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杨秀云 历史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副教授
内容摘要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举行所谓入城式和祭祀战殁者慰灵祭，以“显彰忠灵”；对于战殁者的遗骨，则出台详细的遗骨送还规定，或存放于战地的奉安所、神社等，或供于靖国神社，或葬于家乡的护国神社。日军的军事葬仪对战场上的官兵、日本国民都起到了宣传鼓吹和战争动员的作用。同时，日本军政当局在南京地区修建各类纪念碑、“表忠碑”、神社等设施，大力宣传攻占南京过程中的战争遗迹及日军的“英勇事迹”，鼓吹军国主义，宣扬日本的“国威”。日本内外一体的军事葬仪体制促使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从而加速了日本走向失败的进程。
关键词日军 南京沦陷 军事葬仪 战争动员 “忠灵显彰”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日军华中方面军立即向南京进犯，企图攻占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围歼中国军队于南京城下。11月14后，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之上海派遣军陆续占领福山、常熟、苏州一线；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之第十军先后占领了平望镇、嘉兴一线。12月1日，日本大本营和华中方面军分别下达了攻占南京的命令，日军兵分多路向南京进犯，即上海派遣军沿京沪铁路及公路向南京进犯，并抽调一部渡过长江，以切断江北大运河及津浦铁路；第十军从太湖南岸地区沿京杭国道及附近公路向南京进犯，同时派一部（国崎支队）在安徽当涂县慈湖镇附近渡过长江，直扑南京对岸的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渡江北撤的退路，并派一个师团（第十八师团）占领安徽芜湖，以切断南京守军沿长江向上游撤退的退路。从12月5日起，日军与南京守军在南京外围阵地及城郊展开激战，日军先后占领了句容、汤山、溧水等地。从12月9日开始，日军与南京守军在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展开激战。12月13日，南京沦陷。
日军在攻占南京过程中的伤亡情况，迄今尚未发现完整而具体的统计资料，据《松井石根阵中日记》记载，自日军登陆上海到攻占南京为止，日军战死人数实际已达到21300余人，伤病总数逾5万人。另外，据日军战史《中支那方面陆上作战经过概要》记载，在“南京追击战”中，日军伤亡人数约为26000人。“南京追击战”自日军占领上海起，到日军抵达南京守军的外围阵地为止，即从11月12日至12月4日，其间包括向南京进犯途中及抵达南京外围的战斗，如日军占领昆山、常熟、苏州、嘉兴、无锡、湖州、常州等地的战斗。12月5日，日军开始进攻南京外围阵地，其在攻城战斗中的伤亡情况，中方史料有相关的零散统计，如12月5日，日军在进攻句容以西的土桥镇时，死亡六七十人；12月6日，中国军队在句容以西突围时，共歼灭日军300余人；12月5日至7日，在淳化镇附近，日军伤亡500余人。《救国时报》与上海《时报》援引1937年12月11日美联社电讯时均称，“于过去三日之攻城战中，日军死伤至少在 6000以上”；12月12日夜，中国守军在南京东郊的仙鹤门附近击毙日军三四百人；13日晨，在空山、狮子山一带“毙敌千余”。根据以上零星的报告和报道中的不完全统计，日军在进攻南京过程中的伤亡已达8000余人。陈诚在回忆录中也称，在历时10天左右的南京保卫战中，歼灭了1万余名日军。由此可以推测，日军为攻占南京，伤亡总数约在万人。对日军来说，如何处理进攻南京过程中的这些伤亡官兵尤其是阵亡官兵成为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伤亡人数的增加，日军官兵的遗骨不断被运回日本。1937年11月5日，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一批战殁者的骨灰送达日本静冈火车站。同时，日军在中国沦陷区还举行了一系列军事祭祀活动，通过举行慰灵祭，修建纪念碑、“表忠碑”、供养塔等设施以收纳战殁者遗骨，并“显彰忠灵”、激励前线官兵、吸纳日本民众参与战争。本文所述日军军事葬仪不仅包括安葬战殁者的仪式和墓地，还包括对战殁者举行的一系列“显彰”活动，以及建设对其进行宣扬、祭祀的碑、塔、寺、社等设施。
