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法军却偿败果，左宗棠何以心甘？无奈“人微言轻”而遗恨平生|冯子材|左宗棠|张之洞|总督|法军|清廷

左宗棠于七月二十六日（9 月15 日）离开京师后，经一月“水陆兼程”抵达江宁（今南京市）

在这里，左宗棠与两江总督曾国荃商讨了东南沿海的防务问题。左宗棠认为，江苏“防务布置尚属周密”，只有福建海防“情形吃紧”。因此，他决定立即招募旧部，“迅速成军，开拔前进”。

本来，清廷于七月十九日，即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第二天，曾在“上谕”中只是令左宗棠“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清廷旋又于九月初九日复谕左宗棠“应遵前旨，在闽境驻扎，毋庸身临前敌，自不必亲统多营”，以示对这个老臣的“体恤”，但左宗棠并没有“遵旨”而行，他感到福建防守“兵力尚单，难资分布”，需要他全面部署，便上奏请求对“如何扼要驻扎”等事宜准其“体察情形，随时具奏”。这样，左宗棠在江宁经半个多月的积极筹措，在组军、筹饷和咨商南北洋大臣各调派轮船四五艘帮助援台等方面略有眉目之后，于九月十三日离宁赴榕。

十月二十七日（12 月14 日），左宗棠率军抵达福州

此时，福州城内正因前次马尾之败和法军又于八月十三日攻占台湾北部的基隆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左宗棠的到来，使福州人心大定。据记载，当钦差大臣左宗棠带领军队进入福州城时，“凛凛威风，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侯左’，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个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主将左宫保是也”。“盖榕垣当风声鹤唳之秋，经此一番恐怖，一见宫保，无异天神降临，所以敬礼如此也”。

福州人民夹道欢迎“左侯相”，在这位钦差大臣行馆的大厅上贴了一副楹联：

数千里汤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轺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

左宗棠在阔别福州18 年后重临此地，确实是感慨万分的。然而，他此时无暇回顾往事，只有倾其全力投入到派兵援助台湾和部署闽江防务等紧要军务中去。

援兵赴台是左宗棠要首先解决的难题

他到福州后两天，就根据对台湾情形进行的“详察”，上奏提出必须“妥筹赴援”台湾的主张。他一面“密敕刘铭传速督所部剋日进兵，规复基隆”；一面根据法军“封禁全台海口”的严重情况，派杨在元“密赴厦门一带确探情形，设法雇船暗渡营勇援台”，并希望“一俟南洋兵轮赴闽有期，再行调兵分扎马祖澳芭蕉山等处，以图首尾牵制，不任其肆意久据”，从而打破法国舰队对台湾海峡的封锁。

左宗棠在福建海军已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各派舰船四五艘援闽

但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操纵的北洋海军却拒不南来，由南洋大臣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敌不前”（各自为政，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左宗棠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与德国商人商议雇船，也因其“坚以有碍公法为词”而遭回绝。

左宗棠感到：“目前军务重在援台，而援台之兵难在渡海”，“似此海道梗塞，纵有雄兵，不能飞渡”，因而“焦灼万分”。

最后，他决定派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一带，令杨在元从厦门“驰往该处准备渔船多只，俟王诗正兵勇取齐，扮作渔人黑夜偷渡”（左帅还是解决了当务之急）。

左宗棠嘱咐王诗正抵台后遇事禀商刘铭传，并说“军情瞬息千变，如有机会可乘”，“亦准其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至十二月底，王诗正统带恪靖各营分起分批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台南，增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

刘铭传、王诗正督率各军力挫强敌，终于保住了台湾。孤拔在企图攻占台湾的阴谋破灭，复经淡水之役败溃和基隆被围后又企图进取浙江镇海，结果又被中国守军打退，孤拔也被击伤，法军只得于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 年3 月）退踞澎湖群岛，孤拔不久在此毙命。左宗棠督军援台，对于扭转台湾所面临着的严重危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布置闽江防务是左宗棠要着重对待的第二个问题

闽江海口有一大岛曰瑯崎岛，岛上的金牌与北岸的长门“为入口最要之地”。左宗棠派福建按察使裴荫森、道员刘倬云等“星夜督工，就该处竖立铁桩，横以铁绠，没入水中，安设机器，随时捩转起落，以便我船出入，敌船至则起绠以阻之”。随后，他又于“距省城三十里之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概经垒石填塞，仅容小舟来往”。并在“以上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

