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归晋第二章：一场败仗引发的宫廷政变|三家归晋|司马师|吴国|姜维|孙峻|孙权|毌丘俭|诸葛恪|魏国

第二章：一场败仗引发的宫廷政变

诸葛恪一上任就打赢了东兴之战，取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捷，遂产生了轻敌思想。诸葛恪打算乘势进取中原，筹划发动一场更大的战役。于是，诸葛恪想亲率大军主动去攻打魏国，获取一场更大的胜利。

建兴二年（公元253年）春，诸葛恪刚过完年就迫不及待地召开军事会议。不过，诸葛恪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刚把伐魏议题提出来后就遭到了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大家认为，吴国多次出征国力不支，将士们已经劳困不堪，不宜贸然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尽管诸大臣一齐劝说诸葛恪不要冲动，但诸葛恪强词夺理，听不进去这些金玉良言。中散大夫蒋延据理力争，坚决与诸葛恪争辩。诸葛恪被惹怒，命人将蒋延强挟出殿，并将之贬为庶人。

就这样，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为了让群臣领悟到伐魏的必要性，诸葛恪亲自撰写了一篇将近一千字的出兵檄文送给群臣传阅。在这篇檄文中，诸葛恪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接着引经据典列举各种古今事例，主题明确，论据充分，最后通过各种论证办法得出了一个结论：伐魏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吴国不能错失良机坐以待毙。

虽然群臣都知道诸葛恪的这篇长篇大论不过是为自己坚持出兵寻找借口而已，但大家都不敢再与诸葛恪辩论，毕竟蒋延的例子还历历在目。

不过，丹杨太守聂友一向与诸葛恪素有交情，决定写信劝阻诸葛恪。于是，聂友马上动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劝谏信，大意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应当按兵不动，养精蓄锐，观察时机再行动。如今，您趁着打了胜仗的形势想大举出兵伐魏，天时对我们来说并不有利。如果您勉强任意行事，我作为您的老朋友，心里会感到不安。

诸葛恪接到聂友的来信，马上派人把自己写的出兵檄文送给聂友，并在该文后面加上提醒语道：“足下所言虽有道理，然而你没有看清时势大局。所以，我建议你仔细阅读这篇论说，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诸葛恪拒绝了聂友的劝谏后，将征兵旨令下发到吴国各州郡，要求地方长官按时按量完成调兵任务。这次伐魏部队的兵力数量实在惊人——高达二十万，要知道整个吴国的常规军也不过是二十几万而已！当然，如此大规模征兵发动对外战争，必定引起吴国各地百姓的骚动不安。诸葛恪的做法引起百姓不满，他的人气开始下降，并开始失去民心。（《三国志·诸葛恪传》：“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

滕胤得知诸葛恪即将举倾国之兵伐魏后大吃一惊，急忙向诸葛恪劝谏道：“您在先帝驾崩、新君即位时，接受了伊尹、霍光一样的重托，入则安定本国朝政，出则摧毁强大外敌。您的名声传扬全国，天下无不震动。百姓的心愿很简单，就是期望得以依赖您而安居乐业。如今，您在大兴劳役之后倘若再次劳师动众，必定导致百姓疲惫和国力亏虚。再说，敌国的君主已经有所防备，我军远征的结果实在难以预料。如果我军攻城不克，野战无获，您就会丧失以前的功绩而招致全国的责备。依我看来，目前不如按兵息师，休养生息，伺机而行。况且，出兵远征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此事要靠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才能成功。众人都不乐意出兵，您岂能独自安心违背众人的意愿？”

诸葛恪与滕胤是儿女亲家，诸葛恪的次子诸葛竦娶了滕胤的女儿为妻，他们同为托孤大臣，关系非同小可。如果诸葛恪北伐失败，势必也会影响到滕家的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诸葛恪听了亲家滕胤这番话，反驳道：“大家都说不可出兵伐魏，这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深谋远虑。这些人心怀苟且偷安的思想，而您也认为他们是对的，那么我还有什么指望呢？曹芳昏聩无能，魏国的政权已经被控制在权臣手中，他的臣民本来就离心离德，现在正是伐魏的最好时机。如今，我利用全国力量挟持胜利之威势，将会所向披靡，而我军所到之处哪能不获胜呢？”

事实上，尽管魏国刚刚遭遇一场惨败，但并没有大伤元气，其实力在当时三个国家之中依然是最为强大的。如今吴国与魏国相比较，吴国依然存在不少的差距。不过，诸葛恪的口才很好，擅长辩论，以前他没有掌权时就经常与群臣争论，如今大权在握说得更加理直气壮了，其急功近利的心理也暴露无遗。

就这样，诸葛恪拒绝了所有人的意见，一意孤行亲率二十万大军伐魏。

诸葛恪北伐

为了更好地攻伐魏国，诸葛恪在出征前派遣手下的司马李衡入蜀，诚邀姜维一起出兵北伐，以东西夹击魏国。

李衡见到姜维后直接将诸葛恪的意思转达给了对方，并分析道：“古人有话说，圣人不能匡扶时政，时机到来了一定不可错失。如今，魏国的政权已归司马家族，他们君臣相疑，上下离心。经过东兴之战后，魏国在外惨遭大败，在内民怨沸腾。自从曹操篡权以来，曹魏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颓势。如果我们联合出兵大举伐魏，按照作战方案，吴国进攻魏国东部，蜀汉则进攻魏国西部。这样一来，魏国派兵救援西部，则东部空虚，而派兵救援东部，则西部空虚。我们用雄武之师，抓住良机进攻虚弱之敌，必定大获全胜！”

