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上海发展太快、变化太大，被打上了国际化、新潮时尚的标签，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它的古老。
上海很年轻，也很古老！承载这种古老的标志之一，就是老城厢的城墙。
元朝时期，上海由镇升格为县。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迅速成长为经济活跃、人口稠密的商贸中心。
从元朝后期到明朝初期，上海县城没有建设城墙，总体上平安无事。到明朝中期，情况发生了巨变：倭寇袭扰。嘉靖年间，倭寇猖獗，频繁到上海烧杀掳掠，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
仅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至六月两个多月间，倭寇连续5次来犯，“县市几将半成焦土”，满目疮痍。譬如当年五月初七，“倭寇千余，从太平寺、竹家桥至，市民惊溃，恣其劫掠，粮艘悉被毁，满载出海”。这一年，多位驻守上海的军官遇害，被杀的百姓更多。
局面如此，官民一致认为，修筑城墙势在必行。嘉靖三十二年九月，趁着倭寇撤退的间隙，上海城墙破土动工，吏民加班加点赶筑，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即告竣工。
据万历《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城墙“周围凡九里，高二丈四尺。门大小凡六：东曰朝宗，南曰跨龙，西曰仪凤，北曰晏海，小东门曰宝带，小南门曰朝阳。水门三，其东西者跨肇家浜，其在小东门者跨方浜。城为敌楼一，为平台二，为堞三千六百有奇，为穿廊七十有八。壕广六丈，深一丈七尺，周回潆绕，外通潮汐”。
从这些数据来看，上海城墙颇具气象。当然，因为时间急促，经费不足，墙体“皆系泥土版筑，未及瓷砖”，防御体系并不健全。不过，在防御倭寇过程中，军民终于有了据守的依靠，它发挥了积极作用，捍卫了城池的安定。
随后，地方官府多次对城墙进行增修加固，使其不断完善。此类兴修举措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
晚清时期，上海城墙再次受到舆论的关注，成为当时新兴报刊上经常讨论的话题。
第一是因为战争。
1853年8月-1855年2月，小刀会攻打并占据上海。在此期间，清军多次炸毁城墙，企图冲入城中驱逐小刀会。《遐迩贯珍》1854年7月报道：“是日（6月29日）寅刻官军用火药轰城，城墙崩陷三丈余。”9月报道：“三十日（8月30日），上海官军用火药轰城三次，其第二次自伤官兵五十人……城墙崩陷，城中人死战，击官军，旋将缺口修复，官军亦未进城。”
从后来的战局来看，哪一方能征服城墙，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1860年，太平军威胁上海，清军请英法军队协助作战。当时英法军驻扎黄浦江、洋泾浜一带，他们以从晏海门（北门）进城路远为由，要求在北门以东再辟一座城门，“以利其驰御”。
官军如其所请，增设障川门，意为“挽狂澜障百川”，民间称之为新北门。从此，上海城门数量增加到七座。
第二是因为城市建设。
1843年，上海开埠。随着租界的设立与外贸的发展，上海一跃而为国际化都市，人口迅速攀升，公务、经济往来熙熙攘攘，城墙日益从安全墙变成人流、物流的障碍。
就城市面貌来说，上海县城也逐渐被租界近代化的城建比下去，甚至很多商铺将生意转移到了租界。
非常之局必须务实的应对之策。1900年，具有官商双重身份的李平书，听闻法国有拆毁上海城墙，将地并入法租界的设想，他主张“及早自拆，以保地方”。1906年，李平书、姚文枬等人联名上书上海道台袁树勋，要求拆除城墙，改造马路，以利交通、兴商务。
除了谋划未来的发展，李平书等人还看到一个现实情况，那就是上海城墙已200年未曾修缮，破旧不堪，且其在新式战争所能发挥的防御作用大大降低，存在的必要性日益受到质疑。
至此，拆除城墙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当然，呼吁保护城墙之人亦非少数。
在“拆城”与“保城”两派相持不下之际，1909年，官府采取折中措施——增设城门，新辟尚文门（小西门）、拱表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同时增高放阔宝带、朝阳、晏海三门。于是，上海城门增加到十座。
辛亥革命爆发后，上海在1911年11月4日光复。次年1月，姚文枬旧事重提，向沪军都督府呈请拆城墙。此时担任民政总长的李平书大力支持，立即召集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2000余人，开会商议此事。
新政府新气象，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拆除城墙。当月，沪军都督陈其美和民政总长李平书下令：“拆除城墙！”
据《申报》报道，1912年1月19日动工拆城墙，先从大东门水关桥西南至救火联合会一段开始，其余次第进行。每拆除十丈需银一百两左右，总计需白银28万两。
1914年冬天，全部工程结束。至此，上海城墙经历359年历史风雨，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今天，上海城墙在繁华闹市中已难觅踪迹，只有大境阁附近一小段残存，诉说着魔都的沧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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