近年来，学界对日军葬仪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通过研读中日原始档案和相关史料，试图从侵华日军祭祀的视角研究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军事葬仪，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纪念及葬仪活动，如“入城式”、慰灵祭、“忠灵显彰”及遗骨送还等，探究侵华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慰灵机构、慰灵设施及军事葬仪，以进一步深化对日本侵华史的认知。
一、南京沦陷前后的战死者处置与慰灵活动
日军一般在战事稍事平息后即举行大规模的慰灵祭，在战事紧张的情况下，有时仅草草举行阵中告别式，或在战地对战死者尸体进行简单处理。在日军向南京进犯过程中，即经常举行此类葬仪活动。1937年11月17日，日军一部行至常熟青塘东端的新桥时，中日双方发生激战，日军上等兵松冈阵亡，一等兵中山负伤；在五梁镇战斗中，日军一等兵吉田阵亡，上等兵菊川喜佐雄、世古负伤；在许巷口战斗中，日军第一小队长水谷少尉阵亡，上等兵川北、一等兵林信宏负伤。12月3日，日军在丹阳宿营期间，为在常州、无锡一带战斗中阵亡的7名士兵举行了告别仪式。12月6日，片桐部队（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联队长为片桐护郎大佐）的一名士兵对挂在脖子上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内战友的遗骨说：“南京到了！”12月8日，日军第十军独立战车队在南京南郊的牛首山、铁心桥附近战斗时，损失了4辆战车和7名官兵，9日即举行火葬仪式，日莲宗和尚也来超度亡灵，战车队全体官兵和20名报社记者参加了告别仪式。因为没有火葬设施，日军就用圆木搭起架子，上面放上门板，再将尸体摆放在门板上焚烧。火化前，由随军和尚念经，藤田战车队长、井上中尉及其他军官、下士官、士兵代表及各报社记者分别向遗体鞠躬致哀。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下士官浇上汽油，井上中尉点上火，尸体和木头、柴禾一起燃烧。为了纪念战殁者，日军在7名官兵战死之地立了一块墓标，上书“稻村少尉战死遗址”，墓标前还放着一副中尉肩章。因为翌年1月，时为少尉的稻村将按期晋升为中尉，稻村为此常开玩笑称：“是南京先陷落呢，还是我先成为中尉呢？”所以稻村的阵亡，使他提前实现了“中尉梦”。
当战事激烈时，日军来不及迅速处理死者的尸体，而到战事平息后，战场清扫队或同乡战友会寻找并取回战殁者的一只手指或遗物，尸体就地掩埋。如果找不到“认识票”，日军还会取回战殁者胸前的一块布作为阵亡凭证。在战殁者的遗物中，还经常出现千人针、手表、家信等。日军士兵出征时，亲朋好友会赠送出征者千人针和日章旗，日章旗上有亲朋好友的签名，祈愿出征者“武运长久、建立功勋”。在寒冷的夜晚，日军经常用其代替围巾，或临时作为装日用品的包袱，甚至战场上还可以用作止血布。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从华北调往上海方面，并参加了进攻南京的战斗。1937年12月10日，该中队占领南京中山门外的四方城后，伍长大槻在巡视警戒时中弹，其战友长谷川用日章旗捂住大槻的伤口。当大槻死亡时，长谷川整理好大槻的服装和姿势，让他合掌朝向日本皇宫的方向，无声地报告自己在战争中的死亡，同时也告别家人。
当战事激烈时，战场上的日军尸体根本来不及处理，葬仪也草草了事。而战场上的褒奖与政府的感谢信也千篇一律地被同质化了，他们临死前的所思所想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鲜活的一面，而非同质化的“人”是千差万别的。由于战事激烈，日军无法全部收集战殁者的遗体，于是，卫生队或战友就将战殁者的右臂从肘关节处砍下，带到后方火化，入殓时把写有战殁者名字的纸片放在每人的胳膊旁或在地上写下名字。后来，焚烧手臂变成了焚烧手指，最后连手指都来不及处理，甚至有时还误将其他士兵的骨灰送到家属手中。