姜维在费祎遇刺身亡后，他凭借资历和军功成为蜀国军方第一人，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他的兵权，完全可以大展身手了。

费祎在世之时，根据蜀汉的国情休养生息，增强国力，无意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极力遏制“好战分子”姜维的兵权。如今，姜维执政之后开始调整国策，蜀国又从全面防守阶段转向全面进攻阶段。姜维是一个进攻型的人，热衷功名，想通过战争建立不世出之功绩以名垂青史。所以，姜维听了诸葛恪的使者李衡的话后，满口答应。

建兴二年（公元253年）三月，诸葛恪不顾群臣劝阻，意气风发地率领二十万大军高调伐魏。诸葛恪出征前，担心镇东将军朱绩在后方捣乱，强行征调他率军一起北伐。朱绩与诸葛恪兄弟关系不睦，而诸葛融曾经失约导致朱绩挨过魏将王昶一顿痛打。虽然诸葛恪征调了朱绩，但并没有派朱绩率军上战场，而是将他留在了半州，并让诸葛融兼任了朱绩的职务。如此，这个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因此朱绩对诸葛恪兄弟更加恨之入骨。

出征后，诸葛恪任命滕胤为都下督，留守建业，总管朝中事务。滕胤受命以来，夜以继日地勤劳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在诸葛恪远征的日子里，滕胤白天接待宾客，夜间批阅文件，甚至通宵不眠地加班加点处理朝政。就这样，滕胤亲自批阅处理所有的表章奏疏，从不随意交给下属们代办。

为了诱使魏国做出错误的军事部署，诸葛恪对外宣称要进军青州、徐州。魏国朝廷得知此消息后，准备向青、徐两州增兵抵抗吴军的攻伐。不过，诸葛恪这个佯攻诡计被傅嘏识破了。

傅嘏分析道：“淮海地区不是敌军轻易选择的路线，要知道当年孙权派兵出海，船队在海上遇上大浪导致船只倾覆，幸存者寥寥无几。如今，诸葛恪怎么敢抱有侥幸心理，把倾国之兵的性命交托给大海以求不被淹没呢？依我看来，诸葛恪最多是派遣熟悉水军的偏将带领一支小部队从海上沿着淮水逆流而上，做样子表示要攻打青州、徐州，以此扰乱我们的部署，而诸葛恪自己则会率领大军进攻淮南。”

司马师吸取了上次不听傅嘏的建议而惨遭大败的教训，这次他听取了傅嘏的建议重兵防御淮南地区。魏帝曹芳在司马师的授意之下，立即下诏太尉司马孚作为主帅，督统各支部队共计二十万人马防御敌军。

诸葛恪打算先率军到淮南炫耀武力，驱略魏国百姓。有的部将劝道：“如今引军深入敌境，敌人边境上的百姓必定相率远避，恐怕士兵劳苦而收效甚微，不如只围困合肥新城。一旦新城被我军围困后，敌人的救兵一定会到来。那时候，我们再设计打败他们，便可大获全胜。”

诸葛恪听了这一建议，觉得很有道理。当时，魏国边境的百姓听闻二十万吴军即将入境，差不多都逃光了。倘若诸葛恪再去淮南地区“打秋风”，显然是捞不到什么“油水”的。

于是，诸葛恪采纳该计策回军包围军事重镇合肥新城，想迫使新城守军向其他部队请求支援，然后以主力部队在运动战中趁机歼灭敌人的援军。其实，这就是围城打援的计策。

当年四月，姜维也率领数万精锐部队伐魏，从石营出兵经由董亭包围雍州南安郡，以配合诸葛恪的军事行动一起围攻魏国。

吴、蜀两国同时出动主力部队伐魏，以致这次北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浩大，因此魏国朝野震动。尽管魏国已经做了很多安排，司马师依然有点担忧，向中书郎虞松询问道：“如今东西都发生战事，两个方向的军情都紧急，而众将情绪沮丧，这怎么办才好呢？”

虞松分析道：“过去周亚夫率军平叛七国之乱，在昌邑坚守不出，拖死敌人，后来吴、楚叛军锐气耗尽，不战自败。所以，战局并不是单靠兵力来决定的，有时候看起来是弱小的，实际上是强大的；相反，有时候看起来是强大的，实际上是弱小的，这些影响战争的外部因素不可不细察。如今，诸葛恪凭借大军锐气旺盛，足以逞凶肆虐，所以现在我们万万不可与他正面交战。我军以逸待劳，坐守合肥新城，凭借坚固的城池，也足以抵抗敌军。如果敌军攻不下坚城，诸葛恪搦战不得，如此长此以往下去敌军必定筋疲力尽、士气下跌，然后将会自行撤退。因此，现在众将不率军迎战，对我方来说是有利的。至于姜维入寇，他只不过是配合诸葛恪的军事行动而已。蜀军长途作战，运粮困难，只能依靠我们田地里的小麦才得以维持生活。如此看来，蜀军并不是实力强大、根基稳固的敌寇。姜维以为我们全力应付东线而西线必定空虚，所以他才想趁乱进军捞点好处罢了。现在，只要您下令急调关中地区各支部队救援西线，在我军出其不意地到达雍州后，姜维见没有便宜可捡则必定会自动退走的。”

