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杂种

作平按：本文写于2011年，发表于《四川文学》，后收入我的随笔集《天朝1793—1901》，老公号曾在2015年推送过，也是老公号第一篇阅读量过百万的作品。前几天，有朋友在留言中说及此文，故予以重推。

强行中止的留学

故事得从一场棒球赛开始。这场棒场赛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当年的参赛者和观看者都已化作了泥土和腐殖质。

人们之所以还记得它，乃是参赛队之一来自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国度。当这支参赛队队员的同胞们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根猪尾巴似的长辫子，还穿着长袍马褂，随时伸手打拱时，这些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已经在被他们的同胞看作蛮夷之地的美利坚生活了将近十年。

十年里，这群来自中国的少年，三三两两地入住于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家庭，并与同龄的美国孩子同窗共读。溜冰、跳舞、打棒球，这些新鲜的东西潜滋暗长地烙进了他们记忆深处。

少年的经历影响巨大，十年过去了，他们不仅已经习惯了美式饮食起居，也接受了美式价值观。几十年以后，当他们垂垂老矣，却仍然喜欢用一个当年的词语来称呼自已：BOY。

是的，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第一批由政府派出的留美幼童，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主动迈出的重要步伐。

按照留美幼童的始作俑者和灵魂人物容闳的设计，这些从十三四岁的孩子中挑选出的幼童，他们将在美国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其目的，不仅是让他们成为熟练掌握一门西门现代技艺的新型人才，更在于容闳内心深处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让这四批共计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通过在美国长达十五年的学习和生活，培养出从生活习俗到个人素质，从人生理想到价值观念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影响亿万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万马齐喑的祖国。

然而，在一个识洋文、用洋货，与洋人打交道都会被士大夫和普通民众切齿为汉奸的国家，容闳的思想无疑走得太过遥远，几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尽管留美幼童先后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随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受攻击，终于，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坚大地九周年之际，一道旨令从北京通过越洋电报送达位于美国的留美事务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国内。

其理由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对这种语焉不详的说法，当时的《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社论指出：“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于是乎，现有的在美九十余名幼童，分批撤离了他们已经熟悉并热爱的美利坚，启程回返已经因为分别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国。

这些幼童，仅有两人大学毕业，其它一部分上大学，更多的还在上中学。这两个大学毕业的幼童，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庚。后来，他们一个成为至到如今仍家喻户晓的工程巨匠，一个则毕生献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

在途经旧金山时，幼童组建的棒球队应邀和美国屋克兰棒球队比赛，比赛结果：幼童队获胜。棒球乃美国国球，而中国人居然获胜，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说明，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和这种文明的骨髓。

比赛的获胜对离别的忧愁和学而未竟的悲愤作了一次有效的减压。此后，随着中国的临近，在幼童们心中升腾起的，是对故国的热望和想象中的同胞们对他们的盛大欢迎。

毕竟，他们抛家别亲，不远万里奔赴异国，正是为了改造这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现在，他们终于拥有一技之长——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圆满，但祖国不正在渴望他们的归来和拯救吗？

祖国的冷漠与警惕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尽管有所谓地球村的说法，但远隔重洋的美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极其陌生，并因这种陌生而产生诸种隔阂与猜忌的国家。

设若时光重回幼童留美时的晚清，在那种要耗上几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太平洋，才能抵达美利坚的漫漫旅程，和中国境内四处纷飞着洋人挖人心剜人眼制造大炮的谣言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美国，简直比把一个美丽却白痴的女儿送进食人部落还可怕。

幼童们留下了为数不多的照片。凝视这些照片，让人心中生出许多感慨。其中一张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轮船招商总局，大门前，一群孩子头戴小帽，身着崭新的长袍马褂，他们几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仿佛是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恐惧。

同样是这些孩子，他们几年后的照片上，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你很难想象，倘若这些孩子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这些留美的幼童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

当这些孩子的同龄人还在中国式的阴暗私塾里，随着冬烘先生的戒尺，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时，留美幼童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无异于霄壤之别的新教育。