日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大都举行所谓入城仪式，在向民众展示“军威”的同时，还宣扬日军当局的“宣抚”政策。日军攻占南京后，按照惯例，也举行了所谓的入城式。12月17日下午，日军陆海军各部队在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参阅部队在中山门至国民政府的中山东路两侧列队，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等高官一边驱马前行，一边检阅部队，陆海军航空队95架飞机飞越南京上空。参加入城式接受检阅的日军官兵，其中有的人手捧战殁者的遗骨盒和牌位，以缅怀战殁者，并让其“参加”入城式。检阅之后，各军司令官进入国民政府。下午2时，日军在国民政府院内举行升旗仪式，国民政府大门上悬挂起日章旗。是时，全体日军官兵面向东方举行遥拜仪式，松井带领全体人员三呼“天皇陛下万岁”。
为悼念战殁者，12月18日下午2时，日军在南京城内的明故宫机场举行“陆海军战病殁者联合慰灵祭”。祭坛面向东方，摆放着各种祭品，祭坛后面高达8米的白木灵牌上写着“中支那方面陆海军战病殁将士之灵标”，祭坛上除了阵亡官兵，还有死亡随军记者的名簿。松井石根作为祭主宣读祭文，他还将当天早晨刚写的两首诗供于灵前。慰灵祭上，军号奏响《保卫国家》的乐曲，主祭向战殁者献上佛珠，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长谷川清等还献上玉串，现场日军拔刀敬礼。下午2时30分，慰灵祭结束，接着又举行了“升神仪式”。参加此次慰灵祭的陆海军官兵达万人。曾参加慰灵祭的日军辎重兵小原孝太郎在日记中写道：“各师团几万士兵整齐地排列在祭场上，在嘹亮的喇叭声中将士们威严地走入祭场。从上海登陆到攻陷南京期间化为护国鬼魂的众多勇士们，无论陆军、海军，他们的灵魂都得到了虔诚地祭拜。……祭场内的士兵都在为地下的勇士祈祷”。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各教派遣僧侣也纷纷来华，频繁活动于中国各战场，以配合前线日军的行动。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照在南京陷落前就来到中国，频繁参与日军军事葬仪及慰灵显彰活动。1937年12月14日，大谷作为西本愿寺特派“中支皇军慰问团”成员，先后慰问了日军上海派遣军之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十一师团，以及南京城内和中山码头、中山门、紫金山等地的日军，并参加了在明故宫机场等地举行的日军战殁者慰灵祭祀活动。
与日军在南京的葬仪活动相呼应，日本国内也举行了一系列显彰慰问活动。日军攻占南京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日本举国欢腾，各地均举行了庆祝活动，靖国神社及各地神社纷纷举行“战捷奉告祭”及“彰显国威祈福仪式”，一般市民也去神社参拜，政府大门及商场的建筑物上贴满“祝捷”的装饰，各地提灯游行的队伍占据了整个街巷，各种演奏比赛、祝贺会、电影、戏剧表演一直持续到深夜。同时，政府机关的官长以及在乡军人联合会等也慰问“殉国勇士”、战伤人员以及出征官兵、阵亡官兵的家属和遗属，向他们表达所谓“感激之情”。在普通高等小学的讲堂里，召开了官民联合的祝贺会，参与者遥拜宫殿、齐唱国歌、遥望前线的天空、向战殁者默哀、向前线的士兵默默地献上“感谢之情”。大阪朝日新闻社与全关西民间航空团体还组织了22架飞机在京都、大阪、神户三地上空飞行，“祝南京陷落”“祝皇军大获全胜”“胜利了也不能大意”“战斗从现在开始”等横幅拖挂在飞机尾部，同时飞机还散下大量传单。陆军省向日军部队及学校发出“关于攻陷南京的通牒”，称“要借攻陷南京之机，将‘圣战’的最终目的贯彻下去，攻陷南京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们和在战斗中受伤的将士们的功劳，希望大家到靖国神社去参拜，各大神社举行祈愿仪式，对受伤的士兵进行慰问，同时在民间也切实贯彻执行。”
