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昊骞/文
1794年，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写了一首配图玄学诗，题目叫“人的抽象”。只见一位仙风道骨的白须老者匍匐于地，双手在头顶编织着什么，从中延伸出了大树，树干与藤蔓充当了文本框的作用。从诗文中可知，老者“编织了一张罗网，精心撒下诱饵……树荫很快在他头顶上延伸开来，那是奥秘。毛虫和飞虫在吃着奥秘”。我不时觉得自己就是那只贪婪的毛虫，吸吮着书本上的故事、定律与神话，通过联想的食道和推理的肠胃，最后排泄出洋洋自得的绝望。
我在读《人类新史》的过程中，那只贪吃又犬儒的毛虫经常钻出来。有时是觉得作者笔下的很多观点，包括林林总总的全球史著作都有点毛虫的影子，但更多是照出了自己身上的胸足、腹足和毒毛。
《人类新史》
[美] 大卫·格雷伯 [英] 大卫·温格罗 | 著
张帆 张雨欣| 译
后浪| 九州出版社
2024年9月
务农不是卖身契
格雷伯似乎很喜欢一个短语，inandoutof，进进出出。意思有的时候很具体——大约6000年前，北非还没有被撒哈拉沙漠覆盖，生活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类群落，每年根据季节不同，或捕鱼，或猎兽，或采摘，或放牧，当然也会在洪泛平原、泉眼、季节性河流周围播撒植物种子，“定期出入这片位于红海东西两岸的‘绿色撒哈拉’”；有时用法稍微抽象一些，是说人类持续不断地在“城市”进进出出，为了特定目标来到某座城市，可能是周期性的往返，就像火人节和浮梁买茶人那样，可能是一来就不走了，也可能一去不复返。同理，牧民也可以在“农业”里进进出出。
最后，这个短语还有一个抽象而诗意的用法，在第三章的题目里面。原文是 UnfreezingtheIceAge/Inandoutofchains:theproteanpossibilitiesofhumanpolitics。中文版译为“解封冰河时代 |锁链内外：人类政治的多重可能”。这样翻译是不错的，只不过少了一些原文中蕴含的动态意味，或者说活力。作者不关心静态的社会分类，仿佛有一些社会在枷锁内，有一些社会在枷锁外，前一种社会的成员只要想尽办法进入或融入后一种社会，便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人类新史》显然是在谈一个持续而主动的过程，是一会儿到锁链里面，一会儿到锁链外面。毕竟，没有人否认“锁链”在有些情况下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作者举了南比夸拉人为例，材料来自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1944年发表的考察文章。南比夸拉人生活在亚马逊密林中，物质条件只能用简陋来形容。当然，他们并非与文明绝缘，会与城里人做贸易，甚至会去城里打工。但是，这个族群最吸引列维-斯特劳斯的地方是“政治成熟度”。
南比夸拉人一年的生活分为雨季和旱季，酋长的角色也随之更替。在耕作困难的旱季，族人会分散成小组，在酋长带领下四处觅食，在危机面前由酋长快速决断。到了雨季，众人会回到村庄集体耕作，这时酋长可以借助旱季时取得的成绩，发挥调解纠纷、资源分配、带头榜样的角色。酋长在不同季节的权威大不相同。他们在旱季是“英雄”的角色，可以发号施令，回到村里就只能温言劝和。
如果用常见的社会阶段论去套的话，南比夸拉人每年要定期穿越于狩猎采集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同时伴随着发展阶段的周期性升降。这就好比在《文明》系列游戏里，一个“帝国”（每名玩家扮演的实体都叫empire）这个回合是远古时代，下个回合是古典时代，再下个回合又退回远古时代一样。从游戏机制和社会阶段论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算发生了，也必然是一场动荡巨变。
但在南比夸拉社会里，这样的轮换每年都在发生，仿佛世界本来就该是这样。用《人类新史》的话说，酋长“在实质上不同的两种社会体系之间转换自如，镇定老练，其间兼顾个人野心与公共利益。这些酋长在各种意义上都是自觉的政治行动者。而且，正是他们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使他们得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对任一种制度保持距离感”。酋长如此，整个南比夸拉社会也是如此。酋长没有武士环卫，更没有神圣光环。与其说这体现了南比夸拉人的特殊天赋，不如说，狩猎采集社会与农耕社会本来就蕴含着转换的可能性。
第三章标题里的protean就是这个意思。它来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普罗透斯。阿伽门农的弟弟墨涅拉奥斯一心向普罗透斯探知未来，无论海神变成狮、蛇、豹、猪，乃至树木流水，都被紧紧捉住，最终只得投降。在变化有术的意义上，作者用这个词可谓恰切。不过，与最终难逃降服命运的普罗透斯不同，南比夸拉人和《人类新史》中讲述的许多族群都有“自我决定”的能力。这并不是说，他们是言出法随，为所欲为的天神或暴君，不受一切条件约束。这种以支配和占有为目标的“自由”未必就十分吸引人。
