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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风起堂主人
来源 | 风起堂观察(funqitun)
投稿 | funqitown(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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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任正非的痛苦:每月批条子批不过来

在华为野蛮生长的年代,涨工资简直“惨无人道”。

曾主导华为第一台程控交换机C&C08—2000研发的华为前高管曹贻安说:“只要干得好,每个月都会提工资”。

据曹贻安介绍称,自己主管的一个研发部门,大部分员工一年被加薪12次,也就是说平均每月加薪一次。

那时候的华为,还没有人力资源部,只有人事部,主要负责给员工发工资、办户口落户等事宜,国内企业中更少有人知道人力资源这个名词。

涨工资得有依据,得看能力和贡献,但任正非如何决断该不该涨?该涨多少?

曹贻安说,自己做好名单,拿给老板,任正非问都不问就直接签字了。

早年掌管华为研发大权的2号人物郑宝用也说:“我说给谁多少工资就给多少,有时候向任总报告下,老板基本都说好,就这么定了。”

至于人员招录、项目方向,同样也是各位大员说了算。

“当年我的权力很大,我想让谁进来谁就进来了,今天常务董事会的不少高管都是我那时候招进来的……事权更大,我管研发,上什么项目我说了算,投多少钱也是我说了算。”郑宝用多年后回忆说。

虽然任正非有胸怀,愿意分钱放权,但这对一家正在快速成长的企业来说,这种管理靠人治、研发靠个人英雄的状态,是危险的,更是没有未来的。

任正非在与人大专家的交流中表示,那时候每到月底,自己就会很痛苦。因为下面会递上来很多条子,说自己部门的谁谁干得不错,请求涨工资。公司人少的时候,还能应付,可后来公司越来越大,条子越来越多,批都批不过来了。

野蛮生长时代,管理也是野蛮的,或者说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的。

任正非明白,华为必须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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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人大教授给华为讲课,
任正非突然站起来找人力资源部长

随着华为在国内市场上不断取得突破,针对市场人员的奖金发放问题,更是急需机制性方案解决。

为了解决市场部销售人员考评方式及奖金机制的设计问题,张建国从办事处被调回华为总部担任营销副总裁(1994年),主管营销系统的人力资源与干部考评。

张建国从一套朋友推荐的人资资源白皮书,知道了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并在彭剑锋等几位教授到深圳给另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咨询的时候,得以结识。

还是一样的“套路”,彭剑锋等几位人大教授被邀到华为参观后不久,便成为华为“薪酬考核制度”的“外脑”。

1995年夏天,4位中国人大教授(包政、彭剑锋、吴春波、孙健敏)在华为的第一次培训,在深圳南山一栋两层楼的华为会议室中进行。

当时的华为高管,除了老板任正非之外,都是一帮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这或许是华为那一帮“娃娃兵”们第一次接触到正式的营销、人力资源和经营管理理念。

培训的第一节人力资源课上,一向穿着随意,甚至有些不修边幅的任正非早早就坐在了第一排,并且听得非常认真,不时还做一下笔记。

人大教授的很多理念深深震撼了任正非,他的表情明显越来越兴奋。

突然,任正非站了起来,转过身在后面一排排的听众中挨个地看过去,似乎努力地在寻找着一个人。

正在台上讲课的老师,也不知所措地怔住了。

然而,任正非的目光扫视一圈后,似乎没有找到目标。

于是,任正非对着当时正在培训室听课的某高管喊道:"人力资源部长来了没有?"

台上的老师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任正非是真的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共鸣,并且对人力资源部长的缺席大感愤怒。

虽然这次请来人大教授的是市场部营销副总裁张建国,但培训主题之一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部长却不在现场,这就难怪任正非现场要生气了。

▲ 右一:张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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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一:张建国

03

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管理咨询

人大教授在对华为的这场培训之后不久,几位人大专家就正式进驻了华为(办公室就设在人力资源部,而隔壁就是任正非的办公室),开始了和华为的多年合作。

随着后来另两位人大教授杨杜、吴春波的加入,便有了后来“人大六君子”、“华为六君子”的称谓。

为了解决如何分钱、如何给市场员工发奖金的问题,便有了人大教授在华为的第一个咨询项目,即市场营销部的绩效考核制度,作为发放奖金和增加工资的依据。

这也是华为历史第一次引进咨询机构,进行管理咨询。

此后,因为市场部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突出表现,张建国被提升为华为人力资源总监,全面负责人力资源管理,与此同时,人大教授专家组也就由最初的协助华为管理市场体系,转而协助华为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引进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系统。

改变6位人大教授和华为未来的关键项目,是任正非口中价值一个亿的《华为基本法》。

任正非说过,没有《华为基本法》,华为会崩溃。所以,任正非对华为基本法的评价是,价值一个亿。

“将我们10年宝贵而痛苦的积累与探索,在吸收业界最佳的思想与方法,再提升一步,成为指导我们前进的理论,以免陷入经验主义”,这是任正非制定一部华为管理大纲的初衷。

当时,正值香港基本法起草,任正非受此启发,就建议将华为管理大纲改名为《华为基本法》。

1996年3月,由黄卫伟、包政、彭剑锋、吴春波、杨杜、孙健敏等6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组成的《华为基本法》起草小组成立。起草小组成立后,基本长期驻扎在华为公司,与华为人一起研究起草管理大纲。

1998年3月,历时三年,修改无数次,总计103条,16400余字的《华为公司基本法》定稿,《基本法》的制定工作宣告完成。

此后,《华为公司基本法》成为中国第一部总结企业战略、价值观和经营管理原则的“企业法典”,也是任正非追寻利用制度来建立一个“基业长青”企业、一个可以一直走向“世界级企业”目标的起点。

任正非说,“从此,开始形成了所谓的华为企业文化。”

参考资料:

田涛著《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华为访谈录》、《理念·制度·人》;

吴春波著《华为没有秘密》;

吴建国 冀勇庆 《华为的世界》;

华夏基石e洞察 书享界《彭剑锋对话华为首任华为人力资源副总裁张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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