际，63军受命进入涟川、铁原地区组织防御，坚决阻击“联合国军”沿公路向纵深推进，掩护志愿军参战各部安全回撤。

“铁原阻击战”，并不是一场我们想打的仗，这是被逼到墙角里，不得不打的一场生死战。

四、为何选择63军担纲“铁原阻击战”

在这里，为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

“铁原阻击战”，志司为什么将这一关系全局安危的重任，交赋傅崇碧将军的第63军？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一周前……

1951年5月21日，彭德怀司令员电令各兵团：

“由于我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接济不上，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为此，第五次战役暂告结束。各兵团（第3、9、19兵团）准备23日晚即开始向涟川、铁原、金化、华川一带转移。”

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接到志司的命令后，于5月22日17时，给63军下达了全军准备撤离防线的命令。

63军军长傅崇碧接到撤退命令后，按照撤退时间要求，于23日晚率全军迅速撤离防线。

令人遗憾的是，撤退前，63军并未将自己的撤退时间通知左翼的友邻部队3兵团第60军180师。

这一“疏漏”，其实怨不得63军。

因为在5月22日这天，63军军长傅崇碧还接到了19兵团转发的一份志司关于“各兵团梯次撤退互为掩护”的作战命令，该命令明确要求——

“以3兵团60军担任本兵团之阻击任务，该军置于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与9兵团分界线，西起与19兵团分界线……，利用华川西南山区节节阻击敌人，于22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转移。”

因此，63军军长傅崇碧于23日晚率全军撤离防线时，笃定左翼友军60军180师已于22日晚按照撤退命令，先于自己的63军撤离了防线。

所以，傅崇碧并未将63军的撤退时间通知60军180师。

可是，阴差阳错的是——

60军军长韦杰于5月22日夜下达给180师的命令却是：

“180师附炮2师两个连，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师主力置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师作战地域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并注意和右邻的63军联系。”

180师师长郑其贵接到这个命令时，已是5月23日凌晨1时，正准备按照命令执行时，却再次接到了60军军长韦杰的另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

5月23日凌晨3时，60军军长韦杰急电180师，命令180师立即停止撤退：

“你部立即停止北撤，继续在北汉江以南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180师的）江南部队应争取坚守5天时间。”

60军军长韦杰，为何在3个小时内对180师接连下达两个完全不同的作战命令呢？

这是因为5月23日凌晨2时，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分别急电12军、15军、60军，60军收到的电文内容如下：

“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12军5000名伤员全部未运；15军除已运走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2000名不能行动之伤员；你部也有1000余伤员，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守，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守。”

由于3兵团临时改变了部队的梯次撤退时间，而9兵团、19兵团却仍然按照志司严令的撤退时间进行撤退。

这就导致了60军180师左右翼友军全都撤离防线后，原计划于22日当晚撤退的180师仍然在原地驻防，并未撤离，并为此整整耽误了32个小时。

直至5月24日晨，美军从3兵团和19兵团的空隙间穿过，一部迅速渡过北汉江，一部杀入63军已撤离的防区时，180师师长郑其贵这才发觉自己已经成为了一支孤军……

由于我军各部此刻都在迅速回撤途中，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的电台又在撤退中被敌机炸毁，失去了与志司的联系。这就导致了志司对180师为何滞留敌后的具体原因，整整4天时间（23日至27日）都没有搞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本来，按照规定时间，严格执行撤退命令的63军并无任何过错。但在这4天时间里，纵有千张嘴，万张口也解释不清了……

随着志愿军各部全线回撤，为了粉碎美军的“磁性战术”，我军在涟川、铁原地区必须留下一支部队组织防御作战，掩护全军安全回撤。

此刻，彭总手中有两支可以用于作战的部队。

一支是39军，39军是第五次战役中最早撤下来的部队，22日当夜便已撤离防线，此刻正在铁原地区。

而另一支便是本文的主角63军，该军正在回撤途中，尚未进入铁原地区。

那么，最终为何是63军担纲涟川、铁原防御作战呢？

1955年，63军获授少将军衔的一位将军，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杨司令员讲，180师的事情，要说有责任，两个兵团（3兵团、19兵团）都有责任，15军、60军和我们（63军）都有责任。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不要背包袱，要全力打好这一仗（铁原阻击战），其它的事情以后再说。”

这就是63军于回撤途中，突然奉命中止撤退，全军进入涟川、铁原地区组织防御的主要原因。

在当时，颇有些“将功补过”的味道。

当然，第5次战役结束后，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了。

为此，主席还先后特召3兵团司令员王近山、60军军长韦杰回国述职，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分别向王近山、韦杰详询第五次战役作战始末。从而正式明确了180师被围，与19兵团63军没有任何关系。