虞松这番军情判断完全是立足于现实的，他通过缜密的分析逐一指出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而吴、蜀两国联手北伐受制于现实必定不会成功。合肥新城是一座防御型坚城，城小池坚，防守起来并不吃力，足以抵抗几个月的时间，完全可以拖死诸葛恪的大军。姜维轻兵深入魏境，后勤供应补给不上，一旦见到魏国援军到来则必定不敢恋战。简而言之，虞松的计谋是东线的各支部队先不要迎战吴军，只需凭险固守即可，当务之急先要派兵救援西线，这样姜维见形势不利后则会自行撤退。

司马师听了虞松的分析，大喜道：“妙计！”

于是，司马师命令征西将军郭淮、雍州刺史陈泰率领关中诸军去雍州解围。与此同时，司马师敕令毌丘俭等人在驻地按兵不动，保护自己的防区即可，并让吴军去攻打合肥新城，以此耗尽敌军的锐气。

司马师的军令颁布后，魏国诸将按命令行事。果然不出虞松所料，当郭淮、陈泰等人率军到达洛门时，姜维考虑到军粮缺乏不利于长久战斗，果断率军撤走退守到了陇西边界。

姜维撤退了，西线的威胁自动解除，这样魏国就可以全心全力对付诸葛恪。

诸葛恪包围合肥新城后，马上派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当时，合肥新城的守将是张特，颇有勇有谋。张特先前曾经在镇东将军诸葛诞麾下做牙门将，后来毌丘俭和诸葛诞对调防区后，毌丘俭命令张特屯守合肥新城。

估计张特也想不到，他刚当上新城的守将后，诸葛恪就一下子率领二十万大军前来围城。此时，合肥新城只有三千人马，与吴军相比兵力实在是太悬殊了。

尽管合肥新城内的守军并不多，但由于城池较小，也能兼顾得过来。当然，二十万吴军也不能一下子一起攻城，因为城池太小挤不上这么多人马。

张特在部将乐方的协助下，动员全军誓与城池共存亡，多次打退吴军的进攻。

诸葛恪刚开始时自信心强劲，自以为用二十万人马围攻只有三千守军的合肥新城，估计用不了几天就能打下来。谁想到，连日下来，吴军除了扒下几块城砖，一无所获。诸葛恪看见合肥新城纹丝不动，恼羞成怒，下令攻城部队不计伤亡地日夜强攻新城。于是，吴军堆起了土山，各支部队轮番猛烈进攻新城。在吴军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之下，合肥新城情况十分危急。

张特决定派人出城求援，向寿春告急，请求火力支援。军士刘整受命带着求救信突围求援，但在出城不久后就被吴军抓获。吴军拷问刘整，说道：“诸葛公想给你活命的机会，只要你认罪即可。”吴军想以此诱使刘整说出出城的意图。

刘整怒骂道：“这是什么话！我就算死了也是魏国的鬼魂，不会苟且求生的。我只希望将你们这些贼寇打败。想要杀掉我，就尽快动手吧！”刘整宁死不屈，最终被吴军杀害。

张特见刘整突围失败，决定再派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军士郑像出城求援。郑像临危受命，昼伏夜出，躲过了城外的巡逻兵，并成功突围向寿春方向急奔。不过，有奸细将这一情况秘密报告给了诸葛恪。于是，诸葛恪派出多股骑兵一路追寻郑像的踪迹，最终将郑像抓住。郑像被擒之后，诸葛恪令人将郑像捆绑起来用布遮住其脸，然后派人带着郑像绕着城外游走，试图策反新城守军。诸葛恪威胁郑像，只要他向城中喊出这么一句话就能免其不死——“朝廷的援军已经返回洛阳，魏军不会胜利，不如趁早投降了”。

诸葛恪再三向郑像表示，只要他能诱降新城，即可饶其不死。

郑像连连答道：“我愿意配合。”

当然，郑像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他之所以愿意喊话，只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为国效忠的使命。为了发挥自己最后的人生价值，郑像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气激励城内守军的士气。

郑像被吴军带到城下，但他并没有按照吴军的意思喊话，而是向城中大喊道：“我们的救援大军已经快要到来了，城中的将士们要坚持住，继续努力战斗！”

诸葛恪傻眼了，直到此时才意识到被郑像忽悠了。诸葛恪气急败坏，令人用刀刺入郑像的口中，绞烂了他的嘴巴。郑像忍住剧痛，依然大呼大喊，让城中所有将士都听到了他的喊话。

合肥新城守军听了郑像的话后，山呼海啸，士气大振。

诸葛恪见他的策反计谋起了反作用，气得当场杀了郑像。

刘整和郑像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坚贞不屈、保持气节并坦然面对死亡，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忠诚，是值得人敬佩的。

其实，退一步来说，即使刘整和郑像将求救消息传递到寿春，司马孚也不会出兵救援合肥新城的。当时，魏军诸将已经知道合肥新城被困，很多人想出兵进击诸葛恪，快速打退吴军。司马孚拒绝，解释道：“进攻这种事情，要借助对方的力量才能轻松取得成功。我们应当见机行事，相机取巧，不能力争。”

