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将军妻子：与夫一同坠机身亡，恩爱婚姻21年全凭一个“坚”|戴笠|李济深

著名将军叶挺在被囚禁时，常常以文抒解愁闷，在他的自述文中，不乏有多次提到妻子李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奇，吾妻答曰：“尔的名与别字便是征兆，挺（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对）比作解释矣”。

当叶挺和妻子谈及自己一生的遭遇何至这般曲折坎坷之时，李秀文给出了一个这样的答案：“从你的名字便可看出征兆了，挺（铤）而走险，绝少能平安顺利。”

李秀文的话一语中的，叶挺一生为国为民，敢于也敢于“铤而走险”。李秀文和丈夫结婚多年，她太清楚叶挺的性格与为人了，因为懂他，所以无论他们身陷何种险恶处境，生活如何困苦艰难，她始终坚定的和丈夫站在一起，患难与共。

叶挺早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追随孙中山革命，26岁时在广州遇陈炯明叛变，成功掩护宋庆龄脱险，受孙中山器重。之后，他被安排赴苏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归来国后，他又参与组建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期间，率领独立国斩关夺隘，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他本人作为北伐名将的一员也深得老蒋的赏识的忌惮。1927年，他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受国民党的通缉，又在党内受到错误清算。一时成为众矢之，郁郁不得志，开始了漫长的十年海外流亡生涯。

尽管流亡在外，他始终心系国家人民，当抗日战争打响，他又不顾一切参与抗战，1938年，他亲率新四军的士兵一举粉碎了日军对皖南地区的“大扫荡”。

他本应驰骋疆场，继续为国解难，为民分忧，却因一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让他蒙受不白之冤，被关禁长达5年之久。

叶挺的“奇”在于他的“才”，他治军从严，运筹帷幄，勇于冲锋在最前线，大敌当前，始终镇定应战，多少次以少胜多、扭转战局。奈何如此有才的他却世路崎岖，多次蒙受不白之冤，但他不计较个人利益，坚守做一名革命的圣贤，在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与高官厚禄，他大义凛然、宁折不弯。

这样的叶挺，李秀文和他共同生活了21年，又怎会不清楚。可是，身为女人和9个孩子的母亲，她又何尝容易……

想当年，李秀文贵为富商千金，年方17岁那年，她还是执信女中有名的“校花”兼高才生，偏偏在遇见叶挺时芳心暗许。当时的叶挺，已经28岁有余，在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当营长，他家境贫寒，有过一段包办婚姻，对待感情，他非常慎重，在遇见李秀文后，对她一见倾心。

李秀文和叶挺初次见面时，从彼此的尴尬一笑，到大方畅聊，他们从新旧三民主义谈到民主革命的前途，探讨过程从广州昌兴街走到了司后街，又从司后街往回走，一直走到了李秀文的家门口，两人还意犹未尽。

叶挺不想眼前这姑娘不仅长得漂亮，学识渊博，还如此有见解，很多观点，还与他不谋而合，在依依惜别后，从此在心中，便装下了这姑娘。而李秀文，也被叶挺英俊与才气所打动。

对于掌上明珠的这段感情，李秀文的父亲李少村曾经有过不赞同的想法。但是，开明的他还是自尊重了女儿的选择，只是，他向叶挺提出了唯一一个要求：“只要你当了团长，我就同意你们两个的婚事。”

1925年8月，叶挺从苏联莫斯科回国归来，11月出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当上团长后，第一时间兴冲冲地跑到李家，请求李父同意他和秀文的婚事，李父见他年轻有为，对女儿用情又深，想着日后女儿跟着他，应该也不会太差便同意了。

婚后，李父安排李秀文随叶挺到独立团驻地肇庆，从此，开始他们患难与共的夫妻生活。

他们没有什么“蜜月”，婚礼过后没几日，叶挺便率领独立团出军除暴安良。不久，他又接到了光荣的北伐先遣任务。李秀文为了让叶挺在前方没有后顾之忧，特意将叶挺的两个妹妹叶香、叶珠接到广州的家中，与父亲、母亲一同生活。

叶挺在前方浴血搏战，新婚少妻李秀文在家中却是日夜牵挂，一天天数着日子煎熬地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来。

丈夫北伐征战荣归而来，这年春，李秀文发现自己怀孕了，不久后，共产党在白色恐慌下决定绝地反击，叶挺和周恩来、贺龙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7月，李秀文和丈夫在武汉分手。叶挺率军前往九江、南昌，秀文即将临盆，叶挺安排妻子前往上海分娩。

