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阿城的《棋王》人尽皆知，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作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阿城之博学。阿城读书之多之深，当代的很多年轻作家难以望其项背。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读书的认真劲。文中提到的李辰冬教授，小编有幸收藏一本林义光所著、钤有他藏书印的《诗经通解》，在书中有他红笔所勾画及论难的读书笔记。

美国人好邮购，书也一样，所以你可能不了解美国人正在看什么新书，倒能从旧书店知道美国人不看什么书。我是逢旧书店就进去一下，为的是旧书便宜，陆陆续续买了不少。有些书的扉页上玛丽们写着“这本书对你很重要”，大概是彼得们认为不重要，卖掉了。

洛杉矶有几家中文书店。店里有些卖不出去的书，就会归置到一处，插个牌子，写明的价格低到你忍不住要检视一番，无非是再次证明没有人买。当然有漏网之鱼，端看网是什么网，鱼是什么鱼。

一九八九年夏天，路过一家中文书店，门口摆了两只竹筐，标明里面的书五角钱一本。当时汽油是一加仑平均一元两角五，再小的车加满一次总要十加仑。买一份当天的报，还要两角五。没钱倒不一定逼死英雄汉，贱价总是让人觉得有便宜可占，于是为五角钱折腰，翻捡起来。

内中有一本《诗经研究方法论》，李辰冬著，台湾水牛出版社，属水牛大学丛书第三九。我对《诗经》有兴趣，既然是兴趣，所以积极性高，于是凡有关《诗经》的书我都买，历年积有四十多本。这一本亦是有关《诗经》，又只有不像话的五角钱，于是进店付款。之后回家，做饭，吃饭，不洗碗，喝茶吸烟，摸摸弄弄，写写划划，要睡觉了。睡觉之前，总要陪陪闲书，忽然想起下午买过一本旧书，不妨翻翻，于是光脚下床寻来，且看看写些什么，无非是“后妃之德”罢。有分教：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管它世代时代 读闲书读书闲读书无关新书旧书。

翻开来，封面折进一窄条，上有作者照片，很犟的相，下面写：李辰冬，一九○六年生，河南省济源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封底简介说“本书继诗经通释、诗经研究之后，是李辰冬博士关于诗经之第三部论著”等等，看出版时间，一九七八年，十二年前的了。

不料这一读，竟读到天亮，躺下后想，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解释呢？怪。

大致说来，李辰冬先生认为(这本书就是在讲为什么认为)《诗经》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五十年间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做。这之前，我知道《诗经》里有几篇是尹吉甫所做，而且也知道有个“兮甲盘”，王国维考释其“铭”是记载这个尹吉甫的功绩，但无论如何想不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都是尹吉甫所为。我见到李辰冬先生的结论，第一个反应是，有意思，这倒可以是一篇小说，可见我是做不了学问的，常常就要来大胆假设，滑向小说。李辰冬先生对胡适之先生非常尊敬，却恰恰反对胡适之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为不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从原始材料中寻求原理法则，再以这些原理法则解释原始材料。

李辰冬先生研究《诗经》总结出七条原理，且选两条看看：

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三百篇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

每解释一个字、一个成语、一句诗、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名称、一种称谓、一件史实，先得把这个字、这个成语、这句诗、这个地名、这个人名、这个名称、这种称谓、这件史实作一统计，看看三百篇中共用多少次，能不能在这些次中求出一个统一的意义。

法则有十六，且也选几条：

凡遇地理上的名称，必得以地理来解释，不得如《毛传》“前高后下曰旄丘”……必得查出这些地理名称都在什么地方……

凡遇地名，不仅解释古时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什么地方，遇必要时，还要解释它的历史与环境，务期与诗义发生关系。

如将同一地名的诗篇作一归纳，求其统一的地带，一定可以寻出各篇中的历史事迹。

如将同一地带地名的诗篇作一连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代史或故事……

如将相关地名的诗篇……作一连系，一定可以发现一件古史……

如遇山川名称，必得指出山的那一段，川的那一段，不能只说山名、水名、或发源于何处……

如遇人物的名称，必须追究出他是什么时候人、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位，他与诗篇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他在诗篇中什么地位……

