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正面战争败仗固然很多，但以军为单位被全歼的战例其实并不多，国军的五大主力都是在作战中锻炼出来的，没有任何一支被日军全歼过。
相反，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重创日军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将日军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炮击重伤而死。
为什么到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束手束脚，完全发挥不出抗战时的水平了呢？
我们抛开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因素，只从军事角度略作观察。为了便于对比，我们截取徐州会战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两个历史断面，在大致相同的地理方位作比较。
一、战术理念不同
日军侵略作战，多以攻城夺地为首要目标。
徐州会战的背景，日军在攻取济南、泰安、兖州等山东重镇后，计划从北、东两方向夹击徐州，夺取徐州这个战略要地。
我们从后来者视角看，日军完全拥有整建制歼灭国军一个或者数个军级单位的能力和条件。
第一，国军部署分散。基本上依托胶济线和徐州外围、鲁南诸城部署，一副据城死守的架势。如果日军瞄准某一个重要城市驻扎的部队合力杀过去，以国军当时笨拙的调动能力，抓住并打掉一两个军问题不大。
第二，参战国军部队系统复杂，指挥不统一，缺乏有效协同，有条件实施各个击破。
国军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该区序列部队，计有中央军汤恩伯部、西北军孙连仲部、庞炳勋部、东北军于学忠部、川军、桂军、滇军等等，互相之间素有龃龉，一军被围，各顾己身，就算不会作鸟兽散，要他们互相出死力救援恐怕也是大打折扣。
第三，日军装备优势和士兵素质远远优于国民党军，具备在一个点上实施高强度突破和围歼的能力。
但多种条件并未造成日军整建制歼灭一支国民党军的战果。什么原因呢？
日军战略计划中，原本也有在徐州大平原上聚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设想，但日军所谓的聚歼，与我军奉行的聚歼理念并不一致。
日军所谓的聚歼，大概是击破国军主力，使其丧失在徐州大规模抵抗的能力，而非我军的四面包围、不使一人漏网、彻底打掉番号，最终目的是消灭一支部队历史传承、丧失恢复战斗力的一切基础。
日军的终极战役目标是夺取徐州城，控制战略枢纽要地，在这个大目标之下，攻打并消灭某地国民党军。
所以我们能观察到，整个徐州会战过程中，虽有个别国军师级单位全军覆没、有的军级单位受重创，但都是在守城战斗中坚持到最后时刻导致重大伤亡，而不是因为没有突围机会而覆没。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底气十足要和日军决战，误判了形势，结果反胜为败被日军击败。即使这样，战败后国军也没有陷入日军包围而致整建制单位被消灭。
一是因为日军兵力有限，以其20万的规模难以包围国军60余万兵力。二是日军志不在消灭有生力量而在攻城略地，并没有下血本阻击和包围溃逃的国民党军。
二、战争本质是双盲
解放战争淮海战役，地理位置与当年大致一样，在战役设计上，我军统帅部就制定了不一样的策略，不管是1948年11月6日之前筹划的小淮海战役，还是此后的大淮海战役，都是围绕消灭国军主力部队来设计的，而非夺取徐州城。
实际战役进程亦如是。我军设计主力决战的场地基本都在野外，没有坚城。黄百韬兵团被灭于碾庄圩（江苏邳州），黄维兵团被全歼于双堆集（安徽濉溪），杜聿明亲自率领的邱、李、孙三个兵团被歼灭于陈官庄（河南永城），徐州、蚌埠等战略枢纽城市反而没有太激烈的战斗。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日军不像我军一样设计战役计划呢？打有生力量明显更易操作，可大大降低攻城中的伤亡，野战中消灭了有生力量，大城市战略要地就会瓜熟蒂落。
笔者以为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我们先讲客观原因。
战争有一个基本规律，交战双方的状态是双盲的。
我方的战役目的、投入兵力、攻守方向、持续供应能力等等情况，对方无法全部、准确地获知。兵法上讲究追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完全知彼知己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依靠各种信息情报，尽可能地多掌握敌之情况，进而制定针对性策略和手段。
日军侵华准备工作做得很足，比如对中国各地地理进行了测绘，日本制作的军用地图比中国自己制作的还要精准。
尤其前些年公知风弥漫时，过高评价日本精细做事之风，吹嘘日本军用地图也是惯常论据之一。
不过此事经不起推敲。纵使日本的军用地图比中国好，地图作为战争准备众多条件之一，日军指挥机关因此制定更精准的作战计划，并不会必然导致日军作战胜利。日军对此显然有清醒的认知。当面中国军队到底是什么状态，除了部署位置和大致兵力情况，其他知之甚少，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深入。比如当面国民党军将领的指挥风格和士兵抵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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