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型父母的意义|快乐|成长|权威型|灯塔型父母|育儿

利维坦按：

权威性父母在中文语境中总给人一种比较负面的印象，仿佛是那种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姿态，但其实和专制型父母相比，此处的权威父母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子女有明确的期望，但在这个框架内，给予孩子的灵活性又是极高的。

其实结合之前《》一文也不难发现，针对孩子的“安全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开始显现出对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心灵重创：焦虑、抑郁，不能从反对声中吸取有用的信息、社交隔离等等等等。当然，也正如文中所言，在教育孩子的每个阶段，父母也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地遵循着一套相同的育儿观，但不管怎样，让孩子去犯错、遭受挫折，应对痛苦，这是他/她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课。

在我儿子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他喜欢在我们家的车道上跑来跑去，直到不小心摔倒。这时他会扭过头来看着我。如果我脸上露出担忧的神情，或者我发出惊叫，他就会哭喊起来。如果我保持镇定，他就会拍拍身子的土，站起来继续跑。

意识到我可以如此强烈地影响他的心理状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启示。这个小小的生命依赖我去理解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如何系鞋带或背诵字母表，还包括如何去感受。

多年后，当他上中学时，这个道理再次回到我的脑海。一天晚上，我儿子做作业时告诉我，一个同学对他很不友善。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刻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家长发邮件，联系学校，要求采取行动（联系老师会比较复杂，因为我是学校的校长）。但是，我没有急着反应，而是停顿了一下。“这听起来很难受。你是怎么做的？”

“我决定暂时不和他一起玩了，”我的儿子回答道，“我打算在午餐时间去踢足球。”

“这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我说，他便回去继续做作业了。

这些看似普通的育儿时刻让我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道理：有时候，作为父母最好的选择就是什么也不做。

任何年龄段的父母都能回想起第一次抱孩子时的感觉，那一刻你会想，哦，这就是那个我将要照顾的人。他们都会告诉你，没有任何一条育儿经验能够完全让你为这个新奇、神奇又令人恐惧的旅程做好准备。

为人父母既是充满快乐的，也充满挑战，有时还会感到压力重重。事实上，最近一份由美国医务总监发布的建议指出，育儿对人的心理健康有害[1]。报告列举了多种正在使父母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的因素——从社交媒体的复杂性到对孩子安全的担忧。

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增加对儿童保育的投入和联邦带薪家庭假。毫无疑问，许多美国父母迫切需要更多的支持。

然而，这份报告忽视了每个父母都可以采取的一项重要策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在过度育儿，反而让孩子和自己都陷入更艰难的境地？如果父母少做一些事情，孩子和父母的生活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好？

我在学校工作了30年，见证了成千上万的父母以及教育工作者和他们孩子的互动。我经常看到父母的过度干预——剥夺了孩子通过奋斗和坚持所获得的自信，同时也让自己筋疲力尽。虽然我在职业生涯中一直见到这种现象，但现在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大多数美国人现在认为，年轻人不会比他们的父母过得更好。无论是大学录取、工作还是住房，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都是更激烈的竞争。家长们都在努力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

从生理上来说，我们天生就希望避免孩子受苦，但看着他们受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父母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为孩子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对他们来说似乎无法逾越，但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

这种冲动催生了关于咄咄逼人育儿风格的流行文化神话，包括“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在孩子遭遇危机时飞来拯救他们；还有“雪铲父母”（Snowplow Parent），为孩子扫清一切障碍。一个习惯了父母介入的孩子会开始相信自己无法独立行动，从而加剧焦虑和依赖。

我想为“灯塔父母”（Lighthouse Parent）这个概念辩护。

灯塔性父母就像一个稳定可靠的引导者，为孩子提供安全和清晰的方向，但不控制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举个例子：一个孩子放学回家，感到被学业压得喘不过气来，并且因为小组项目的所有工作都是他/她一个人在做而感到沮丧，这个项目下周就要交了。

过度干预的父母会立刻提供一系列的建议：“为什么不分配给其他组员各自该做的事情？”“你应该把你的名字写在你完成的部分旁边，这样老师就会给你记功。”“我要给老师发邮件，让她知道你做了所有的工作。”

这些方法也许能解决表面问题，但却未能触及根本问题。它们还无意间向孩子传达了需要父母介入的信号。有时候，孩子需要的只是被理解：“哇，听起来压力很大。”“我能看出你真的很努力。”“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就像灯塔帮助水手避免撞上礁石一样，灯塔型父母为孩子提供明确的界限和情感支持，同时允许他们自由应对自己的挑战。他们通过行动表明自己相信孩子能够独立处理困难局面。关键在于学会何时退后一步，让孩子自己找到解决方法。

父母可以做出的最重要的改变之一是学习用倾听代替我们想要解决问题的冲动。解决问题的心态专注于速战速决，旨在平息或抑制孩子的情绪；倾听则是允许情绪存在，而并不急于解决问题。倾听教会孩子们如何坚韧，传达了我们对他们应对挑战能力的信心，无论这些挑战有多复杂。

随着孩子的成长，父母必须从“老板”的角色逐渐转变为“顾问”。在孩子年幼时，我们几乎为他们做出所有的决定，从他们吃什么到什么时候睡觉（至少理论上）。逐渐地，我们拆除这些框架，塑造出能够独立生活的成年人，他们内化了我们的价值观，并具备在社会中体现这些价值的能力。至少，这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孩子从未有机会独立，我们就有可能让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面临崩溃。孩子们必须经历痛苦挣扎、不断犯错误并从中学习，才能成长。事实上，学习任何技能——无论是编程、绘画、还是体育运动——都需要不断犯错，才能最终掌握。

然而，在一个以资源稀缺为观念驱动的教育环境中，学生可能会不自觉地接受这样的信息：错误是没有价值的。太多的孩子认为他们的父母只想要完美的成绩单，而为了追求这个无法实现的目标，他们牺牲了成长的机会。

对于学生纪律问题，逃避承担错误的现象最为突出。青少年会越界——这是成长的一部分。当他们越界时，他们会收到关于他们行为的反馈，理想情况下，他们会内化这些反馈，最终将这些价值观变成自己的信念。当青少年抄袭论文或在舞会时喝醉，学校的一部分回应是纪律处分——这是一种提供反馈的方式。在当时，学生们并不会感谢我们施加的惩罚。我还没见过被停课的学生会说：“谢谢你帮助我学到了一个将来在大学和生活中都能用到的教训。”相反，他们会说：“这不公平”或“其他孩子也这么做了”。这时，父母需要与学校站在同一阵线，传递一个清晰且一致的讯息，以支持孩子的成长。然而，父母往往更关心的是孩子未来的大学申请，而不是让孩子内化宝贵的教训。当父母试图控制孩子的结果时，他们是在用短期的胜利换取长期的成功。

在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黛安娜·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描述了三种育儿风格，后来研究人员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四种：专制型（authoritarian）、放任型（permissive）、冷漠型（uninvolved）和权威型（authoritativ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