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00后”已进入生育年龄，雪崩的数据背后，是一场博弈！|族群|灭绝|生育年龄|生育率

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

人是文明的主体，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是一切经济的创造者和受益者。没有人，多好看的经济数据也毫无意义。

从历史上看，全球人口正处于巨变时代，人口大爆发即将结束，人口增长速度正迅速从高增长转向低增长模式，部分国家老龄化严重、结婚率骤降，深深陷入“低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长期不能满足2.1的正常更替水平。人口因素正在从影响经济发展前景的远期问题，变成急需解决、必须推动改革的紧急要事。

如果到2100年，全球生育情况真如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里预测的那样，由非洲国家贡献90%的人口增量，其他国家和文明能不能存续和发展，恐怕都将成为问题。

求生和繁衍是一切生物的本能。在残酷的数十亿年时间和环境挑战面前，任何没有求生欲和繁殖欲的生物都已经灭绝了。而丧失求生欲和繁殖欲的生物，也必将灭绝。

与动物不同的是，求生和繁衍，在人类活动中，被“赡养老人”“抚育儿童”的行为同一化了，只有抚育儿童的父母，才能在年老之后，获得成年子女的帮助，从而生存更长的时间。

人类曾进入只有母亲有权养育子女，获得赡养，进行对偶婚，按母系计算世系血统和继承财产的母系社会。随着生产力发展、农业发展，人类才进入父亲有权养育子女，父母共同获得赡养，固定对象的婚姻制度，按父系计算世系和继承财务的父系社会。

很长的时间里，个人生存利益和族群发展利益是趋同的。个人需要子女赡养，族群需要发展壮大。

但人类是有明确自我意识的，求生本能通常高于繁衍本能——为了能活下，获得更大的利益，人类可以做出违背“繁衍本能”“族群发展利益”的事情，比如史书上记载的“易子相食”。

这种惨剧通常发生在前现代社会，物资不充裕，战乱、天灾、人祸频发。

那时，人类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极低自然增长率的相对静止的人口形态。但是如果按照国家民族历史来细看，很多国家和民族都存在某一时期人口增长迅速，进入繁荣状态，随后转向人口增长乏力，国力开始下降，遭遇种种困难，其中一些甚至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比如古罗马。

从公元前1世纪末，古罗马就开始面临一个头疼的问题，那就是罗马公民中的上层精英——元老贵族和骑士们，逐渐开始不结婚、不生娃。

为催婚催生，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公元前 18 年提出《尤里乌斯通奸罪·婚外关系罪法》和《尤里乌斯正式婚姻法》，规定婚外情犯罪；单身女子在50 岁之后不再享有任何继承权；单身的罗马女性公民，不管年龄大小，只要财产超过 2 万塞斯特斯（货币单位），不再免直接税，都必须每年缴纳 1% 的直接税，生下第三胎才能免除；单身男性公民禁止把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之外的人，若没有法定继承人，则上缴国家；谁生孩子越多，选官任职的优先级就越高。

大量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的人口危机，但罗马帝国仍然缺乏足够的公民当兵，只能大量使用“蛮族雇佣兵”，最终导致西罗马帝国遭遇蛮族入侵被灭亡。

再比如法国。

十九世纪中期之前，法国作为欧洲“领头羊”，一直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甚至一度达到英国、德国之和，然后遭遇人口上的“灾难性”停滞。到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口已达到法国水平，德国人口甚至超过法国的1.5倍左右。法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随之彻底丧失。

为什么人类、国家、民族在人口发展上会出现巨大的波动？

因为经济政治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改变，会影响人类对“求生和繁衍本能”的收益预期。“繁荣的经济和充沛的劳动力状况”会让人产生错觉，即“不结婚生育，节省抚育儿童的开支，剩余更多的资产”购买养老服务，可能活得更长。

人类在“理智”的计算下，决定减少婚育，其实是个人生存利益和族群发展利益发生分化，求生本能压制了繁衍本能。

因此，在前现代社会，贵族和有产者更有可能选择不婚不育，比如古罗马贵族，购买奴隶或雇佣佣人的成本远低于婚育。

因为“不用计算不存在的财产”，无产阶级就很少主动控制结婚和生育，并在十八、十九世纪成为欧洲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是观察到英国工人越生越穷、越穷越生，才会提出的“马尔萨斯陷阱”理论。

而在法国，大革命保护了小农权益，小农为避免大量子女均分财产（大革命废除了长子继承制），导致后代生活降级，有意控制生育，尤其在生产力发展带来更多的避孕措施后，效果更加突出，同时生育率高的法国无产阶级规模小，才会导致法国陷入人口的长期停滞。

很少一部分人能看到人口危机背后蕴藏着国家民族的兴衰命运。动荡、战乱、经济衰退随时能消灭财富，甚至消灭不能适应严酷环境的人。家庭人口的数量，其实是抵御风险的最终保险。

工业化和现代化后，人类出现全球级别的婚育率跳水，也是同样的原因。

在人口学上，生产力发展，医学发展，使儿童夭折的概率大大下降，使大量国家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