镇东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等人好立功名，请求出战吴军。司马师有点担心叔父司马孚压制不了诸将的请战要求，急忙派人带来他的禁战口谕：“诸葛恪全军深入，将其军队置于绝境，这是兵家所忌。现在，他们的锋芒正锐，我军难以抵挡。再说，新城既小又坚固，敌军进攻也难以攻克。”司马师命令诸将高筑营垒防守，不得逞能私自出兵援救新城。毌丘俭等人只能按照司马师的指令，龟缩在寿春等城池里固守不出。

经过连日鏖战，合肥新城守军因没有外援而损失严重，患病及战死者超过了一半。合肥新城守军人数本来就不多，如今一下子死了将近两千人，守军终于抵抗不住了。于是，合肥新城被打开缺口，器械破损严重，城池即将沦陷。

张特见战斗人数锐减，城墙崩塌，知道合肥新城已经挡不住吴军的进攻，必须获得喘息之机才能再坚持奋战了。

张特决定伪降，欺骗诸葛恪下令停止攻城。于是，张特站在城头向诸葛恪喊话：“现在，我已经无心再战了，但按照魏国律法规定被围攻超过百日而救兵仍然未至投降者，其家属可以免去刑责。我自受围攻以来，已经抵抗了九十多天，城中本来有四千多人，如今战死者已经超过一半。虽然城池即将失陷，但仍然还有一半人不愿投降，所以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做下属们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们一起投降。明天一早我会打开城门送名单过来投降，而现在请先把我的印绶拿去当作信物。”张特喊完话，随即把他的印绶扔给城下的吴军当作凭证。

诸葛恪听了这些话后，自忖合肥新城的抵抗力已经消耗殆尽无力再战，遂听信了张特的话而没要他的印绶。于是，诸葛恪令人将印绶扔上城头还给张特，并留一天时间给对方准备做好受降工作。

张特见诸葛恪下令部队暂停进攻，心中暗喜，立即派人拆除城内房屋的木材、砖块，连夜修补城池缺口。合肥新城内全员挑灯砌墙，将城墙崩塌的地方补上两重，以作为双重防护墙。经过一夜通宵达旦的补救，张特加固了城墙，修缮了防御工事。

第二天，诸葛恪喜滋滋地来到城下喊话，呼叫张特打开城门投降。

张特对诸葛恪说道：“我誓死保卫新城，决不投降贼寇！”

诸葛恪上当受骗后恼羞成怒，下令吴军加紧攻城。然而，此时已到了炎热的夏季，南方的气候异常闷热。

其时，战斗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吴军久攻不下合肥新城，导致士卒劳苦不堪，并且因天气酷热而饮用了不洁净的生水，因此许多士兵肚痛腹泄以致两腿发肿，浑身无力。由于疫病横行，二十万吴军病倒了一半，到处都是死伤的士兵。（《三国志·诸葛恪传》：“攻守连月，城不拔。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

吴军经过不断折腾，战斗力锐减，再也没有力气攻得动修好了城墙的合肥新城。

随着各营病号不断增多，吴军将领们非常担忧，遂向诸葛恪报告相关情况。但是，诸葛恪却认为他们说假话扰乱军心，扬言要杀掉这些汇报之人。自此，诸将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汇报病情了。

二十万大军攻打了几个月，依然攻不下只有几千名守军的合肥新城。为此，诸葛恪深感耻辱，愤怒至极，把怒气撒在了众将士身上。尽管诸葛恪内心深处已经认识到攻打合肥新城是失策之举，然而耻于攻城不下，愤恨之情经常挂在脸上给众将士看。（“恪内惟失计，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

镇南将军朱异见军情不利，建议诸葛恪停止攻打合肥新城，应该率军快速返回豫章郡袭击石头城，这样不出数日就可以将之攻克。诸葛恪不同意朱异的意见，写了一封书信晓谕朱异继续坚持攻打合肥新城。

朱异见诸葛恪为了个人面子而拿几十万将士的生命做无谓的牺牲，生气地将书信扔在了地上。诸葛恪闻此状大怒，下令剥夺了朱异的兵权，并将之贬为庶民遣还建业。

都尉蔡林见朱异因提建议就被诸葛恪撤职，遂心生恐惧，连夜骑马投奔魏国而去。蔡林之前曾经屡次献策陈述用兵之计，但诸葛恪都不采纳，因此蔡林担心诸葛恪为了发泄怒气会找他算账。

蔡林叛逃魏国后将吴军前线的情况和盘托出，于是司马孚得知了吴军的全部情况，意识到反攻的时刻终于到来，遂下令各支部队一齐出兵夹击疲惫之敌。毌丘俭、文钦等人得到命令，都率部倾巢而出，联手围歼吴军。

吴军本来攻打合肥新城数月不下就已经耗尽了他们的锐气，而此时更是疲惫不堪、士气低落、毫无斗志，根本不是养精蓄锐几个月的魏军的对手。当然，诸葛恪也明白自己部队的处境，所以他得知魏军倾巢而出后马上下令从合肥新城撤军。不过，此时撤军已经晚了，二十万大军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全身而退的。由于吴军病号很多，沿路掉队者不计其数，有的人甚至直接倒毙于路边的坑沟中，尸横遍野。