南京沦陷后，日军的战死者处置与慰灵活动是其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一部分。日本国内外一体的葬仪活动是为了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日军官兵，并且也是为了向日本国内展示其在战争中的所谓“胜利”。这些活动不仅体现了日军对战死者的纪念，也反映了其在军事占领下的文化同化和政治宣传策略。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战场上日本官兵的尸体也越来越多，日军各种慰灵、显彰活动也不断上演。
二、日军的遗骨送还
1938年2月，卸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在回国前参拜了上海的东、西本愿寺，向暂存于寺内即将运回日本的日军官兵遗骨告别。“西本愿寺的遗骨主要是上海派遣军的，有21000具，其中有4000具已送回日本，近期将送回6000余具。东本愿寺的遗骨是第十军的，共计2000余具，其中有600余具送回日本，近期将送回300余具。两寺中的遗骨，将于4月底前送回日本。”
大量战殁者的出现促使日本政府着手修订《陆军埋葬规则》，即由原来的个人埋葬改为合葬。1938年5月，修订后的《陆军埋葬规则》正式实施，其中第十三、十四条规定，每次战役或“事变”后，在陆军墓地建立一座合葬墓塔，正面书写“某某战役战殁者合葬之墓”，背面是建设日期及合葬者所属部队名称。战殁者合葬提高了日本普通民众对陆军的“崇敬”之情，同时日本也开始进行大规模公共的、集体性的参拜活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战死后，他们的骨灰一部分葬于中国沦陷区，一部分送回日本国内葬于日军陆海军墓地，为此，日军当局颁布了一系列关于遗骨送还的规定和细则。
日军对战殁者遗骨和遗物收集、送还流程、送还时间、遗骨合祀名簿、纳骨箱等作了详细规定。1938年6月13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兵站监部颁布《中支那派遣军战病死者遗骨送还规定》（中支兵监副第八十八号），对华中派遣军战死病死者的遗骨送回日本进行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遗骨送还规定》《遗骨送还要领》《遗骨送还细则（第一〇六师团司令部）》等。日军在华中地区各部队收集了战场上的日军遗骨后送到所属兵站司令部，而军属因无所属部队，其遗骨按来华前的所属部队进行送还，其遗骨及遗物上还标明日本国内所属师团的信息（如部队名称、“认识票”号码、兵科官名、战死时间和地点等），同时附有遗骨名簿（包括姓名、官级、送达车站、原籍地、部队番号、战死或病死的日期和地点）、遗物清单（如联队番号、遗骨、遗物、花圈、物品名称和数量等）。《遗骨送还要领》还规定，“纳骨箱”由上海兵站司令部准备，标准为长宽各6寸、高8寸，正面为联队和战殁者名称，背面为日本国内所属师团信息。
武汉沦陷后，日军驻南京、汉口的兵站司令部将各部队送来的遗骨送至上海兵站司令部，这些遗骨放置在上海西本愿寺奉安所。遗骨按所属部队排列，并按顺序送回日本。在上海的日军华中派遣军兵站监部向宇品船舶运送司令部提出遗骨送还请求书及两份送还遗骨信息表，内容包括战死或病死日期、地点、部队名、遗骨接收者地址、送达车站、官职、遗族姓名等。遗骨送还申请书注明遗骨的姓名、官职、日本铁路到达的车站、轮船到达的港口，以及遗骨、遗物数量及护送人员姓名、官职等，并委托碇泊场司令部统一送至日本国内各留守师团。
上海兵站监部制定遗骨送还时间表，遗骨送回日本前，还要举行告别仪式或慰灵祭。告别仪式或慰灵祭一般每月20日左右在上海虹口的西本愿寺举行，日军各部队派代表参加并赠送花圈，仪式结束后用轮船将遗骨送回日本，各部队还派遗骨护送人员（每20个遗骨配一名护送人员）全程护送，并在日本港口把遗骨交接给留守师团接收人员或在乡军人会、青年团等。截至1940年底，日军当局已将49批日军遗骨送回日本。
1939年11月25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颁布《中支那派遣军战病死者遗骨送还规定》(总参三第八十七号)，其中增加了第十四条关于整理分骨的内容：“为了将遗骨永远奉安在中支那，把部分遗骨合祀于即将在上海修建的忠灵塔。”
