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邓公从江西返回中央工作,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很是高兴,当即在玉泉山设下宴席,为邓公接风洗尘,席间两人聊起了动荡,不由得感慨万分,自从1966年起,国家便陷入一片混乱,各项工作均被迫停滞、中止,国民经济甚至发生了倒退,除此之外,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陈伯达四人又暗中联结,扯着“革命”的大旗兴风作浪,先后迫害了包括少奇同志在内的多位中央高干,给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其中,尤以张春桥最为嚣张、可恶,此人出身小资家庭,接受过成体系的教育,文化水平较高,1934年,他为了谋求更长远的发展,毅然离开了山东老家,转而前往上海闯荡,期间他经好友介绍,认识了几个国民党员,并由此接触到了“三民主义”思想,进而慢慢转变为一名右派分子。
1935年,他加入了国民党情报部门组建的外围政治组织,成为“反共”的急先锋,1936年,他遵奉上级命令,一连撰写、发表了数篇抨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在十里洋场引发了不小的轰动。中共上海区委得知此事后,当即派人和张春桥谈了一次话,告诫他不要再行不义之举,否则后果自负!张春桥因此心生畏惧,为求自保他只得暂时“封笔”,并改名换姓蛰伏起来,不再参加“反共”活动。
1937年,张春桥的家中出了急事,父亲连忙写信将他叫回老家应急,不久之后,抗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为了一己之私,竟不战而退,将整个山东拱手让给日军,堪称丧权辱国!日军随后在山东大肆劫掠百姓、滥杀无辜,犯下了滔天罪行。
这一切的一切让张春桥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于是他转而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38年,他跟着几个同乡好友一起跋涉千里奔赴延安,投身红色阵营,1939年初,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被委派到晋察冀军区从事宣传与文化方面的工作。建国后,张春桥长期在上海市委任职,时任上海主政官柯庆施对他十分倚重,一直将他当做心腹培养。
1966年动荡爆发后,张春桥马上站出来公开支持“左倾”思想,随后更是一手炮制了“安亭事件”,并由此获得了海量的政治资源。1969年,他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一跃成为国家核心领导人,手中掌握着巨大实权。
当然,张春桥官当得再大,也不能掩盖他曾经“反党、反革命”的事实,有些知情的同志从1959年便开始向党中央举报他。1970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人甚至当着毛主席的面大骂张春桥是叛徒,请求主席严惩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以儆效尤。毛主席眼中揉不得沙子,对于叛徒更是零容忍,可当时政坛的局势实在太过敏感,而张春桥又身居高位,倘若贸然惩治他,恐怕会影响党内团结,招致非议。思来想去,主席还是决定将此事暂时搁置起来,等到以后时机成熟了再行定夺。
然而,面对舆论上的诸多非议,张春桥是一概置之不理,从不反思自己,而且他还故意打击、报复那些说自己是“叛徒”的同志。1976年,华国锋同志和叶帅联合发动了一次特别行动,派遣中央警卫团的官兵,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陈伯达,并顺势结束了动荡。1981年,张春桥被送上被告席,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直到此时,他仍旧不知悔改,面对公诉人和法官的诘责,竟选择一言不发,全程阴沉着脸,仿佛行尸走肉一般。
法官在综合了多方意见后,依法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两年后,死刑自动变更为无期徒刑。1998年,党中央特批张春桥保外就医,他随后离开北京,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外地生活,晚年的他过着平静、低调的生活,他每天上午会看看书,下午则听收音机、练习书法。
曾有记者想要上门给他做一个专访,结果却遭到他的拒绝,因为他不想再回忆过去,更不愿意“哗众取宠”。2001年,张春桥被查出患上了癌症,党中央得知此事后,派人将他接回北京接受治疗,2005年,他病重去世,他的骨灰则被迁回山东老家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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