此时，司马师得知诸葛恪率军仓皇撤退，急令文钦督率精锐部队急速赶赴合榆截断吴军的退路。同时，毌丘俭等部在后面全力追击撤退之中的吴军，前后夹击溃逃之敌。

在魏军围追堵截之下，大批生病走不动的吴军成了魏军的俘虏。在毌丘俭等部的配合之下，文钦率部迎击不堪一击的吴军，一战追斩万余人，取得了一次大胜。（“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吴军一路不断被魏军追打，苦不堪言。众将士对诸葛恪极其不满，怨声载道，全军上下呼天抢地，恨不得生吞活剥了诸葛恪。当然，正是由于诸葛恪的失策，才导致成千上万吴军死于异国他乡。

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吴军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魏军的追击，进入了吴国的国境内。

吴军惨败而归，吴国上下都沉浸在哀痛悲叹之中，但诸葛恪神色自若没有丝毫悲伤之情，好像将士们的生命不值一提。

在诸葛恪惨败退还之时，聂友就知道诸葛恪将要败亡，便给滕胤写了一封信伤感地说道：“当一个人处于强盛之时，他的命令可让山动河移，但一旦陷于败弱之地，人们对他的态度就会不同了。说到这里，实在令人悲伤叹息。”聂友是诸葛恪的朋友，很了解诸葛恪的秉性，知道他不会为战败负责，反而会推卸责任给别人。到时候，人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诸葛恪的覆灭指日可待。

魏国名将邓艾见诸葛恪率军撤退，也对司马师说道：“孙权已死，群臣不认可新任的执政者。东吴著名的宗族大姓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江东世族凭借武力、倚仗权势则完全可以独霸一方。诸葛恪刚刚把持朝政，国内没有众望所归的君主，他不考虑如何安抚江东豪族以便稳定政权，却对外频繁用兵虐待自己的国民。如今，诸葛恪以全国的兵力攻打合肥新城，损失数万兵马大败而归，他自取灭亡的末日就不远了。从前，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等人都曾得到各自国君的重用，但是君主一死他们也就大难临头了，更何况诸葛恪的才能远远不能和上述四位贤能之士相比。诸葛恪不慎重考虑潜伏在暗处的巨大危险，反而自取败亡之日，其时不会太远了。”

诸葛家族是流亡北士，在江东根基很浅，属于外来户，远不如世代扎根的江东豪族那么稳固。诸葛恪执政后，不安心搞内政团结各股势力，却恃功轻敌轻率出兵并导致惨败。邓艾预料到诸葛恪败北后必定人心尽失，到时候诸葛恪的政敌就会趁机设计杀掉他，并且可以轻松消除他在吴国的影响力。

诸葛恪打了这么一个大败仗后却并没有率军直接回朝，而是在江渚住了一个月，打算在浔阳屯田以恢复元气，企图再一次挥师北伐。

吴国朝廷得知诸葛恪的打算后，不断下诏召唤诸葛恪回朝。一时之间，诏书接踵而来，诸葛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慢慢地率军返回建业。从此，吴国百姓对诸葛恪大为失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口出怨恨之言埋怨诸葛恪。

新城之战后，诸葛恪的形象一落千丈，威望急骤下降，这为他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诸葛恪的覆灭

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八月，诸葛恪离开京都半年且吃了一个大败仗后，这才带着残兵败将慢吞吞地返回建业。不过，诸葛恪很讲排场，他率军一回到建业地界就要求将领们排列成整齐的队伍，并由仪仗队导引他回到大将军府。诸葛恪把入城仪式搞得很隆重，仿佛他打的是一个大胜仗归来。

吴国军民们见诸葛恪这样做心里很难受，成千上万的江东弟子兵丧命敌手，而诸葛恪竟然如此漠视将士们的生命。不过，吴军虽然死伤惨重，但诸葛恪却心安理得，他脸上丝毫不见愧悔之意。就这样，诸葛恪冷漠无情且不负责任的态度激起了吴国百姓的反感，而这终将导致他招来杀身之祸。

诸葛恪回到大将军府后，立即召来中书令孙嘿，厉声喝叱道：“你们怎么敢随意滥发诏书召我回朝？”

孙嘿听了诸葛恪的斥责，浑身颤抖地恐惧辞谢出来。孙嘿担忧诸葛恪会惩罚他，回家后急忙写了一封信告病辞官还乡。

诸葛恪着手检视官员名录，把自己出征离京后朝廷所奏准任命的各级官员一律罢免。诸葛恪重新选任官员，排斥政见不合者，任人唯亲地让自己的亲信担任空缺出来的官职。自此以后，诸葛恪为了显示威严动辄就对他人横加责备，经常怪罪文武百官，俨然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权臣样子，以致前来觐见他的人个个都屏息敛气，无不诚惶诚恐，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吴国群臣日夜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害怕自己被诸葛恪一不顺心找碴。殊不知，诸葛恪以严立威实施“高压政策”，得罪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而且只能产生更多的政敌。

为了更好地控制皇帝和探听皇宫的消息，诸葛恪私自改换皇宫中的侍卫部队，任用自己亲近的人做宿卫人员。接着，诸葛恪又命令军队整装待发，准备进军青州、徐州一带。

诸葛恪这一系列人事调整及违规操作，完全是在挑战吴国百姓的底线。于是，群臣的怨愤情绪溢于言表，敢怒不敢言，人人恨不得把诸葛恪置之死地而后快。

要知道，司马师在东兴之战后马上把战败归咎于自己而主动担责，但反观诸葛恪在新城败北之后的态度着实让人心寒，不肯承认自己失策也就罢了，反而不断指责和罢黜他人。换言之，诸葛恪这些举动完全是“作死”的行为，简直就是作茧自缚。