据容闳的侄儿、留美幼童之一的容尚谦晚年回忆，他们在美国的功课，除了一般的文化课外，还包括了音乐、油画、拳击和军事。此外，他还参加了校外的一个舞蹈学习班，在这个班里，他的舞伴包括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两个女儿。

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彦，后来官至清朝外务大臣。他留下了一幅拍摄于留美期间的照片：西装，皮鞋，鸭舌帽，手里拧着一根欧美绅士最爱的文明棍，叉腰站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那种精气神洋溢的范儿，你很难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的清朝。

同样是这位梁敦彦，他在哈特福德高中每年举行的毕业班学生演讲比赛中，以对俄国侵略野心的透彻分析而轰动一时，当地报纸专门为此作过报道。

梁敦彦演讲的时间是1876年，斯时，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对梁敦彦演讲中提到的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大变局下的世界格局，可以说完全茫然无知。

就在梁敦彦慷慨发表演说的同一年，李圭参加了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博会。会上，李圭巧遇了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参观的留美幼童。对此，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中有详细记载，字里行间，透露出这位最早与西方打交道的知识分子对留美幼童的赞赏之情：

“幼童一百十三人……自哈佛来费城观会。……数日前，各处新报早已播传其事，至是复论及中国办法甚善。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

1881年8月21日，美国各界为即将离别的幼童们在避难山教堂举办了一台晚会。幼童吴仰曾寄住的家庭主人玛丽·巴特利特在晚会上给吴的母亲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这个美国妇女认为：

“不论在学业，在品行方面，您的孩子一直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必将成长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去为他的祖国服务，同时让他的父母以他为荣耀。”

也许正是十年美国生活深植于心，当幼童们奉命回国之际，容闳的另一个侄子容揆选择了以逃跑的方式永远留在美国。在他以后的漫长人生中，他除了回国旅行过半年外，其它时间都居住在美国。他甚至非常意外地用一种毅然绝然的方式与他的祖国划清界限：他有七个孩子，他没有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说任何一句汉语。

容揆不合情理的举动，窃以为或许和他的同学们回到祖国后所遭受的冷遇与屈辱有关。幼童们在美的十年生活，变化何其深刻广大。当这些已然西化的学子回到祖国时，却意想不到地成了传统的异端和同胞眼中的另类。

清政府之所以中断他们的学业，把他们全体急召回国，就在于卫道士们一再表示过的担忧：幼童们没把洋人的技术学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蛊惑。即便学成了技术，也将是满脑子叛逆思想的危险品。与其这样，不如连技术也不必学了。

因此，当幼童们一旦被强行中止学业，立即动身回国，就注定了他们不再是一个被政府信任和重用的群体，甚至，他们已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祖国的杂种。

或者，祖国和他们的关系，套用奈保尔的话来说，“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于表述的国家。”对此，有着先见之明的《纽约时报》早就断言过幼童们回国后将面临的尴尬：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和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

果然，当幼童们甫一抵达上海，立刻领教了祖国的冷漠与警惕――其情其景，就像你热切地投入经年不见的母亲的怀抱，母亲却闪身一旁，命令仆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图行刺。

十年弹指一挥。当年离家时的小小少年，如今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扑面而来的祖国，却并非他们曾经想象过的热忱与盛大。

当幼童们在上海登上祖国大陆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灰色而肮脏的城市，尤其令他们意外和伤心的是：“曾经幻想有热烈的欢迎等着我们，也有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的温暖的手臂来拥抱我们。可是天呀，全成泡影。”

码头拥挤的人潮中，既没有前来迎接的政府官员，甚至也没有他们的亲友，他们的亲友压根儿就没被告知，幼童们业已远行归来。惟一一个上船来接他们的人，是一个蠢笨如牛的仆役，此人没有雇用马车，而是雇用了一些独轮车作为幼童们进城的工具。

这样，当独轮车艰难地行进在从码头到城里的漫长道路上时，幼童们中国人的黄皮肤黑眼睛，和身上的被认为洋人才穿的西服，以及分头，都成为沿途市民围观取笑的绝佳素材。

独轮车通过法租界时，有些车辆没有通行证，幼童们不得不下车自扛行李，徒步经过。幼童之一的黄开甲在写给他的美国家长巴特夫人的信中抱怨说，“在中国士大夫眼里，这都是丢人现眼的事。”