根据《分骨整理要领》的规定，华中地区的分骨整理业务由日军上海兵站司令部负责，并在上海设置忠灵塔以收纳遗骨，在忠灵塔建成前，采取临时奉安分骨的方式。日军各部队及兵站司令部送还日军遗骨时，严格区分送回日本国内的遗骨与奉安于上海的分骨，除1938年的《遗骨送还规定》所需材料外，还需提交《忠灵塔合祀名簿》及花名册，合祀名簿的内容包括：官位勋功爵姓名、本籍族名称、现住址、出生年月日、原所属部队番号、死亡时所属部队番号、死亡详情等。遗骨送回日本前，日军战地各部队、上海奉安所，以及宇品运输船出港前分别按照佛教仪式举行告别式，遗体送回日本后，一般按照神道式或佛教式举行葬礼。首先，各留守师团举行慰灵祭，遗体送回故乡后，再举行村葬、町葬，市町村长为祭主，葬礼一般在学校礼堂举行，国防妇人会代表、出征军人家族代表、中小学师生等参加葬礼，规模达几百甚至上千人。战殁者的遗骨最终被供奉在县町村的护国神社，被日本民众尤其是中小学生反复参拜。
从20世纪30年代至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各地参拜“忠魂”碑的活动仪式化，参拜频率也越来越高，甚至在校园内设置“忠魂”碑，摆放花圈、供台，每天上课前和放学后全校师生进行集体参拜已成为日常。这种日常化的祭祀仪式把每个日本人，无论长幼，都纳入战时体制。每逢春祭、秋祭、临时合祭、事变纪念日、日军“胜利日”等日子，日本国内都会大肆庆祝，而在中国沦陷区的日军也动员伪政权官员、日本居留民、中小学生等参加祭祀和庆祝活动，可见，日本的“忠灵显彰”体系在不同时空范围被布展开来。“忠灵合葬”以及遗骨送还等“忠灵显彰”活动，逐渐成为日本军政当局激励士兵奔赴前线、动员民众参加战争的重要手段。
三、日军在南京的纪念设施及其宣传利用
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即在中国东北地区成立了“战迹保存会”，建设纳骨祠、纪念碑、纪念馆、神社等设施，并修建“战迹巡礼”道路、路标，印刷发行战斗地图及战争遗迹参观手册等，以宣传日军战绩，鼓吹军国主义，宣扬日本的“国威”。
日军攻占南京后，为了宣传和炫耀，日本军政当局拍摄了“南京战迹”“雨花台战迹”等照片，并制作成明信片在日本国内发行，从而引起日本民众对南京的兴趣。日本人因公或因私来到南京，明信片上的“光华门”“中华门”“雨花台”等战争遗迹成为他们的必去之处。1938年4月12日至15日，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到访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参观了雨花台和光华门，听取了关于当时战况的讲解。每年的“南京陷落纪念日”，在南京的日本居留民也被日本军政当局组织起来举行庆祝活动，参观中山门、中华门、光华门等，听取关于战斗经过的报告，“清扫并参拜墓地，以表达感谢英灵之情”。
1938年11月，日军华中派遣军报道部向陆军省提交《南京战迹手册》，详细记述了光华门战斗中最先登上光华门的吉住部队所属之胁坂部队的战斗神话，以及该部队下属之第一大队长伊藤善光少佐“壮烈战死”的情景。日军还在光华门战场遗迹上修建了木质墓标，以纪念光华门战斗中战死的日军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一大队长伊藤善光。《南京战迹手册》还记述了日军第六师团之长谷川部队第三中队的安藤康文伍长、中津留大作伍长等6名突击队员的“英勇事迹”。
南京沦陷后的战场遗迹成为日本各社会团体来南京后的固定参观场所。1939年5月，日本“小学教师大陆视察团”参观了南京光华门和中华门战场遗迹，并聆听了当时战斗的经过，表示要将伊藤少佐和安藤伍长等人的“事迹”编入教材，“贡献于后方的国民小学教育”。
1939年8月13日，日本本部“忠灵显彰会”成立一个月后，正值淞沪会战爆发两周年，日军华中派遣军在上海组织成立“中支那忠灵显彰会”（简称“中支显彰会”）。“中支显彰会”成立之初就声称其不是日本本部的支部，由此可以看出日军华中派遣军在“英灵显彰”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中支显彰会”在华中地区设置了上海、南京、汉口、苏州、九江、杭州6个地方委员会和镇江、安庆、芜湖、蚌埠、无锡、常州6个支部。“中支显彰会”设理事长1人、常务理事4人、理事若干、监事2人，理事长由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参谋担任。“中支显彰会”动员日本居留民捐款并积极参与各项“忠灵显彰”活动。作为专门的“忠灵显彰”机构，“中支显彰会”还在华中各地建设忠灵塔、忠魂碑、战迹纪念碑及神社等设施，其中包括2处忠灵塔，13座“表忠塔”“纪念碑”“忠魂碑”，3座神社。“纪念碑塔”的建设地点及样式需上报陆海军大臣。这些纪念设施用于合葬日军在华中地区的战殁者，以及举行供奉、祭祀日军战殁者的活动。其建设和活动经费部分由日本政府承担，其余为“中支显彰会”募集的捐款。
