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12日深夜，在祖国北疆的原野上，列车在大雪中疾驰。
此时，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正蜷缩在拥挤的列车上，双手紧紧地抓着一个黄色挎包，这是她这趟长途旅行的唯一行装，挎包里装着三天前弟弟刘允若发给她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要她立即回京，和哥哥一起去“揭发”父亲，还特意让她带上“有关材料”。
所谓材料，指的是1965年和1966年，刘少奇对长女的两次长谈。现在，记录着谈话要点的笔记本就装在挎包里。昨天，按照弟弟的嘱咐，她从自己所在的呼和浩特市先奔包头，去找大哥刘允斌，不想，扑了个空。嫂子告诉她，好几天前，哥哥就被人揪到北京去批判。
听到这惊人的消息，刘爱琴的心直往下沉：难道哥哥也犯了错误？她不敢在包头久留，转天就登上了赴京的列车。眼下，她正心急火燎地注视着窗外那无边的黑暗，眼前却不断地闪现着父亲那慈祥的面孔，那雪白的头发，不时与那窗外掠过的“雪影”叠印在一起，她怎么也无法把这样一个熟悉的脸庞，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的冷冰冰的概念联系在一块。然而，这一切却是不容置疑的，冷酷的现实不允许半点温情存身，哪怕是亲生父女！
13日清晨，刘爱琴走出北京站，立即被迎面扑来的喧哗声吵昏了，拥挤的人群几乎要把这巨大的建筑胀破，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人填满了这里的所有空间：“打倒一切”的口号震得人头皮要裂。大标语、大字报把所有“平面”统统“装 饰”起来，一个个熟悉的姓名，被七扭八歪地打着血红的大叉，一切都乱了，同去年回京的状况简直是形同天壤。刘爱琴费了好大的劲才冲出了人群。她得到第一个感觉，是这里“打倒刘少奇”的调门要比内蒙古高得多。
刘爱琴乘电车来到美术馆附近。这里同样贴满了传单和大字报。她粗粗地浏览着，猛然，一根电线杆子上贴着的一张传单把她惊呆了—— “江青说刘允若不是个好东西！”
天呐！莫非弟弟也遭殃了？几天以前，他还约我来“揭发”，怎么一夜之间也成了“坏人”？
刘爱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行醒目的大字，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着，矛盾着。
这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个奇异现象：为着一个莫名其妙而又神圣无比的“信念”，社会上的人群被分割成 一个个派系。导致了无数家庭的分崩离析，夫妻离异，父子相争，兄弟反目，姐妹成仇。转瞬之间，昔日盟友，可能沦为阶下之囚；一块废铁，却能跻身于干将莫邪之林。即使是国家主席的家庭，也不例外。
但是，在江青一伙的眼里，刘少奇的孩子连“揭发”的“资格”都没有。早在1月7日，也就是在刘允若满腔热情地给姐姐拍电报的前两天，江青的一句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等待着他的，将是非人的折磨和阴森森的监狱！
哥哥不能找，弟弟也不知去向，刘爱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她需要抚慰，需要温暖，更需要探明事态的真相——她想到了“家”。“回中南海去！”她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当面问问爸爸：“这是为什么？”
在中南海西门，刘爱琴给父亲的住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卫士长李太和 。
“是爱琴吗？你怎么也到北京来了？”卫士长的声音显得紧张而着急。
“我来找哥哥和弟弟，他们都……都不在，我想，我想…… ” 爱琴迟疑地搜寻着恰当的词汇，她不愿意让父亲知道两个儿子出了事 。
“怎么？你还要进来吗？”李卫士长忽然打断她的话头，冷丁冒出这么一句 。
刘爱琴怦然心动—— “你还进来吗？”，这是一句含意丰富的潜台词。在很短的时间里，她对这句话作了种种分析和揣测：“或许，它暗示着父亲的处境已很艰难，没办法见我？或许，它暗示里边情况复杂，进去后对我本人不利；但更可能的是，卫士长已猜出了我回家的真正动机，因而用这简单的一句话，来表示他对我的责怪！”
想到这些，刘爱琴拿着话筒的手不由颤抖起来，就像是心脏被人刺了一刀，父亲、哥哥、弟弟……一连串使她震惊的亲人的境遇，使那天真的“揭发”念头早已无影无踪了。
此刻，刘爱琴脑子里翻腾起童年的记忆：20年代，爸爸和妈妈何宝珍投身革命，忍痛把我送给人家，我当了童养媳，吃了苦；30年代，他把我送往苏联，我在异国经历了战争和饥饿；40年代，他把我接回国内，严格要求；好多次批评得我流眼泪；50年代，他把我送到草原，让我体验人民生活的艰辛；60年代，他为我的进步和成长高兴得喜形于色，两次长谈，叮嘱我要积极参加运动，到群众中去锻炼……40年啊，他对自己的子女倾注的这些心血，都是为什么？是为了压制群众？反对革命？刘爱琴脑子里乱极了。
她没有听清李卫士长又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咔”的一声放下了听筒，转身离开了中南海，一步一回头，离父亲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她应该进去的，因为父亲那时离她还近在咫尺，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已经轻易地错过了和老父见上一面的最后机会，这将给她以后的岁月带来无法排解的痛悔和 惆怅。
当天，刘爱琴便买了一张票，踏上了返回内蒙古的行程——这还是一趟夜车，在她前边，依然是无边无涯的黑暗……
刘爱琴猜对了——老父亲的处境此时已十分艰难，她所熟悉的那个院落，也已失去了往日的静谧和安宁，而这一切，也正是在她来京的前几天突然发生的。
那还是在1966年12月23日上午，也就是蒯大富“闹事”的前两天，林彪、江青的得力干将戚本禹正给中南海内的“红卫兵”头头打电话：“你们贴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没有？”
“ 没有 ! ”
“为什么不贴？”戚本禹发火了，“中南海外边轰轰烈烈，中南海里边冷冷清清，太不像话了！”
“我们手头没有材料哇！”“红卫兵”头头说。
“材料多得很，什么小报、传单、群众来信，都可以贴出去嘛！” 戚本禹说罢“咔”的一声挂了电话。
当天下午，中南海院内，出现了第一批点名攻击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
从此，对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了。
1967年1月3日晚饭后，一伙“红卫兵”冲进刘家，强令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到走廊门口去接受40分钟的批斗。当刘少奇据理答辩使 “红卫兵”们无言以对时，一个家伙跳出来让刘少奇当场背诵语录本某页某条。刘少奇一时背不出，那些人便大声嘲笑，起哄。
但刘少奇却镇静地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但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什么内容，当时的历史背景，针对什么问题，当时所起的作用，在理论上有何创新，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的主任，无论哪篇文章，我都可以解答！”那些人被说得哑口无言，便喊了几句口号，一哄而散了。
刘少奇望着人群走出院门，对围拢过来的妻儿们说：“这种办法我是不赞成的，但我不能和群众对立！你们要理解群众。群众认为我犯了错误，他们有权利批评我……这些年我们的工作也犯了些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吗？我主持中央工作，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群众现在认为我没有把他们交给我的工作做好，他们生气，对你们也可能会有过火行动，你们也不能有对立情绪，要经得起委屈。将来，你们会明白，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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