诸葛恪一直将叔父诸葛亮当作自己的偶像，发誓要干出超越叔父的功绩。尽管诸葛恪也是一个人才，但他的水平和胸襟与其叔父诸葛亮相比起来实在是差距太大了。想当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违背众意提拔马谡驻守街亭，战败后诸葛亮主动上表担责且自贬三等，向蜀国通报自己的过错并作出深刻的自我检讨，这体现了一个执政者的责任和胸襟。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还不肯承认，并找各种借口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诸葛恪不听建议违背众意北伐且惨败而归，这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把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与此同时，诸葛恪为了找回面子，刚惨败回朝后又想再次率领大军北伐。当然，诸葛恪这一次没有机会再次北伐了，因为他即将命丧政敌之手。

自从诸葛恪接受遗诏辅政后，他就不缺乏政敌，而在新城之战后许多中立的大臣更是转变了自己的立场，都恨不得诸葛恪尽早下台。

前文说过，孙峻是一位政治投机分子，他之前向诸葛恪出卖孙弘完全是站在个人角度考虑自己的利益。作为辅政大臣之一，孙峻完全是一个多余的人，因为所有的军政大权都集于诸葛恪一身。因此，孙峻对诸葛恪的怨恨很大，一直在寻找机会下手并想取而代之。如今，诸葛恪尽失民心且为群臣所嫌，孙峻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于是，孙峻秘密觐见小皇帝孙亮，构陷诸葛恪即将发动政变，企图废帝迎接废太子孙和登基。诸葛恪北伐失败后，为了摆脱在朝中威望下降的政治危机，便派人修整武昌的宫殿有意迁都武昌，所以民间就有传言说诸葛恪想迎立废太子孙和在武昌登基。

当孙峻秘密汇报这个小道消息后，孙亮大吃一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尽管这是一个谣言，孙亮还是选择了相信孙峻的话，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被赶下台的皇帝还有好结局的。

孙峻在得到皇帝的首肯后，决定与孙亮合谋设计除掉诸葛恪。其实，孙峻的密谋毫无新意，只不过是以皇帝的名义邀请诸葛恪进宫赴宴，趁机在酒席上将之杀死。——这就是翻版“鸿门宴”。

诸葛恪接到皇帝的请帖后，不知有诈，便满口答应了。

在进宫觐见皇帝的头天晚上，诸葛恪突然感到烦躁不安，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难以入睡。由于通宵不寐，第二天诸葛恪精神萎靡，头脑昏昏沉沉的，并且联系到家中数次出现的怪异现象，于是没有确定是否要按时赴宴。就在诸葛恪犹豫之间，孙峻的使者带来口信，极力邀请诸葛恪去赴宴。孙峻知道，宫廷政变这种事情拖得越久越容易泄密，所以必须打探明白诸葛恪的态度。

在使者的催促声中，诸葛恪登车上路，按时进宫赴宴。

当诸葛恪的马车行驶到宫门口前，孙峻提前站在那里满脸笑容迎接诸葛恪。孙峻一望见诸葛恪的马车，便疾步上前问候，并对诸葛恪说道：“太傅的尊体如果不太舒服，自然可以改日再来朝见，我自会去禀告陛下。”

此时，孙峻早已在宴会场地的帷帐中埋伏好了亲兵，不过担心诸葛恪不按时赴约导致密谋败露，所以亲自出来迎见诸葛恪，并假惺惺地作态想以此试探诸葛恪看对方有没有怀疑自己。

尽管诸葛恪身体不舒服，依然答道：“我会尽力进宫觐见陛下的。”在诸葛恪的认知和意识里，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别人面前示弱，争强好胜是他的一贯作风。作为首辅，诸葛恪有着铁腕的政治手段，敢于不顾反对举倾国之兵北伐，敢于罢黜所有不是他任命的官员，所以性格张扬的诸葛恪只知道进而不知道退。

就在诸葛恪打算进宫之际，散骑常侍张约、朱恩偷偷地给诸葛恪递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今日宴会布置不同往常，我们怀疑有诈。”

张约和朱恩是诸葛恪的心腹，他们二人被诸葛恪安排在皇宫里当差，以便及时汇报皇宫里的情况。所以，张约和朱恩有机会看到孙峻派人布置宴会的情形，但他们只是察觉到宴会不同往常，并不知道孙峻究竟想干什么。

诸葛恪看了亲信递过来的纸条后有所省悟，借故抽身离去。诸葛恪还未走出宫殿大门就遇到了太常滕胤，便将该纸条递给亲家看。

滕胤是一个做事比较谨慎之人，力劝诸葛恪打道回府，不要冒任何危险进宫赴宴。

诸葛恪听了滕胤的话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道：“孙峻这小子有何能耐，他哪敢动我一根汗毛！只怕他在酒食中下药，这点不得不防备。”诸葛恪素来看不起孙峻，认为孙峻能当上托孤大臣靠的不是能力而是宗室身份，所以诸葛恪经常在言行中侮辱对方。