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称，必须以周时的文物制度来解释，不得以后世衍出的意义作解释……

凡遇历史事实，必须找出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人物、甚至月份、日子，这样才能与历史事实相配合。并将每件历史事件的年份时代算成西历，就不致有年代先后倒置的错误。

如将《诗经》中的同一诗句，同一称谓，同一名物的诗篇作一归纳，往往发现这些诗篇的关系；但必须受其他法则的协助与约束。说得更详细一点，就是这种法则不能单独使用，必须与其他法则所得的结果相配合，才可成立。

删节号替代的是例子。我初看这些近于自虐的法则时，不由替李先生捏了一把汗，再想却都是老实认真，好像看见一个“赛”先生。结果呢，李辰冬先生说，“这样，就发现了三百篇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诗、每个地名、每个人名、每件史实都是实录，没有一点虚假。不仅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学伟著，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宣王复兴史与幽王亡国史。”至于断定三百篇都是尹吉甫所作，是由地理的统一、人物的统一、时代的统一、史事的统一、体裁的统一、名物的统一、诗句的统一、风格的统一、声韵的统一、起兴的统一、人格的统一这十二点来得到的。

李辰冬先生提到他研究《诗经》得力于清儒，最得力的书是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于省吾《吉金文选》、吴其《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焦氏《易林》、燕京大学引得社编的《诗经引得》，训访最得力于王引之、马瑞辰、王国维、闻一多。

这样一本学术书，我却读得像《福尔摩斯侦探案大全》一样，紧张，迷惑，释然，微笑，感慨或大笑乃至惊动了邻家的狗。关于这尹吉甫，择其大略是——

尹吉甫原籍南燕，今河南延经县北三十五里，本姓，后改为吉，他的一支不知何时到卫国今河北濮阳县的复关为氓，也就是“外国人”。周宣王二年(公元前八二六年)卫国准备平定陈、宋时，尹吉甫这位士的文武之才为卫侯赏识，派为浚邑的良人(良人是率领二千人的乡长，而非我此前读知的丈夫)。宣王三年随卫侯之孙、卫武公次子惠孙(《诗经》中被称为孙子仲)去平陈(今河南淮阳县)与宋(今河南商丘)，初春出征，十月凯旋，与孙子仲的女儿仲氏恋爱，留下《击鼓》、《女曰鸡鸣》等几十篇诗。

宣王四年随南燕国君蹶父到陕西韩城把韩侯迎到镐京，朝见宣王后又送韩侯到南燕迎亲，韩侯娶的是蹶父的女儿，之后再护送韩侯到今河北固安县的新韩城，他做些歌颂与迎亲的诗，《关雎》、《麟之趾》等诗即是这时所做。

宣王五年初春，随卫人赴镐京勤王，西征犹。宣王逐犹四月到今陕西白水县的彭衙时，派他赴洛阳，这时他作“兮甲盘铭”纪念自己的战功。六月再去西征，十月才打到今山西永济与南仲会师，合力将狁逐到今山西洪洞县。《六月》、《公刘》、《甫田》等几十首诗就是这时做的。

宣王六年初春，又随宣王南征徐戎，此时派他为尹氏，尹吉甫的尹由此而来(尹是史官)。四月随宣王回到永济。宣王出征是逢山祭山，逢水祭水，逢宗庙祭宗庙，尹吉甫也就写些祭诗。“周颂”的一部分颂和《江汉》等诗即为此时所做。

六月刚回卫国，八月又随方叔伐荆蛮，方叔率领的人是殷的后人，所以凯旋时到宋祭祖，尹吉甫作《商颂》等颂。这年冬天他与仲氏私自结婚，因双方家长反对。从辈份上论，尹吉甫是仲氏的爷爷辈。后来仲氏的父亲孙子仲也答应了。

宣王七年，随申伯安定申、甫、许三国，此时仲氏也随父亲孙子仲到甫国，于是夫妻俩在许国有了一段好日子，留下《汝坟》、《汉广》一些诗。这年冬天他随仲山甫赴齐迎娶齐胡公的女儿庄姜，由尹吉甫护送回卫，留下《南山》等诗。