五、战役过程

按照志司的统一部属：

由第63军并指挥第65军第194师，在涟川、铁原一线组织正面防御，以“品”字形部属，形成与“联合国军”正面硬钢的第一道防线。

第42军、第47军作为第二梯队，分别在63军北侧防线后方、65军194师西侧防线后方构筑第二道防线，以防第一道防线失守。

第39军作为总预备队集结待命，根据战局发展情况，随时准备投入战场。

在第一道防线上，第63军，以及由63军临时指挥的第65军第194师，他们的对手是由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中将指挥的‌‌4.7万“联合国军”。

这些部队包括‌美骑1师、‌美25师、‌英军第28旅、29旅，以及‌韩军第1师、‌加拿大旅等武装到牙齿的机械化部队，以及配合西线合围作战的4万余东线部队。

遵照彭德怀司令员提出的“告诉傅崇碧，哪怕63军打光了，也要坚守铁原15天”的作战命令——

此时的63军，作为一支在全面回撤途中突然转入全面防御阻击的疲惫之师，以一军之力想要守住涟川、铁原如此之大的一个防御区域15天，谈何容易啊！

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一军事名词，对于现在的军迷们来说，应该不会陌生。

在“铁原阻击战”以及后来的“上甘岭”战役中，“范弗里特弹药量”给世界各国军队留下了深刻印象。

“范佛里特弹药量”的核心思想就是：

通过不计成本的火力压制，迅速且高效地歼灭敌方的有生力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的伤亡。‌

对于即将进入防御阵地的63军，作为一支26000人的“大号敢死队”来说，在兵力和装备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如何在“范佛里特弹药量”的饱和攻击下，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率，是指挥员首先要考虑的事情。

为此，傅崇碧军长对担负全军主要防御区域的第187师做出了一个特殊的安排，在正面宽达25公里，纵深长达20公里，防御面积近500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将整个师分散成为200多个零零星星的阻击阵地。

187师全师万余官兵，要与“联合国军”来上一场“拔钉子的游戏”。

这是一个怎样惨烈的部署呀？

为避免部队被敌人猛烈的“范佛里特弹药量”覆盖，187师迫不得已，全师官兵只能以每10人、20人、30人为一组，分散在200多个大大小小的阻击阵地上进行阻击。

剩余的兵力，则全部隐蔽在这200多个阵地后方的坑道和防炮洞里，一旦前方哪一个阵地上全员打光，马上就以组为单位及时补上。

全师每一名指战员都曾经见识过美军“白磷弹”的厉害，那种沾到哪儿烧到哪儿，就连石头和铁皮都能够融化的恐怖场景，又有谁能够忘得掉呢？

为了全局的胜利，全师每一名官兵都清楚，这一仗，对于自己来说，也许就是作为军人的最后一仗，是荣誉之战！

今天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抱定必死决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官兵，在敌人每小时4000吨的炮弹、航弹轰击下，这些伟大的中国军人，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们是靠怎样的意志力，才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尽最大限度地挡住了敌人的坦克、飞机、大炮，以及步兵的轮番进攻？

他们是怎样看着一个个阵地被敌人的火海吞噬，又一个个被前赴后继的战友们一次次地恢复……

当“联合国军”的每一轮轰炸结束，当敌人飞机向地面呼叫“阵地上已无活人”后，当美英军队的步兵冲上中国军人的阵地时……

每一次，他们都会看到，又有一批中国士兵补入了这个阵地，用鲜血和生命，又一次对他们发起顽强阻击！

这是怎样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啊！

每一个孤立无援的中国军队阵地上，每一个视死如归的中国士兵，在每一轮敌人轰炸的间隙，用自己生命中最后的20到30分钟，悍不畏死的与攻上来的敌人步兵进行着最后的殊死搏杀……

李奇微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每一名“联合国军”的士兵都知道，只要跨过了这些中国军人的尸体，就能够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但士兵们始终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在这些尸体的后面，不断会有中国军人前赴后继补上来，就像海浪冲击沙滩一样……
中国军队为了避免在空、地立体化攻击下遭受的规模性杀伤，他们的战场指挥官放弃了中国军队“集中优势兵力”的既往作战习惯，改为了多点多面的各自为战。
“伤亡超过30%，部队就会失去战斗力”的军事理论，在中国军队的身上完全得不到印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自始至终都在坚持战斗。
哪怕他们的师团营连建制已经不存在了，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每一个阵地上的每一名士兵仍然以单兵方式在坚持作战。
这样的一支部队，值得任何对手尊敬！”

激战至6月10日，“联合国军”穷尽一切手段，仍未突破中国志愿军第63军的防御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