南京沦陷后，日军当局计划在南京菊花台修建“第十军表忠碑”，在南京大校场机场修建“海军航空战表忠塔”，上述“表忠碑塔”作为忠魂碑“显彰忠灵”。华中地区的日军“忠灵塔碑”主要由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建筑师赤木负责修建，赤木也曾是日本本部“忠灵显彰会”举办的忠灵塔设计大赛的评委。
1939年12月2日上午，日军“第十军表忠碑”揭幕式在南京中华门外的菊花台举行，该碑位于菊花台最高处，碑高17.83米，耗资7.4万日元。碑的正面是原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时任日本兴亚院总务长的柳川平助书写的“表忠碑”三字，背面是第十军的主要战斗经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第十军的“显彰”。揭幕仪式后，还举行了招魂祭。1940年至1942年，日本驻汪伪政府的“大使”到达南京上任后，均参拜了“第十军表忠碑”。
为了便于日军与日本居留民参拜“英灵”，也为了吸引中国民众对日军的“尊崇”与“敬仰”之情，日军占领南京后，除了建设“表忠碑”，还建造了神社。1940年2月，日本军政当局在南京五台山建造南京神社，日本建筑师高见一部负责神社的设计。南京神社的总体样式按照靖国神社的规格建造，社内有许多祭殿，供奉着日本天照大神和宝剑等神器，社内上方悬挂着大幅黄色、黑色招魂布条，正殿两侧的厢房内存放着日军战殁者的骨灰，上面写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军衔等，有的还配有照片。神社旁边的清凉山建有日军专用火葬场，日军官兵死后，尸体在火葬场或战地火化，骨灰装盒，由日军宪兵队和仪仗队把骨灰送入神社，接受公众祭拜。
1941年10月17日，日本军政当局开始在南京神社的社殿旁边建造护国神社。日本神祇院要求南京护国神社的“神门”在样式和社纹方面不必完全按照日本国内的统一样式设计，允许加入中国元素。1942年11月2日至3日，在南京神社奉斋会的主导下，南京神社举行“镇座祭”，有1.6万在南京的日军及日本居留民参加。每年4月、10月春秋大祭时，南京的日本军政当局及民间各界代表聚集南京神社前，举行慰灵活动，同时也要求伪政权官员参加。1942年12月7日至1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召集华北、武汉、上海、华南的驻军司令官到南京协商进攻重庆和西安的“五号作战”计划，时任日军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塚田攻一行在由南京飞往汉口的途中，其乘坐的飞机被中国军队第四十八军一三八师四一二团三营九连的高射机枪防空队击落，机上包括塚田攻在内的9人全部死亡，塚田攻被追授为陆军大将。原属“因公殉职”的塚田被日军当局宣扬为“战死”，同时，塚田攻等11人的遗骨被送至南京神社，当日即举行了隆重的入祭仪式。
除了日本军政当局外，日本宗教界也在南京建设宗教场所，并积极参与祭祀。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安乐寺住持横汤通之作为从军僧来到中国，奔赴前线，收集战殁者遗骨，并建设日军残灰奉安所。他在中国建造了南京别院——南京本愿寺，自己则担任主祭，配合日军当局的祭祀及“忠灵显彰”活动。1943年12月22日，日本军政当局在南京上乘庵举行联合慰灵祭，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及在南京的日军代表、日本居留民代表数百人参加，南京本愿寺横汤轮番诵经，继而由南京警备司令官宣读祭文。由此可见，日本宗教界与日军军事葬仪活动是紧密相连、互为一体的。
1944年3月10日是日本第39个陆军纪念日，在日本国内及中国各沦陷区，日军都举行纪念仪式，借机制造“决战”之浓厚气氛。日本国内的在乡军人会、国防妇人会慰问出征的军人家属及战死官兵的家属。另外，日本各地还举行纪念仪式、举办音乐会、播放特别广播，以激励增产、“昂扬士气”。南京的日本居留民在南京神社举行“战胜祈祷”，并在市内举行游行活动。当晚，在乡军人会及兴亚报国会共同举办演讲、军乐会，并播放电影。同年6月8日，伪满驻华“领事”会议在南京召开，伪满驻南京、北平、上海、天津、济南、青岛等地“使领馆”代表在正式会议召开前，祭拜了南京神社与菊花台“表忠碑”。南京神社的建设宗旨虽然是为了满足日本居留民的宗教信仰，但从其本质可以看出，日军借神社之名，还向沦陷区民众进行文化渗透。神社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安置日军战死者的遗骨、举行慰灵祭，因此，神社也成为战时日军军事葬仪的重要参与者。
