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唐通事的设立原因与作用是什么？对唐船贸易有怎样的影响？|唐船贸易|唐通事|幕府|日本|朝贡|翻译

唐通事研究概述

关于唐通事的研究，日本学界起步早，研究成果也颇多。首先，不得不提的是史料类成果。除了前文提到的由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汇编的《唐通事会所日录》以外，1897年由时任神户海关长的颍川君平编写并出版的《译司统谱》（日文名：『譯司統譜』），可谓是研究唐通事的根本史料。

该书根据唐通事的具体职位类别，记录了从1604年到1861年间唐通事的任职情况，是一部记录唐通事任职经历的重要史料。通过该书，可以看到唐通事的整个职位设置变化及任职情况。其侧重点在于以唐通事职业设置及任命为主线，但未涉及唐通事人员之间的关系。宫田安的《唐通事家系论考》（日文名：『唐通事家系論攷』）则弥补了《译司统谱》的不足，运用大量碑文材料和寺社的记录，按家族梳理了直到明治初期的唐通事相关人员。

其中详细地考察了49个唐通事家族，记录了每个家族的始祖、到达长崎时间、在唐通事集团中的任职经历及主要事迹等；并在记录过程中兼论了赴日唐人日本化的过程，诸如采取与日本女性通婚、过继养子、采用日本姓名等行为，在每一节结束时，附上了该家族的族谱。此外，该书还记录了赴日唐人积极建立佛寺、邀请大陆僧人等保存中国文化的行为。该书对于考察唐通事家族及唐通事的任职制度意义非凡。

除了这两部史料类的专著外，还有将唐通事作为研究唐船贸易一部分进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山脇悌二郎的《长崎的唐人贸易》、《長崎の唐人貿易》、李献章的《长崎的唐人贸易》、《長崎唐人の研究》、刘序枫的《清代前期的福建商人与长崎贸易》等中均有唐通事相关的研究成果。山脇悌二郎的《长崎的唐人贸易》中，将唐通事跟其他长崎贸易中的地方工作人员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论述。

李献章的《长崎的唐人贸易》中，梳理了唐通事的设置及其变迁过程，并考察了唐通事职位设置变化的原因及唐通事的报酬问题。作为研究唐通事的专著，林陆朗的《长崎唐通事》、《長崎唐通事》以大通事林道荣一族为线索，研究了唐通事制度的职责变化及设置制度变化。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研究幕末唐通事的相关成果。如许海华的《幕末长崎唐通事体制》、《长崎唐通事何礼之的英语习得》、《長崎唐通事何礼之の英語習得》等。

国内对唐通事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呈增加趋势。根据本文所得到的数据中，最早的是刘小珊的题为《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一文，该文以日本江户时代这个背景，研究了清代的中国翻译、唐通事的起始、唐通事的规模、江户时期的唐（中国）（荷）兰对日贸易、长崎出岛的唐人通事，以及唐通事三大主流派别。

客观的描述了唐通事在中日贸易史上的中介作用，并提出了唐通事以福建人居多、唐通事的任命资格必须是居住在长崎的“住宅唐人”身份、唐通事具有世袭制及其工作范围广等结论。邵继勇在《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一文中，探索了唐通事产生发展的渊源、构成，阐述分析了唐通事在中日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用。

王来特在《长崎唐通事与德川日本的“怀柔远商”》中，通过整理唐通事的历史由来、职位编制和职务功能的沿革，考察他们在贸易活动中的所担任的职责，认为唐通事隶属于德川幕府的官方身份属性及其所具备的功能不应该被忽视，提出了幕府通过唐通事这一中介，实践了其“日式华夷秩序”的想法。

许海华、李斗石等则主要致力于幕末的唐通史研究。许海华在《旧长崎唐通事与近代日本对华交涉》为题的文中主要研究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起用了一批旧长崎唐通事及这些唐通事发挥的作用。李斗石、王慧杰在《幕末至明治初唐通事对日本外交翻译的贡献》中，通过对唐通事的翻译作用的考察，认为唐通事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也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是日本的帮凶。

此外，意大利的白蒂在其《17世纪长崎会馆唐人通事的结构和功能》中，对唐通事的设立及其职责进行了论述。综上所述，既有的研究成果中，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唐通事作为唐船贸易的一部分进行论述，另一类则主要是集中在唐通事家族的研究上。本文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唐通事的定义出发，论述17世纪唐通事在唐船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探明唐通事这一团体，在唐船贸易中作为幕府工作人员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