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樊树志先生在退休后笔耕不辍，新著迭出。自2015年始，他连续出版了《晚明大变局》《明史十二讲》《图文中国史》《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等专著，2024年8月更是推出了二百余万字的专著五卷本《重写晚明史》，一次次刷新了学术文化界和大众读者对学者专著的认识，引起了轰动的社会反响，拉进了学术与大众的距离。
11月3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的“樊树志教授《重写晚明史》（五卷本）新书发布暨座谈会”即将在复旦大学举行，届时，国内明清史学界、著名文史研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讨论晚明历史和世界变局。
本期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对话这位87岁高龄的历史学家，听听他对做学问的态度，分享自己治学之路的转变过程。
真正谈得上做学问，是在五十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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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周到：您出生于1937年，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1962年毕业留校。您自己说，“真正称得上做学问，要从五十岁算起”，也就是1987年，或者说是1990年代。但是您自六十起，到八十多岁后，却一直保持着高质量、高效率的学术著述，请问您是如何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的？
A樊树志：
从事文史类学术研究，注重学问的积累，很多前辈大师也是在进入老年以后成果迭出，我也是跟在后面学步而已。
我们这一代人，五十年代进入大学后，政治运动不断，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研究的时间极其有限。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大家奋起追赶，竭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而真正谈得上做学问，确实是在五十岁以后了。
我的第一个治学高潮是五十岁到六十岁，期间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比如《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万历传》《崇祯传》。
第二个高潮是六十岁到七十岁时期。推出了几本重磅书：《国史概要》《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江南市镇：传统与变革》《晚明史（1573-1644年）》《国史十六讲》等。《国史概要》有香港繁体字版、韩文版、英文版；《权与血》有台湾繁体字版；《国史十六讲》有香港、台湾繁体字版，以及韩文版；《晚明史》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第三个高潮是七十岁到八十岁时期。先后推出了《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历史与文化》《明朝大人物》《明史讲稿》《明代文人的命运》和《晚明大变局》。《明代文人的命运》有台湾繁体字版；《晚明大变局》被评为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新华网、新浪网、中国出版集团及中华书局等二十余家媒体及机构的2015年度十大好书，入选2015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获得2016年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该书有香港、台湾繁体字版。
《明史十二讲》）（樊树志著，中华书局）
《重写晚明史》五卷本（樊树志著，中华书局）
八十岁以后是第四个高潮。陆续推出了《图文中国史》《明史十二讲》《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和五卷本《重写晚明史》。
我认为，做学问应该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思路仍然敏捷，逻辑仍然严密，完全可以继续读书写作，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作品，享受思考和创造的乐趣，给晚年生活增添别样的光彩。我曾经在《明代文人的命运》后记中说：“作为‘30后’，到了‘逾七’、‘奔八’的年纪，没有了课题任务的拘束，读书写作全凭兴趣，率性而为。这样的读书写作生活，其乐无穷。”
几年前，很多人都问我保养养生的秘诀，我笑谈：工作就是最好的养生。虽是笑谈，我却是所言不虚，我自己就是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脑力运转的。
樊树志老师手抄的资料卡片
两本书，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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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周到：追寻您的著述回看您六十余年学术研究历程，您先后从事了明清漕运研究、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史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再到晚明史、明史、中国史研究，著作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请问您的治学之路是一个怎样的转变过程？
A樊树志：
我的本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明代的漕运，可以说是经济史的学步之作。论文受到陈守实教授的高度赞扬，这也是我留校任教的直接原因。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给本科生开设“中国土地关系史”课程，为此写了详细的讲稿，花了几年时间修改充实，写成50万字的《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3年送到人民出版社。由于经济原因，书稿的印制一拖再拖。出版社方面表示，书稿质量很好，愿意出版，为了减少损失，请作者提供出版资助。众所周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低工资政策，大学青年教师工资微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所调整，依然处于“糊口”的水平；当时尚未有社科基金，作为青年学者哪里有能力资助出版呢？无奈之下，我向出版社表示，愿以本书稿费作为“资助”。终于，1988年图书刊印出版了。即使过程如此艰辛，我仍然欢欣不已，自己的第一本著作能够在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无论如何是值得庆幸的。
此后，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江南市镇，充分发挥上海的地理优势，大量进行实地考察，多方收集各种资料。1987年写成《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交付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方面决定出版，却也需要出版资助。恰巧此时我拿到了社科基金一万元，付给出版社八千。此书于1990年面世。令我感慨的是，在自己学校的出版社出书也不是容易的事。