左宗棠还与帮办福建军务的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穆图善会商“妥筹一切”，决定“将海口水道标识立即撤去，并督饬水雷教习将各雷火药装齐，沿港遍布”。左宗棠把长门、金牌各炮台视为“闽港第一关键”，部署穆图善驻军于此。穆图善把从马江中起出的被击沉军舰上的大炮“迅催安妥”，“又将原设各炮次第修备，督同各将弁昼夜巡守。

敌船如敢来犯，立予轰击。被左宗棠视为“第二重门户”的“闽安之南北岸，亦关系紧要，原设备炮台被敌轰毁之后，正在修整。原设各炮亦有数门可以开放”。这样，安放在闽江出海口的铁绠，犹如一把铁锁，而长门、金牌炮台和闽安南北岸炮台则宛如两道铜关，可谓铁锁铜关，互为表里。十二月二十六七日（1885 年2 月10 日、11 日），左宗棠同杨昌浚先后出省城，到南台、林浦、马江、闽安南北岸“遍加巡视”。二十八日同到长门、金牌，“各营将士均站队试枪，军容甚肃，各炮台可放之炮亦皆演放数过”。左宗棠通过检查防务情况，满怀信心地说：“如狡寇果来，势难插翅飞过。”

福建前线的防务大为增强，5 个多月前马尾之战的悲剧此时已不可能再演了

此外，左宗棠还“拣派勤练明干之员分赴福州、福宁（今霞浦市）、兴化（今莆田市）、泉州四府各海口设局，会同地方官及本籍绅士办理渔团，择渔户中骁勇善水者作为团长，“勤以步伐，犒以资财，动以功名”，借助民力“而御外侮”。

法国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受挫后，又把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越边界的陆路战场。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1885 年2 月4 日），法军向谅山一带的清军发动攻势。

广西巡抚潘鼎新节节败退，甚至自动放弃谅山和镇南关（今友谊关），一直逃回广西龙州。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85 年2 月23 日），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遂焚掠镇南关后退回谅山。镇南关失守后，清廷将潘鼎新革职（胆小无能之辈）。

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荐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敌指挥权。二月初七日（3 月23 日），法军分兵三路猛攻镇南关，被冯子材率军打退。次日，法军再攻镇南关，冯子材会同王德榜的“恪靖定边军”坚决抗击，将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初九日，冯子材下令各军反攻，各路清军勇猛冲杀，法军全线溃退。初十日，冯子材、王孝祺率军夺回文渊州。十二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三路夹击谅山，于第二天（3 月29 日）克复谅山，大败法军。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谅山也曾是中国之领土）。

张之洞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指出：“法二次犯关，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法军）亦不能如此大溃。”“法虏自谓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创者。”可谓当年左宗棠在总督两江时派王德榜募“恪靖定边军”赴广西前线是有远见的。

此刻，左宗棠在福建、张之洞于两广，都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特别是法军在镇南关、谅山大败后，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战局对中国来说不仅有利，且大有可为。就连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英人赫德私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她（按指慈禧太后）会赢的！

然而，就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又进而袭郎甲、攻北宁之际，清廷却于二月二十二日（4 月7 日）下令前线停战和撤回前线的军队返回关内，并公开向战败的法国求和（绵羊的统帅永远是求和的）。

其实就是这个赫德，早在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84 年9 月18日），就秉承英国政府希望中法早日结束战争，解决争端，而不情愿战争继续下去使自身侵华的经济权益受到太大影响的旨意，急忙发出密电令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人金登于即赴巴黎，面见茹费理，劝法国放弃赔款要求并同中国议和。

赫德的目的无非是在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后试图阻挠中国对法国的抵抗。当然，由于赫德多年在华的原因，他对清廷“愿意和平，但不肯‘丢脸’以取得和平”的面目看得也很清楚，并指出：“不幸的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本身，而是丢掉它的名义。”

所以，他对派金登干去法国活动又抱有希望，即说服法国不要让清廷“丢脸”，其他均好协商。十一月二十五日（1885 年1 月10 日），金登干抵巴黎，表面上是交涉不久前中国海关的“飞虎”号轮船在台湾海峡被法军扣留事件，实际上则要包揽中法“议和”。赫德说：“我正在抓住冲突双方‘死不放手’，我得把事情亲自抓在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唯一机会，我甚至不让大人物李鸿章知道，也不让他插手此事。”“我只能把所有的事闷在自己肚里，也不敢把一切都告诉总理衙门。”很明显，赫德一手操纵了中法之间的“对话”，而指使他派金登于赴法国直接去找茹费理的人物只能是慈禧太后。对此，赫德不加掩饰地对金登干声称：“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我自守机密，总理衙门也如此，皇帝已有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