通过祭祀与“忠灵显彰”活动，日军战殁者由人被转化为“护国之神”，同时，战殁者亲属的悲哀也被转化为“喜悦”与“幸福”，并“使其他国民自觉自愿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对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日本神社的这种政治功能，日本学者高桥哲哉形象地称之为“感情的炼金术”。日军定期、不定期举行慰灵祭、合祀祭，以及各种祭日和庆祝活动，“高大雄伟”的碑塔、“庄严肃穆”的仪式能激起死者亲属的情感认同，也能向每一位参加祭祀者传递出“奔赴战场”的冲动，由此，日本民众的“国民意识”被调动起来。而对于沦陷区的中国民众来说，这些则是一次次逢场作戏的表演。
结 语
战斗过程中与战事平息后，日军的军事葬仪活动存在较大区别，战斗过程中的军事葬仪较为简单，而战事平息后日军的军事葬仪则隆重且规模较大，日军当局举办各种慰灵祭，以显彰战殁者，通过合祀、祭祀等手段，将战殁者“神圣化”，使之成为国家的“忠灵”“英灵”。这种将战殁者“神圣化”的过程构成了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独特的政治景观。战殁者“神圣化”与祭祀紧密相连，祭祀是“神圣化”的前提，而“神圣化”则是祭祀的必然结果。这与意大利学者阿甘本关于祭祀的认知不谋而合。阿甘本认为，作为最初就“已镶嵌在人类共同体结构中”的祭祀，不仅是一种“神圣化”的操作，更是日常事务从凡俗走向“牺牲”所必将途经的“通向神圣”的通道，而这一通道则是建立在一种“暴力性排除”之上的，这一方面指“暴力地从人的世界中移除”，另一方面也指暴力地从神的世界中移除。日军军事葬仪体系中的祭祀对象是为近代天皇制国家而死的人，由于受到日本最高的“神”——天皇的参拜，直接升格为“神”，他们由具有鲜明个性的“人”到失去个性的、被抽象化的“靖国之神”“护国之神”，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其本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不再拥有具有个性特征的自己的姓名，他们只有一个名字——“军神”，他们从“人”的世界中被暴力地排除。日本的传统祭祀观认为，人死后的灵魂经由子孙供奉33年或50年后可以升华为祖先，成为家族之“神”，而子孙的生活受到祖先之神的庇佑。日军的军事葬仪将这一自然信仰构建为一套自上而下、由官及民的严密的国家体系，这一体系将死亡转化为对天皇和国家的义务，从而为个人履行“牺牲”的责任奠定精神基础，让广大日军官兵坚信，为国家战死是军人的责任，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是一名军人最大的“光荣”，虽然成为“靖国之神”，但却从作为“家族之神”的神的世界中被暴力地移除了，由此，日本民众因靖国神社而被统合为一个整体。近代日军的军事葬仪呈现出的“暴力性排除”，其路径为：战死—军事葬仪—祭祀—“英灵”—“军神”。
在侵略战争中，随着总力战的开展，日本全国倡导勤俭节约，日本国内的“忠灵塔”、“忠魂碑”等设施的建设逐渐偃旗息鼓，而在中国华中沦陷区，日军当局为了鼓舞士气，激励前线士兵“英勇奋战”，“中支显彰会”主导的“忠灵显彰”活动却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通过合葬华中地区日军死亡者的遗（分）骨，日军当局向后世传颂陆海军的“光辉武勋，保全战迹，祈求东洋永远和平，成为大陆精神的中心”。同时，通过举行公共的、集体性的祭拜活动，增加日本民众对战殁者的尊崇之情。日本内外一体的军事葬仪体系使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从而加速了日本最终走向失败的进程。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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