宣王八年到十年，尹吉甫又被派去东征恢复鲁国的土地，产生“鲁颂”里的颂。但这次没有用他的文武之材，而是监建营房，于是气愤，有《大东》等诗。此一去三年，回家时，父母为他娶姜女来抵制仲氏，致使仲氏非回家不可。仲氏回去后住在漕邑，尹吉甫去漕欲接她回来，终致断绝，其时仲氏已身怀六甲。后来仲氏改嫁给蹶父的儿子伯氏，也就是尹吉甫的本家侄儿。仲氏临出嫁还去浚邑看望尹吉甫，告之再嫁，这时有《载驰》等诗。

宣王十六年，卫武公即位，在浚邑春秋祭祀，尹吉甫作《斯干》等诗。

宣王二十五年时已连续大旱五年，尹吉甫父母饿死，有《云汉》、《蓼莪》。

幽王四年(公元前七七八年)，西戎作乱，镐京危急，让尹吉甫随伯氏西征，伯氏因不听尹吉甫的计谋，丧兵失地，反将责任推于尹吉甫，有《何人斯》等篇。尹吉甫四处控诉，终将本家侄儿正法，这时的侄媳妇仲氏怨怒于尹吉甫，鼓动卫侯没收了尹吉甫的官职与土地，逐出卫国，有《十月之交》、《伐檀》、《巷伯》等诗。尹吉甫只得回原籍南燕，不受蹶父欢迎，流浪到今山西汾阳县死去，有《小宛》、《鸱》等篇。李辰冬先生估计尹吉甫死时七十八岁。

看《我的治学经验》一篇，知道这位李辰冬先生早年进的燕京大学，修马季明先生的国文，读中国古典文论。一位在清华念哲学的朋友李戏鱼先生介绍他读美国斯宾冈(J.F.Spingarn)的《创造的批评》(The Creative Criticism)，大喜，后来又读斯宾冈的《新批评》(The New-Criticism)，并译成中文投北新书局登在《北新月刊》上。之后，由斯宾冈摸到意大利的克罗齐(B.Croce)，读朱光潜译的《美学》，选修邓以蛰先生在燕大哲学系开的美学，写《克罗齐论》登在燕大文学会的《睿湖》的创刊号。当时凡提到文学批评，必称法国，于是李辰冬燕大毕业后即去法国。一九三四年自法回国，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教“近代欧洲文学史”，一九四八年在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文学批评”，做陶渊明、曹植、李白作品系年各成书，并著《文学新论》一书，认为‘文学的时代并不是(对应)政治的时代”，由是对中国文学史做总检讨。所有的转折在于一九四六年李辰冬先生教了一门与平生所学毫无关系的“工业心理学”，认识到统计学，觉得可用于文学研究，但怎样用法则是一年都未想通。

既教文学史，于是先统计了一下《诗经》里的“诗”字，不料结果是三百篇内只用过三次，进而查周与周以前的文献，只有两次。查《诗经》里的“歌”，则有十四处。这倒也并不能称为怎样的伟大，结论却找到了：歌抒情，诗言志。周的官爵世袭，宗法社会彼此是属亲，各种情况都歌，而春秋时代则要求官做，孔子常歌，但两次要弟子言志，是言怀抱，是以言志用诗。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是歌，诗是郡县治下固定的文体，诗是歌的延续，歌的形式的固定。进而由统计“士”，认《诗经》为“士”所做，再进而是“征”，不料却查出“士”“出征”的路线，渐渐找出尹吉甫这个“士”随周王“出征”的过程以至最后惊人的结论。

如果我写了这样内容的一篇小说(我当然写不出)，结果可能是“胡说”或“有趣”，李辰冬先生考证研究出这样一段古史故事，反应是“胡说”而没有“或”。《诗经研究方法论》就收有质答的文章，例如质《竹书纪年》《易林》的可靠，恋爱辈份不合，孔子删诗，有二十三篇诗作者可考例如《巷伯》一诗明明写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古无私人著作，古诗，为何此事从无记载，西周宣王复兴史难道要改写等等繁多的令人捏一把汗的问题，及至看完辨答，清晰得令人愉快。我因对三百篇的每篇诗，也就是每个“犯罪现场”都有了解，都有腹疑，现在突然来了个福尔摩斯·李，一五一十头头是道，证明“罪犯”就是尹吉甫，知我者，华生大夫也。