1927年8月21日，李秀文生下了她和叶挺的第一个孩子，此时，叶挺正在江西会昌地区与敌人作战，当他得知自己当了父亲，此时，部队已经到达了广东。

李秀文在上海生下孩子后不久，还未从新生命的喜悦当中走出，就被当成了“叛将”眷属。李秀文眼看着上海呆不下去了，可她又不敢回到广州母亲的家中，为免遭受反动派的迫害，思来要去，只有带着未满月的孩子匆匆忙忙逃回到了澳门。

李秀文20岁当了母亲，母爱的力量让她是更坚强了。为了保护好孩子，她一路战战兢兢来到澳门，叶挺得到消息，赶来团聚。

夫妻二人，历经艰险得以重聚，恩爱之情不言而喻。

这样的团聚是短暂的，不久后，叶挺再次临危受命担任广州起义军事总指挥，但他是被老蒋通缉的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向张太雷建议，让叶挺赴广的时间要迟一些。叶挺受命后，心急如焚，他蹲在香港等着，直到广州起义前一天，才被召回。由于缺少对广州敌情的深入掌握，起义匆匆忙忙打响，叶挺的很多主张又未受到时任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的采纳，最终，起义失败。

李秀文对丈夫的处境尤为担心，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被安排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听闻他来后，请他来校作报告，共产国际却不允许他去。他在莫斯科的日子很不好过，那个根本没参加过广州起义的王明，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剑指叶挺，往他身上泼尽脏水。

叶挺愤而写了篇自己亲自经历的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共产国际却不许他申辩，甚至还将他开除出党。

此番种种，叶挺心灰意冷，带着委屈痛苦地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涯。

当得知丈夫远在欧洲时，李秀文决定随夫一起，她不远万里回到了叶挺身边。

在海外的生活，他们一家人过得很是艰难。因为消费高，又没有收入支撑，就只能自给自足，从来没有干过活的李秀文陪着丈夫在维也纳做豆腐生豆芽，在巴黎摆摊卖水果……当叶挺从菜市场收集回来一些废弃的老白菜帮和干黄瓜时，李秀文就将这些洗净加工制成干菜、咸菜。

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对于这样的“苦”日子，李秀文没有半点怨言。相较于物质上的苦，她倒是更在意丈夫内心的疾苦。

他们夫妇身在海外，却时时刻刻不忘关注国内的情况。当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叶挺带着满腔义愤立马偕同妻儿乘外轮经香港，回到了澳门，叶挺时刻准备着寻找机会，加入到反日抗战中。

当抗日战争打响，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军队粮饷不足，李秀文从澳门得知前线真实情况，她二话没说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买了3600条枪差人送至前线。

李父最疼李秀文，也很支持女婿的志向。他没有其他可以帮助女婿的，便将自己所剩仅有的全部财富拿了出来，交给女儿女婿。

澳门贾伯乐提督街76号房产，也是李父送给女儿的。李秀文总共生了9个孩子，其中有7个孩子都是在贾伯乐提督街76号生的。

为了能在叶挺处境最为艰难、心情最不好的时候陪伴左右。在澳门呆不住的李秀文还深入敌后帮叶挺分担他的烦恼苦闷，照顾他的生活地居。为了丈夫，她强忍着与孩子们、与父母分离的痛苦，承受了这部分的感情损失。

随军过程中，李秀文处处为他人着想，她自己平日里喜读书文，爱好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就常鼓励年轻的战士们在革命之余，要好好学习文化，为此，她还买来许多笔记本子分给大家。

她也关心战士们的吃喝穿用，有一次，她看到警卫员在下雨天，竟光着脚跑来跑去，她心疼不已，立马给了他10元钱让他赶紧去买鞋。当看到身边战士有生病发烧的，她也都悉心照顾，安排炊事员做一些开胃吃的东西，嘱咐他们先照顾好身体。

皖南事变后，叶挺蒙冤被老蒋抓起来，电报发至澳门家中，李秀文看完电报后崩溃大哭。当情绪到平稳后，她才四处托人打探丈夫被抓得实情，她派父亲的故交梅文鼎到桂林找叶挺，几经辗转，终得丈夫的下落。

当她知道叶挺被关在桂林后，她就坐不住了，她决定带着8岁的扬眉前去探望，扬眉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叶挺最为喜欢的女儿。在梅文鼎的帮助下，李秀文带着女儿离开澳门，经香港到达桂林。

来到桂林后，才得知叶挺已经被押解至重庆。李秀文又找到李济深，请李济深写信，又经独山、贵阳，辗转一个多月方来到重庆找到戴笠，她请求戴笠让她与丈夫相见，戴笠让她“好好劝劝军长”，方才允许探望。