十七世纪，曾在法属北美殖民地做人质的拉翁唐写下了一部对话体的回忆录，对谈人是法国人的盟友，易洛魁联盟的外交活动家坎迪亚洪克。对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坎做出了辛辣的批判：“他们 [易洛魁人]给我们[欧洲人]打上奴隶的烙印，称我们是可悲的灵魂，这种生活不值得拥有，同时断言我们在自我贬损，因为我们屈从于一个人[国王]，让他拥有一切权力，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后代学者普遍认为，拉翁唐就算不是欺世盗名，也是夸大其词，而坎迪亚洪克只是拉翁唐抒发己见的木偶，是“高贵野蛮人”形象的代表，并无真实的对应物。此类观点可以由扎实的史料考据支撑，但背后难以掩饰的是欧洲中心论的轻蔑：野蛮人怎么会有这样成熟的理性思维？事实上，南比夸拉人的案例表明，哪怕是物资匮乏的雨林居民，同样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共同生活秩序，能够培养出谦逊、务实而果决的政治人物。正如格雷伯所说，“考古学、人类学和相关领域积累的证据表明……史前时代的人们对他们的社会中什么是重要的有非常具体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差异很大”。在一个层面上，《人类新史》就是向读者介绍了这些“非常具体的想法”是什么。
囚王行动
具体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想要展开想象翅膀的人来说。《人类简史》里有一段颇具震撼性的话，“身为人类，我们不可能脱离想象所建构出的秩序。每一次我们以为自己打破了监狱的高墙，迈向了自由的前方，其实只是到了另一间更大的监狱，把活动范围稍稍加以扩大”。类似的想象充斥于各类“大历史”著作之中，颇似开篇诗句里的毛虫。尽管这种论调的工具手段是理性，但它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在于戳中了当代读者的一种强烈心理体验。
如果这种宿命论式的全球史看多了，看烦了，想要找点新花样，就算不是为了行动做准备，至少也是用新的意象给头脑一点清新的刺激，那么《人类新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两位作者很喜欢用“想象”这个词，但他们想象出来的不是牢笼秩序，而是“其他社会存在形式”和“不同社会可能性”。这里的想象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基于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证据的开放假说。假说总是可以被事实推翻的。事实上，市面上常见的“想象”往往是用不可质疑的权威语气表述的论断。用论断对抗论断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的方法，只有更全面地探察线索，尤其关注对立论断之间的缝隙。这些素材构成了《人类新史》的主体。
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自十八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对纳奇兹人的观察，他们生活在密西西比河谷的下游。纳奇兹人有号为“大太阳”的国王。国王可以任意处死臣民，没收财产，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与他同桌进餐，国王死后会有大量仆从亲属殉葬。难怪法国观察者会将纳奇兹王与本国的“太阳王”相提并论。然而，这位美洲太阳王虽然掌握绝对主权，但主权范围极小，几乎仅限于国王能够亲身触碰到的范围。作为太阳的化身，他的行动有许多限制，比如脚不能触地，不能直视太阳，所以很少能够离开“王宫”。另外，由于臣民惧怕他的权力，所以“王宫”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空空荡荡，只有妻儿近亲和贴身仆从，没有官员、使者、军队将神王的意志贯彻到远近村庄。《人类新史》中将纳奇兹国王形容为“没有国家的主权者”，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正如《人类新史》中所说，“在大部分历史时期，这就是主权的内在动态机制。统治者千方百计要确立自身权力的专断性；其臣民，在无法简单躲避国王的情况下，则想方设法将无数仪式性的条条框框加诸神明般的统治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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