这其实还不只是西周史改写，文学史也改写了。尹吉甫晚荷马一百年，一直说中国无史诗，我想所谓史诗的意思是记述历史因果行为的诗，这回有了，而且与荷马史诗的不同在于《诗经》里有非常个人的情感。尹吉甫又早屈原五百年，也就是说，中国的私人诗可提早五百年。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套《中国文学史》，一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一是游国恩等五人编的，都做高校文科教材，对于《诗经》的提法是五百年“诗歌总集”、“民歌总集”；一九八四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金启华先生的《诗经全译》的提法是五百年“诗歌总集”；一九八七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魏炯若先生的《读风知新记》，其中的质疑非常精采，许多地方几乎就是李辰冬先生在得出结论之前的质疑。看来，今后再碰《诗经》，李辰冬先生积二十年筑起的这道墙，是轻易绕不过去的。

中午爬起来，想，既然《诗经通释》一九六二年初刊，七一年出版，《诗经研究》七四年出版，《诗经研究方法论》七八年出版，美国的图书馆，大学里的中文藏书一定会收有前两本。大胆假设之后，且来找找看，起码要知道李辰冬先生将哪篇定为三百之首，取代《关雎》。有分教……

分教是，找不到《诗经通释》与《诗经研究》。美国是最好“异端邪说”的地方，居然找不到，怪。电话电传E-MAIL往来之间，亦逢人就问，都回答不知道，也问过北大复旦的朋友，还是不知道。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解释？有意思。胡说吧？直觉于是上来了：也许有人在这十几年间驳倒了李辰冬，于是销声匿迹？或因为什么政治原因……又开始大胆假设。寻找加上假设，又有其它书的骚扰，也就过去了一年多。

终于想通了，既在台湾发端，何不溯源？于是在写给朱天文的信里附了一笔，有枣没枣打一杆子。不久回信来了，内有詹宏志的答复：“李辰冬的诗经研究是出了名的，他主张诗三百是尹吉甫一人所写，吓坏了六十年代的人。他的三本诗经专著《诗经通释》、《诗经研究》、《诗经研究方法论》都由水牛出版社出版，前二者至今再版不歇，阿城找到的倒是比较不流通的后者。李辰冬是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学者，自称是梁实秋的学生，一九○六年生，一九七七年还有新书出版，一九八○年还有新作写出，可见创作力至老不衰，如今不知仍在否，在的话八十五岁了，我得问一下别人。水牛出版社还出过他的《文学与生活》、《三国水浒与西游》，东大则出版有他的《陶渊明评论》、《杜甫作品系年》、《文学新论》、《浮士德研究》(译)等书，据说他还有《红楼梦研究》、《中国文学发展史》、《文学研究》等多种，但我不曾见过。若阿城想要《诗经通释》、《诗经研究》，我可托同事到水牛去买，不难。”这回信是九一年四月。

此前曾经问过在芝加哥一个早年在台湾师大念过书的朋友，请她的老师打听一下，不料回音说，《诗经通释》极难买到，还没出印刷厂就卖光了。不久，师大的老师搞到一本，寄芝加哥，我去芝加哥取回。又不久，台湾焦雄屏寄来《诗经通释》和《诗经研究》，踏破铁鞋，不料一下就有两本《诗经通释》，倒叫我不好意思。

这《诗经通释》是上中下合订本，厚厚的一千三百多页，水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再版，属文史丛书第四，电脑编号A004。从书首“三版修订自序”看，八○年就已经是三版了。《诗经研究》属文史丛书第二二，九○年再版，电脑编号A022。《诗经研究方法论》电脑编号A023。三本书都没有国际图书编码(ISBN)，大概是美国图书馆无法收藏的原因？可大学图书馆远东语文藏书差不多都有《金光大道》，同一时期初版，也没有ISBN呀？怪。

