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今年最让我眼泪破防的采访片段：
“好委屈啊。”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憋屈。” “我这辈子……就困死在这地方了。” “我也想出去看一看啊，我也想出去走一走啊。” “我支持他……结果我是一事无成。” “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绝对走我自己的路。”
而她，却不是这次被采访的主角。
她叫张赞英，是知名植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
她的丈夫曾孝濂被誉为“中国植物画第一人”，光一幅画就动辄百万价格。
有这样成就斐然的丈夫，也许在无数人看来，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然而，当采访者采访曾孝濂时，顺带问了她一句，“下辈子碰到曾老师还跟他过吗？”
张赞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过，绝对不过。”说着说着，更是捂脸痛哭了起来。
我是在这里跟着红了眼圈。
太能共情到张老师了，这些眼泪，是一个一个，一群一群女性，在满足了观念，制度，文化，他人后，对自己的惋惜，和对生活的失望。
记得之前看网上爆火的那篇悼文，是陈朗博士写给丈夫徐晓宏的。
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家庭里，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他越成功你越痛苦。”
伟大的背后，往往是另一个人的牺牲。
张赞英原本也是可以有着闪耀而辽阔的一生的。
她也曾去日本进行过学术交流，也曾在北京林业大学学习四年，更曾被当时遗传育种专业的老师邀请留校继续做科研。
但她是妻子和母亲，于是她硬生生撕掉了一部分的她自己，剩下一部分回到家庭，成为了丈夫事业和整个家庭的护甲和燃料。
为了减轻生活负担，她连买个菜都要讨价还价，可对丈夫的爱好却大方到了娇惯的程度，哪怕再贵的书本、颜料，也从不说一个不字。
她一天三次提醒丈夫下楼吃饭，给他剥橘子、倒水、泡咖啡，帮他转达外界发来的每一封邮件和每一条信息。
帮他拿画板、背包，聆听他对植物的见解。就连丈夫肺里查出的肿瘤，也是张赞英在为他到处求医问药。
我在看资料看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著名诗人顾城的妻子谢烨。
她不仅仅是顾城的妻子，还是他的秘书，他的经纪人，他的保姆。
就连顾城衣服上的扣子，也要谢烨亲手去扣。
哪怕后来孩子出生了，丈夫非但不懂得照顾，更是在孩子哭了的时候，他也跟着哭起来，然后等着妻子来照顾。
在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背后，是妻子硬生生地撑起的一地鸡毛。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女性，一遍又一遍重复着张赞英走过的路。
她们被困在传统婚姻观念和性别分工里，被困在妻职、母职、家庭主妇的角色里。
她们是孩子的母亲，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却唯独不是她自己。
成为自己，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是内疚，挣扎，徘徊，被痛斥指责。
但是如果还有机会，如果还有来生，你要不要走？
我想起一个另外女性。
就好像，历史小说《我不可能只是仰望着你》中的主角，玛莎·盖尔霍恩。
玛莎·盖尔霍恩是 20 世纪第一位战地女记者、小说家。新闻界以她的名字命名了“盖尔霍恩新闻奖”，她的头像还曾出现在美国的邮票上。
但同时，她也是大作家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是《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原型。
在和海明威相恋并结婚后，玛莎的个人时间被剥夺，写作才华被海明威掩盖，她觉得自己成了大作家背后的无名主妇，特别痛苦。
于是，她选择离开海明威，回到了她的战场。
当时海明威在电报里咆哮着质问她：“你究竟是战地记者，还是我床上的妻子？”
但玛莎知道，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建立在对自我的磨削上。而应该是成就自己，完成自己的人生叙事，实现自己人生的完整性。
我时常觉得，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的叠加，选择钱还是名，选择家庭还是事业，选择死磕还是放弃，左转还是右转。
人生从来没有圆满，只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遵从内心，你觉得有价值，于是，就是圆满的一生了。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更自由，更勇敢地去“走自己的路”。
祝你在世上
体验只属于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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