于是，诸葛恪随身带上自己常饮的药酒，带剑穿靴上殿。诸葛恪拜谢了小皇帝孙亮，就转身安然地坐下来。

不一会儿，侍者端上酒菜，给诸葛恪斟满美酒。诸葛恪怀疑皇宫中的酒有毒，并没有饮用。孙峻见诸葛恪迟疑不饮，贴心地说道：“太傅的病还未痊愈，应当带有常服的药酒，可以拿出来喝。”

诸葛恪听了孙峻的话后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取出随身携带的药酒自斟自饮。酒过数巡后，孙亮借故离开宴席回到了内殿里，紧接着孙峻也起身上厕所。对于这一切，诸葛恪已经放松了警惕，他浑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

过了一会，孙峻出来后手拿圣旨当众宣读：“有诏书，收捕诸葛恪！”这时，诸葛恪才吃惊地发现孙峻已经脱掉长衣更换了短装，并满脸杀气地拿着大刀。

诸葛恪惊起，还没来得及拔剑出鞘，而孙峻的大刀已经接连砍了过来，并把诸葛恪砍翻在地。张约见情势不妙，急忙从旁边过来解救诸葛恪，拔刀砍向了孙峻。不过，张约只砍伤了孙峻的左手。孙峻骁勇有力，受伤后随手回砍一刀，砍断了张约的右臂。

这时，伏兵们才反应过来，纷纷跑上大殿要砍杀诸葛恪一派的大臣。孙峻制止道：“要杀的是诸葛恪，现在他已经死了，不准伤害其他人。”

孙峻喝退伏兵，命令将地上的血迹拭擦干净，然后又继续从容饮酒，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参加宴会的群臣心惊胆战地看着这一幕，人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不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诸葛恪的次子诸葛竦和幼子诸葛建听闻父亲被杀于大殿之上，马上知道再不逃跑就有人来收捕他们了。于是，他们用车子载着母亲计划逃到魏国避难。诸葛竦知道孙峻心狠手辣，一定会派人来追捕他们，便决定用自己的性命来负责断后，为母亲和弟弟诸葛建赢得宝贵的逃命时间。

当然，孙峻是不会放过诸葛恪的妻儿的，遂派遣骑督刘承率军追赶，并在白都追上诸葛竦将之杀死。诸葛竦的自我牺牲确实赢得了一点宝贵的时间，使得诸葛建带着母亲渡过长江仓皇往北投奔魏国。不过，最后还是功亏一篑，诸葛建和母亲走了几十里快要到达魏国边界时，被追兵赶上收捕回去处死了。诸葛恪的亲属和亲信都受到牵连，其外甥都乡侯张震及亲信朱恩等人被诛灭三族。

诸葛恪直系亲属死了，旁系亲属也跑不掉。孙峻派遣无难督施宽前往荆州，召集驻扎在江陵的镇东将军朱绩带领孙壹、全熙等人一起领兵前去公安城收捕诸葛恪之弟诸葛融。孙峻知道朱绩与诸葛氏有仇，让朱绩奉旨擒拿诸葛融会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一是给朱绩一个公报私仇的机会，他会感激孙峻；二是朱绩必定十分卖力，帮孙峻顺利灭掉政敌。由此可见，孙峻是懂得收买人心且有一定的权谋手段。

诸葛融听闻其兄诸葛恪被诛，如今官兵又兵临城下，大为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施宽等人指挥军队将城池包围后，诸葛融无计可施，知道难逃一死，只得服毒自杀，而他的三个儿子也全被处死，惨遭灭门。

至此，在吴国的诸葛氏被政敌消灭得一干二净，惨遭灭族。诸葛恪曾经权倾一时，可惜最后他犯了各种错误失掉了人心，招致灾祸，身死族灭，悲乎哀哉！

独裁者孙峻

诸葛恪被诛杀后，一些见风使舵之人纷纷上表推荐孙峻。于是，小皇帝孙亮下诏任命孙峻为丞相、大将军，假节督管吴国所有军队，晋封富春侯。因此，孙峻全面掌握军政大权，取代了诸葛恪的职位，成为吴国实际上的执政者。毫无疑问，孙峻成为这次宫廷政变最大的受益者。

孙峻一向没有显赫的声名，又没有出色的业绩，却通过一次宫廷政变成为一国主宰，并开始专擅朝政。孙峻骄矜阴险，性格好杀，知道很多人心中不服他，就不断通过严刑立威以滥施酷刑杀人，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孙峻执政后，他色胆包天地多次潜入后宫奸淫宫女，并暗中与全公主孙鲁班私通。（《三国志·孙峻传》：“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

孙峻是孙权的堂孙，孙鲁班是孙权的长女。从两人的辈分上来看，孙峻是孙鲁班的堂侄儿，孙鲁班是孙峻的堂姑妈，他们的血缘关系离得挺近。

顺便提一下，孙鲁班的丈夫全琮在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去世了。作为一个寡妇，孙鲁班是半老徐娘依旧风韵犹存，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在皇宫中经常与孙峻幽会。同时，这对男女不但勾搭成奸，而且陷害忠良，使得吴国政坛乌烟瘴气。