《诗经通释》定《邶风·击鼓》为首篇，它原是毛诗篇次的第三十一、“邶风”第六篇，而《诗》被尊为“经”以来居首的《周南·关雎>，在《诗经通释》里排第一百九十。通释体例是每首诗有原文，诗义关键，字句解释，诗篇连系，诗义辨正。全书并有三篇自序及十六篇论文。书末附研究中用的经学、地理、历史、音韵、名物考释古今著作参考书目一百六十七种。书价是“特价六百元”，合美金二十四五元，比在美国买两张CD音乐唱片的钱还少。

《诗经研究》里有几处情景记述，十分生动。李辰冬做出《诗经》乃尹吉甫一人所作的结论后，无人相信，“我的一位最好朋友，他对我的《陶渊明评论》一书备加赞扬，认为是最科学的著述，并请我到他的学校讲解研究陶渊明的方法；可是提起我发现尹吉甫是《诗经》的作者时，他马上堵起耳朵说：‘我不听！我不听！’那时是在师大教员休息室，他指着在座的一位同仁说：‘你说，他的算什么方法’！另指一位说：‘你说，他的算什么方法！’所有在座的同仁他都指遍而耻笑我……胡适之先生也说：‘不可能，因为古人没有讲过。比如《小星》篇明明是讲姨太太进御的，怎么会是尹吉甫的自传？’我说：‘不是，是他出征时发牢骚的诗。’胡先生回答说：‘我不同你辩论。’并郑重地劝告我说：‘李先生，你的个性太强了。朱老夫子讲：“凡事要退一步看”。朱老夫子是圣人哟！他的话没有错哟！’”

另一处讲到“当我的《尹吉甫生平事迹考》完成后……我想请钱穆先生指正，因为他是古代史专家。他那时在马大讲学，我怕他不肯指教，事先给陈铁凡先生去信，征得他的同意才寄去。谁知寄去后，钱先生回信说他的眼睛有毛病，而我的字太小，一时不能看。后来陈先生告诉我：钱先生是相信朱熹的民谣。”还有一处也有意思：“几年前，台湾广播电台为广播全部《红楼梦》，整整花了一年的准备，在正式广播的头一晚，为引起听众的注意，约了几位他们认为的《红楼梦》专家，如胡(适之)先生、李宗侗先生以及兄弟我，开一个座谈会，目的在为电台捧场，而胡先生第一句话就说：‘《红楼梦》毫无价值。’记者着了慌，忙忙说：‘胡先生，您这一讲我们明天还播不播？’胡先生不好意思，只好改口说：‘我只讲讲《红楼梦》的考证，至于价值问题请李先生讲好了。’记者就问：‘《红楼梦》既无价值，胡先生为什么要考证它的作者呢？’胡先生回答说：我只是对考证发生兴趣，对《红楼梦》本身不感兴趣。’”

我虽然有读书速度过快的毛病，还是用了三四天才读完《诗经通释》，当然这之中还有做饭吃饭睡觉洗漱写稿大小便接送朋友看新闻等等有为之事。我另一个毛病是爱将有为之书做闲书读，不料总是读得很累，因为有为的读书可以做计划，又很容易找到理由不读了，例如文化大革命后期要全民读的《反杜林论》，而武侠侦探，你怎么能有计划或找个理由不读了？读闲书和闲读书才会因“不忍释卷”而累，与初衷相反。我朋友中有做教授的，总有一点为五斗米不得不读书的苦相，从前为做官读书的也是说“十年寒窗苦”。学术何时能成“闲术”，知识也就恢复平实貌了。我看这李辰冬先生最初也是兴趣，由“统计”(不是归纳，李辰冬特别指出归纳会偏差，因为不懂或认为无用的部分就有可能不去归纳)来试一下“诗”字，就像买了一把快刀，随手削削木头，不料削出轩然大波。我本来收有中国中原几个地区的乡下剪纸千数张，闲时按十五国风所言的动植物及礼俗配置，以证西周的遗传，现在看来是将牛头对马嘴，待以后什么时候再说罢。

一九九一年冬美国洛杉矶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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