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沙场的将军,脾气多多少少都有些大,但宋时轮的脾气火爆是出了名的,就连同样性格暴烈的陶勇都感到棘手。

1949年,中央军委任命陶勇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副司令,辅佐司令宋时轮。但命令下达许久,仍不见陶勇动身,秘书苏荣非常疑惑便问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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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陶勇说:“我知道宋司令员在军事理论、作战指挥和文化程度上都比我强,但听说他脾气大一些,我也是个火暴性子,今后碰到一起,怕不好办。”

另一边,迟迟等不到陶勇报到的宋时轮也有些着急,经过打听才知道原因。得知陶勇的顾虑后,宋时轮不由得无奈笑出声。

其实也不能怪陶勇担心,宋时轮发起脾气来连首长粟裕都敢顶撞,还因此差点儿被处分。

那是1947年,为了牵制迷惑敌人,掩护大部队南进,上级决定让宋时轮指挥的第十纵队来完成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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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也不负重托,在远离后方、部队减员和弹药未能及时得到补充的情况下,还是狠狠地拖住了国民党邱清泉和吴化文的两个师的兵力。

虽顺利完成了掩护大部队的任务,但宋时轮的第十纵队也陷入了危险。邱清泉和吴化文合力欲将十纵队全歼,无奈之下,宋时轮只好被迫北渡黄河。但即便是这样,十纵队还是损失惨重。

这一情况引起了野战军首长陈毅和粟裕的高度关注,并上报了中央军委。由于战事紧急,中央军委并没有对宋时轮进行批评,表示“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再详谈”。不过,宋时轮还是被视为“有严重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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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来到了1948年,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集中全部力量发起济南战役。为打好这一仗,粟裕决定让第三纵队、十纵队及鲁中南纵队一部率先攻城。

粟裕这样做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让宋时轮抓住机会,将功折罪。然而,宋时轮仍旧对上次的问题耿耿于怀,他认为上一次之所以吃了亏,是因为部队补给不够。

所以当粟裕下达指示后,宋时轮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当即放下狠话:“如果没有补充就打不了。”说罢,就离开了会场,并向前委写出报告,请求到东北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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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宋时轮中途离开会场的事情传到了军委,毛主席当即做出指示:作战会议擅自退场是极其错误的,宋时轮行为极其不当,应予撤职!

粟裕心疼爱将,连忙站出来替宋时轮说话,宋时轮这才免于处分。

之后,经过一场激战,济南成功解放,宋时轮也立下了大功。再加上粟裕的劝导,宋时轮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中央军委负荆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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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轮顶撞粟裕的事情在华东野战军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担任第四纵队的陶勇也有所耳闻,因此他才会顾虑。

令陶勇没有想到的是,宋时轮竟然会亲自来请他赴任。

一日早上,陶勇正在吃饭,突然间门口闯入一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宋时轮。宋时轮也不客气,一进门就说:“我还没有吃早饭呢!”说着就坐到了陶勇对面。

陶勇连忙吩咐炊事员给宋时轮做饭,可还没等他询问宋时轮有何事找他,就见宋时轮从桌上找来纸笔,奋笔疾书写下一行字,然后从秘书苏荣身上掏出他的私章,在字条上盖好章,放进口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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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一系列动作,宋时轮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满意地说:“我今天总算完成任务了。”然后,他就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将苏荣一把拉上自己的车,一溜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地点。

一进到办公室,宋时轮就高兴地对政治部主任唐亮说:“陶勇答应来当副司令了。”唐亮不信,宋时轮就说:“你看,他秘书都来送信了。”唐亮展开纸条一看,上面果然印着陶勇的章。

这时,苏荣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回到陶勇住所后,他将所发生的事情全部说了一遍,并传达了唐亮要求陶勇三天后报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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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无奈,笑着说:“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当陶勇来到兵团部时,宋时轮和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说:“老陶啊!我知道我脾气大,但我以后一定改,咱俩今后一定要努力合作,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每一项任务。”

陶勇听后深深被打动,之前的顾虑也全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