有人说，孙鲁班在丈夫全琮去世后因为按耐不住寂寞勾搭孙峻，是“三国最淫荡的女人”。其实，孙鲁班和孙峻发展成为情人，恐怕是政治上互相利用的因素占得更多一些。

前文提及，孙鲁班与孙和的母亲一向不和。因此，孙鲁班在孙峻执政后不失时机地劝说其将孙和迁居到新都，并想以此整死孙和。孙峻素来谄媚侍奉孙鲁班，故而满口答应。在此之前，有谣传诸葛恪企图拥立孙和在武昌登基，所以孙峻无论是为自己考虑还是为了讨好孙鲁班都不可能放过孙和。

于是，孙峻派遣特使到长沙剥夺了孙和的南阳王印玺绶带，将他流放到新都。孙和只得默默地收拾行李，带着全家男女老少一起上路去新都。想不到，过了几天孙峻又派特使带着一封新诏书追赶孙和，而这是一封赐死的诏书。

事已至此，孙和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了。在孙和自尽前，他叫来了自己的妻子张氏，与之告别。张氏听了丈夫永诀的话，强忍着泪水坚决地说道：“无论吉凶福祸，我这一辈子都相随着你，终不能独自一人存活在世上。”

在孙和自尽后，张氏随之自杀殉夫。孙和夫妻无辜被逼死的消息传出后，吴国上下都为之悲伤嗟叹。

孙和有一个爱妾叫作何姬，她目睹了孙和的自杀过程，也恨不得自杀殉夫。不过，何姬见孙和遗留下四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悲痛欲绝地说道：“如果都跟着一起去死，谁人来抚孤育小？”

孙和死后留下四个儿子，其长子是孙皓，当时年仅十一岁。孙皓是何姬的亲生儿子，他也目睹了父亲孙和自杀的惨烈场景，并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之中。十几年后，孙皓阴差阳错地成为吴国的末代皇帝，由于童年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他心理有些变态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展开了疯狂残酷的报复。何姬是一个性格坚韧、意志坚强的女人，她忍辱负重地活着，独自抚养孙皓及其他三个孩子。孙皓登基后，追尊父亲孙和为“昭献皇帝”（后改尊为“文皇帝”），而何姬被尊为“昭献皇后”，随之晋升为皇太后。此是后话。

孙峻独自专持军政大权后，他还有两件事情亟需要做：一是继续打击政敌，扫清专政的障碍；二是设法收买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

孙峻忌恨聂友与诸葛恪交好，打算将他赶往荒凉的地方——去交州郁林郡做太守。聂友才干过人，是社会上的知名人物，留这么一个政见不合者在京都自然不利于孙峻的统治。聂友得知孙峻的打算后，心中很是郁闷，不久就忧愤而逝。

滕胤见孙峻铲除异己者，急忙向朝廷提交辞呈，请求回家养老。因为滕胤是诸葛竦的岳父，与诸葛恪有着姻亲关系，所以孙亮接到滕胤的辞职申请书后在孙峻的指示下批示“不同意”。

滕胤德高望重，是孙权指定的托孤大臣之一，如果在他没有犯错的情况下同意他辞职离京，无疑会让孙峻背负上嫉贤妒能的恶名。于是，孙峻为了挽留滕胤亲自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诚恳地说道：“鲧和禹罪过不相连累，滕侯何必这样呢？”

孙峻这句话说的是鲧禹治水的故事。相传上古时代，神州大地洪水泛滥，鲧受命治水，但他用筑堤堵水之法治水，九年不成功，获罪被舜处死。后来，舜让鲧的儿子禹负责治水事宜。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取得成功。最后，禹治水有功接受帝舜禅让，成为夏朝开国君主。

在孙峻的挽留之下，滕胤只得继续留任。为了拉拢滕胤，孙峻让孙亮下诏晋封滕胤为高密侯。尽管孙峻提高了滕胤的俸禄和爵位，但还是提防着滕胤，不让他担任御史大夫，限制对方的实权。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助手，其职责是负责监察百官，是一个仅次于丞相的职位。对于孙峻的做法，吴国很多士人皆备感失望（“士人皆失望矣”）。

虽然孙峻与滕胤关系并不融洽，但他们为了各自需要在外表上都相互包容，继续一起共事。

吕据作为孙权临终前安排的辅政大臣之一，当然也是孙峻的拉拢对象。于是，孙峻升任吕据为骠骑将军，让他兼管西宫事务。孙峻为了争取宗室成员的支持，将孙壹从镇南将军迁任镇军将军，给予假节权力，令其驻守夏口。

在孙峻的建议之下，孙亮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将“建兴”年号改为“五凤”。

五凤元年（公元254年），吴侯孙英见孙峻滥用职权，擅权专横，祸乱朝纲，遂企图谋杀孙峻为国铲除权臣。孙英是故太子孙登的次子，东吴宗室。不过，孙英还没有动手就被孙峻提前知道了，并在谋杀计划泄密后自杀身亡。

据《吴历》记载，孙和无罪被赐死引起了众人的同情，很多人为此义愤填膺，非常不满孙峻滥杀无辜。前司马桓虑见众人对孙峻怀有不满之情，遂暗中秘密召集一些将吏谋划刺杀孙峻，欲拥立孙英为帝。桓虑和孙英一样，他的计划还没有动手就泄密了，最后这些参与之人都被孙峻诛杀了。不过，孙英并不知道桓虑等人的计划。

吴国频繁发生针对孙峻的谋杀事件，由此可见孙峻的统治并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