更令幼童们悲愤的事还在后头——他们难以相信的是，他们的祖国竟然把他们当作了囚犯。他们被一一点名之后，被一队手持武器的清军，押往上海道台衙门后面一个废弃了的书院关押起来。

这所书院已废弃十年之久，墙壁剥落，门窗腐烂，经年不息的霉味四处弥漫，每个人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黄开甲认为，即便是土耳其人的监狱，也要比这所书院整洁舒适。

次日，正值中秋佳节，一些已获知幼童们回国的家长，为久别的孩子备下了酒宴，但他们却被继续关押在求知书院，不准越雷池一步。在关押了四天之后，他们才又三人一组，由清军押着，前往道台衙门向道台大人磕头请安。去衙门的路上，两旁仍然是看热闹和奚落的人群――那就是他们发誓要拯救的亲爱的同胞。

上海的屈辱遭遇只是一种暗示，即暗示着这些被祖国派往异国的孩子，他们已经不再被祖国所接纳。幼童们返国之初，曾天真地幻想，政府也许会幡然悔悟，再送他们出国完成未竟学业，他们的导师容闳也为此周旋于政坛大佬之间。

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而且，更要命的是，不仅上海道台对他们充满傲慢与偏见，整个国家的肉食者们几乎都与上海道台同一个鼻孔出气。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们的价值，为此，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他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幼童们回国直至大清灭亡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幼童都没得到过政府的重视和重用；少数一些幸运儿，也只能算是用而不重，任而不信。

与其说这是清政府对幼童的鄙薄，不如说是一种业已因僵化而走向死亡的文明对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所培养出的人才的不信任。如同一位被抱养在外，长大后返家的孩子，孩子想改变家庭的贫弱，但父母却因看不惯孩子的生活方式与处事方式而怀疑他是回来争遗产的。

因此，在幼童们的青壮年时代，尽管他们满腔报国之心，祖国却不可能信任他们。好比一个目睹母亲被人强奸的儿子，当他正要奋勇上前搭救时，却遭到了父亲不顾一切的阻挠。壮志未酬的悲怆与郁闷，乃是情理中的事。

无法选择的祖国

然而，就像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已的父母一样，一个人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你可以改变国籍，你可以乔居海外，但你的祖国却是无法更改的，犹如祖国的英文名称所暗示的那样，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如同血型，将伴随你的一生。

因而，尽管不被信任，尽管被视为喝狼奶长大的异端，但当这个腐朽的国家需要他们时，幼童们仍然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回应了这个日薄西山的国家。其情其景，让人忍不住有种向他们大声断喝的冲动：你如此热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

1884年7月，正当中法两国因中国的藩属国越南受法国侵略而爆发战争之际，驻守在福州马尾的扬武舰军官黄季良给他的父亲写了封情词殷殷的家书。

自从1873年作为幼童赴美，被朝廷召回又到严复任教的福建船政学堂读书，黄季良与他在江南制局当差的父亲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当是时，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军官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法国军舰以保商为名进入闽江，中法之间的一场大海战迫在眉睫，自己作为一线军官，随时可能血染沙场。

在这封家书中，黄季良对未能侍奉父亲，感到“负罪实深”；对于父亲的教诲，黄季良表示时刻铭记在心：“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为孝子等语。”当此国家板荡之际，“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

黄季良担心，战争一起，自身生死难测，虽然为国尽忠，死而无憾，但未能与生父欢聚，却是人生之大憾。为此，他在这封信中，附上了一帧自画像。

黄季良留下的这帧自画像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年，身着大清官服，双目炯炯，笔直地注视着虚无的前方。

就在这封家书和这帧自画像寄出一个多月后，黄季良预言过的中法马尾海战爆发。仅仅半个时辰，福建水师就全军覆没——黄季良服役的扬威舰在开战后不到半分钟，就被击中右舷沉没。