李秀文当然知道戴笠的用意，可她又岂会轻易上当。她和丈夫结婚已有17个年头，期间，她亲眼看着丈夫在革命途程中备尝失败挫折、颠沛流离之苦。从前，丈夫出走欧洲，她不远万里追夫，此次，又历经艰辛来到此地找他。

她不是没想过让丈夫能够想想几个孩子，不要那么为难自己。可是，她更懂得丈夫真正的心思，所以，戴笠让她“好言相劝”，她也就压根不去提了。

在叶挺因囚禁犾中渴望自由的同时，李秀文在外为夫多方奔走。当老蒋得知李秀文并没有如他所愿“规劝”叶挺，反而在和共党取得联系的样子，他立马停止了李秀文的一切探视。

直到1943年初，陈诚当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后，才进一步放宽了对叶挺的关禁。此间，李秀文带着小扬眉从未离开过，她一直多方周旋，最终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她终于获得了跟随丈夫一起生活的机会。

从此，一家人开始了更为艰苦的生活。

在桂林，叶挺好像比以前更“自由”了一些，李秀文将一家老小都接了过来。就在这时，李秀文还怀上了她和叶挺的第九个孩子，当时，由于战事频繁，物价飞涨，一时之间，家里的负担更重了。

叶挺虽然相对从前自由了些，但是，特务们对他的监视却从未停止过。为了躲避特务的频繁骚扰，叶挺决定带着一家老小搬到桂林郊区的观音山麓的一个防空区里。在这里，李秀文生下刚了第九子。

为了解决一家的生计问题，叶挺带领孩子们拎着锄头开荒，李秀文从市场上买回来20多只羊来养，一家人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李秀文别无所求，一家人平平安安即可。然而，这样的想法接近于奢侈，很快，特务们就悄悄在他们家附近的地方住了下来。

一日，叶挺按照往常一样赶着20多只羊到山上去，哪知，这天到了下午还不见回来。李秀文预感到出事了，她立马收拾行装进城找李济深打探消息，结果空手而归。就这样，一直到叶挺“失踪”的第三个晚上的8点钟，两个便衣特务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对着李秀文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叶正明）、四少爷（叶华明）、五小姐（叶扬眉）一道去湖北恩施……”李秀文看过是叶挺亲笔手写后，还是不放心地问：“要将他们送到哪里去？”

来人只回不清楚，说是接到上峰命令将孩子带回到叶挺身边。

李秀文心里明白了，这是叶挺又被国民党监禁了起来，他要求带三个孩子，那是在替自己分忧解难。她刚生下九儿不久，身体还未全恢复，叶挺带上三个孩子，自己也不会那样辛苦些。

尽管如此，和孩子们分离，且又不知要何日才能再相见。李秀文将三个孩子抱在怀里，眼泪止里不住的往下流，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紧紧的抱着他们，仿佛一松手就要被人抢走了似的。

这样过去了十多分钟，李秀文慢慢寻回到一丝理智，她一边安排母亲带着孩子到屋内收拾衣物，一边自己躲进了内屋写信，过后，她将写好的信紧紧的缝在了孩子的内衣口袋里，并小声地叮嘱：“小心那封信，一定要交给父亲。这次你们要去你父亲那里生活，你们一定要听话，好好学习，每个月要记得给家里来信。”

三个孩子们哭了，他们都舍不得离开母亲。李秀文强忍住了心中的不舍，摸着孩子们的头说：“好孩子，你们的父亲一个人在那边生活，我不放心，你们这次去陪他吧。”

她的这番话，是说给孩子们听，也是安慰自己了。

三个孩子离开后没有多久，日军沿西江北上进攻桂林和贵阳，眼看着桂林要沦陷，在十分艰难危险的情况下，李秀文带着一家老小开始逃难。此时，她的父亲已经离世，她一边要照顾年迈的母亲，一边怀抱着幼儿，一边还要躲避侵略者和特务们，逃难之路，可谓是举步维艰。

她租了一条小船，欲带领一家人乘船前往广州。途经广西梧州时，不曾想遇上日寇，被迫上岸。怎知，祸不单行，上岸后又遇土匪，随身携带物品遭洗劫一空。直到新四军干部谭冬青同志在获悉他们的下落后，才设法将他们一家人接至罗定。

暂居罗定时，连日以来的逃难算是有了片刻安宁。但是，摆在李秀文面前的，是更现实的生存问题，为了养家糊口，她开始在集市上摆起了小摊，以卖故衣为生。

就这样，他们一家人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到了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