赫德、金登干实际上在为法国人说话。正如赫德自己所表白的：“我想我们已脱离了‘绝境’，而且恰巧是时候。因为法军在谅山的胜利（这消息昨天在此地传开）也许会诱使法国再增加要求。”然而，赫德想使法国攫得更多的侵华权益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军队旋又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使赫德惶恐不安。金登干在法国的谈判由此产生波折，他致函赫德说：“真的看到这种情况出乎预料地突然发生时，还是使人伤心的。

但是，就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即将取得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总理衙门的“新王爷”奕却积极主张对法议和（李鸿章的观点已成为败笔）。

据赫德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七日（1885 年3 月23日）致金登于函中说：“李在过去三个星期里特别地烦躁不安，他被皇帝派遣与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伊藤博文伯爵谈判，为了不使法国问题妨碍他，虽然没有上面的命令，他还是对这事插了手。总理衙门——特别是新王爷——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赫德说这番话后仅6 天，法军大败于谅山，李鸿章趁机提出了“乘胜即收”的主张（此刻心中还有国恨）。他认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便致电总理衙门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李是真正的死奴才，奴性命，只在自保，总怕失去，最后却失去更多）。”

这样，李鸿章的主张不仅与赫德的思路相符，而且更与慈禧太后在不丢掉面子的情况下议和的初衷相吻合。于是，清廷决意停战议和。

二月十九日（4 月4 日），金登干在得到清廷的认可后，代表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其内容为中国批准《中法简明条款》；双方立即停战，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撤除对台湾的封锁；法国允派一员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的细目。于是，清廷下令停战撤兵，并于三月二十九日（5 月13 日）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使巴德诺开始谈判，以签订正式条约（左公再努力，也败于斯）。

面对清廷停战、撤兵与议和的“谕旨”，左宗棠痛感失望和愤懑不平，他上奏直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指出：

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入马尾，乘瑕蹈隙，驯至溃坏而难收拾。前车宜鉴，大局攸关。津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占踞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可再涉含糊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蔽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此边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

与左宗棠有同感的张之洞在接二连三地提出反对撤兵、议和的建议后，自知“人微言轻”，便致电左宗棠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张之洞说：

闻洋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民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易追！公有回天之力，幸迅图之。

张之洞以其少壮有为想挽回局势却“无术挽救”，左宗棠则虽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亟望一吐“四十余年之恶气”，却也无“回天之力”。

左宗棠对清廷的衰朽面目已完全看透，张之洞的电报除去徒然增加他的几分苦恼之外，他已无言以对。他深知清廷发出了“由李鸿章分咨沿海、云粤各督抚如约遵行”的“电旨”和派李鸿章在天津议订条约，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至今温历史，一个人的能力最大，如果遇到庸主，也只能挥泪掩面，痛心疾首）。

四月二十七日（6 月9 日），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在天津与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中国同意在两广、云南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享有减税通商权；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当然，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了“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的字眼，这也算是满足了慈禧太后的心态。战争的结局是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事实收场了。

五月初六日（6 月18 日），左宗棠以“身体赢瘦、饮食锐减”，“头晕眼花”，“喀血时发”的实情向清廷上奏请求告退（心已无力）。

六月十七日，他再次上奏恳求交卸钦差差使回籍，并陈述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微臣衰朽残年，谬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中国不败而败，左宗棠何以心甘？！

即使在身体病重和失望有加的情况下，左宗棠在六月份仍上两折，对保卫台湾和加强海防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

他认为：“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镇摄。”清廷对此予以采纳，于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 年10 月12 日）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事务由闽浙总督兼管，台湾设立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左宗棠还在专设海防大臣的奏折中提出“师船宜备造”、“巡守操练宜定例”、“铁路宜仿造”、“士气宜培养”等意见，并指出由新设的海防大臣“驻扎长江，南拱闽越，北卫畿辅”。在台湾设行省的同一天，清廷下令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命奕总理海军事务，这与左宗棠的建议也有密切的关系。

七月二十七日（9 月5 日），业已73 岁的左宗棠在两日前接到了清廷“俯如所请”的“上谕”，但耗尽了毕生心血的他再也无力返回湖南老家了，这一天他病逝于福州

临终之前，他在口授遗折中说：

此次越南和战，是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