《崇祯传》《崇祯传》精装本（樊树志著，中华书局）
1990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张维训先生约我撰写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的传记。这套黄色封面的帝王传记丛书很畅销，不必“资助”，我欣然接受他的好意，立即全力投入，圆满完成任务。持续五六年对万历、崇祯两朝历史深入探索，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出了两本书，而是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启了持续三十年的晚明史研究，应该感谢张维训先生的促成。
晚明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叹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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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周到：如果从接受撰写万历传的邀约开始算起，您从事晚明研究有三十多年。如果要您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况您眼中的晚明，会是一句什么样的话？
A樊树志：
之前我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晚明可爱又可叹”，我认为晚明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叹的一面。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大航海时代，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之中，全世界白银货币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这是前所未有的辉煌。
沿着新航路，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由于当时广东等地的封疆大吏对传教士态度宽容，为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北上提供了方便。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在传播的欧洲科学文化，让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了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王徵等。这批大大开拓了眼界的士大夫，改变了知识人的世界观，于是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文化思想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冲破经学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文人学士追求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这样的晚明社会是不是很可爱呢？
然而晚明的政治局面却又可叹，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党争不断，忙于窝里斗。皇帝和大臣都无意于政治改革，内忧与外患纷至沓来，朝廷衮衮诸公束手无策，没有能力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眼看着王朝一步步走向末路。无怪乎孔尚任《桃花扇》要感叹：“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重写晚明史》内页
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可以说是以二百多万字和三百多张插图勾勒了一幅晚明的历史长卷，细心品味，读者诸君自会有不同的感受，见仁见智。
学者写书，心中一定要有读者
Q
新闻晨报·周到：熟悉您的读者都知道您一直坚持“写读者爱看的书”。作为一位以学术研究为主要任务的高校学者，您是如何做到的？
A樊树志：
我一向主张历史著作应该学术性与可读性并重，范文澜、史景迁、黄仁宇、许倬云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们的作品既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又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脍炙人口，成为畅销书、常销书。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我的体会是，学者写书，心中一定要有读者，一定要明确是写给哪些人看的，千万不要孤芳自赏，写只有自己喜欢看的书。
《国史十六讲》修订版（樊树志著，中华书局）
比如《国史十六讲》，这是我在复旦大学精品课程的讲稿，经过精心打磨后出版。此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让我惊喜不已。2006年8月2日，《中华读书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书评：《一部高校教材何以成为畅销书》，并且配发我的大幅照片，颇为引人注目。该报编辑在标题上面加了导语：“没有出版社的刻意宣传，更没有媒体的炒作，作者也不是央视《百家讲坛》精心打造的‘学术明星’，这本普通的高校教材甫一问世，迅即成为了畅销书，在出版后的数月里始终位居学术类图书排行榜的前列，这其中的奥秘何在？”署名方晓的书评指出：一般来说，一部书要能够畅销，既要“好看”——写法吸引人，也要让人感到“值得看”，即有价值和有意义。《国史十六讲》一书就做到了这两点。她分析说：一是“视野开阔，推陈出新”，二是“学术热点话题引人注目”。结论是：《国史十六讲》既给初学者以知识，也能给治史者以启迪，好看又耐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佳作。
《国史十六讲》一版再版，如今简体字版已经印行了二十万册，成了常销书。
采访后记：
这两天，已经有不少文化界和出版界人士陆续收到樊树志先生《重写晚明史》的“豪装”新书。在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副总经理、编审贾雪飞博士的协助下，我们如约完成了这期采访。樊树志先生曾说：“历史给人洞察一切的眼光，给人超载时空的智慧，去审视过去、现在、将来，而不是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困惑。‘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作为一位学养丰厚、处世通达的历史学者，樊树志先生在米寿之年推出以两百余万字的宏大叙事视角书写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学者意识到回归大历史观的必要，也希望让更多的读者通过阅读学者的历史专著来建构正向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本文转载自2024年10月31日周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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