许多年后，我曾寻访过当年的海战遗址――即闽江即将汇入大海的马尾罗星塔下水面。虽然曲折奔流到此的闽江已经远比上游更为开阔，但当年敌我双方近二十只军舰在如此狭窄的海面拉开决战，几乎就等同于面对面的白刃肉搏。受制于人的福建水师在仓促之际迎战，再加上实力悬殊，败绩可谓必然。

这场海战中，有六名留美幼童参战。其中，除了与黄季良同舰的容尚谦和吴其藻落水逃生外，包括黄季良在内的另外四名幼童，全都在激战中阵亡。在今天的马尾镇上，还有当年清廷下旨建立的昭忠祠，祠内的石碑，虽历经一百多年风雨，但七百七十二名烈士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辩。

留美幼童的表现，也引起了他们视为第二故乡的美国的关注。美国驻华公使专门为此给美国国务卿写信：“在此次中法福州事件中，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现在中国政府服务者的英勇表现是最引人瞩目……这些‘洋化’学生都充分表现了高度勇敢及爱国心。他们在美国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其祖国做出重大的贡献。”

是的，他们的洋化被同胞们视为叛逆并加以嘲弄，但关键时刻，他们仍然为这个时刻痛心着的国家冲锋陷阵。虽然祖国把他们视为杂种，他们却为这个国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既是生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宿命，更是东西方人伦皆通的赤子情怀。

留美幼童肇始于同治年间，在这位因天花而夭折的年轻皇帝统治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带来的是中国与西方列强短暂的和谐，加之已成心腹大患的太平天国被扑灭和洋务运动的勃兴，这一时期呈现出貌似蒸蒸日上的繁荣，史家称为同治中兴。几乎与同治中兴同步的另一桩必将载入人类历史的大事，则是中国的东邻―日本实施了明治维新。

如同中国一样，原本闭关锁国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也遭到了西方国家入侵，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此，明治天皇统治期间，进行了旨在脱亚入欧，追赶近代世界的改革。

当明治维新使得这个从政治到文化，从饮食到服装，无不以中国为楷模的国家神奇地变得异常强大，并在短短二十年后，竟然以区区岛国的力量击败一个疆域以千万计的大国时，大清的国运却早已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和随后的庚子拳变而坠入风雨飘摇之际。

曾经被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精英寄托了无限期望的所谓同治中兴，事实上只不过是这个即将谢幕的王朝的回光返照。大清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原因和理由是多重的，但从这两个同为东方古国的政府在对待各自的留学生的立场上，就能清晰地判断得出，到底哪一个国家将在历史的竞赛中获胜。

日本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始于明治维新前夜。就在容闳紧锣密鼓地为幼童留美活动时，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耗时近一年之久，遍访欧美各国――代表团随行有五十多位青少年，他们在欧美各发达国家留了下来。

在出发之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留学生代表。而在中国，留美幼童们启程前，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也不过四五品。明治维修后，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当中国才向美国派出两批幼童时，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已多达一千人以上。

更令人郁结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参与这场战事的双方军官中，都不乏留学欧美者。但那场决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国际地位的海战的结果我们早已牢记在心：中国如同马尾海战那样，又一次遭遇惨败。

这场海战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参战，阵亡三人，负伤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吴应科，海战时，他是定远舰作战参谋，入民国后担任过海军右司令。

一个叫泰勒的英国人时任定远舰中校顾问，他后来回忆说，海战时，“（吴应科）在硝烟弹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当其时，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弹轰毙，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但他愤怒地把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

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但除了割地赔款，难道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还有其它前途可言吗？

与李鸿章随行的，有一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年迈的李鸿章如何在谈判中受尽折辱，甚至被激进的日本浪人行刺，差点就命丧异国。同样是到海外吸取过另一种文明养份的留学生，当日本留学生们高歌猛进，叱咤风云时，林联辉却只能在悲怆中为命悬一线的李鸿章包扎疗伤。

比较中日留学生在各自国家的命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以史为鉴的机会。留美幼童长时间被看作是夷人化育的异端和杂种，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则当作国宝，当作改良民族素质的急先锋，尽力给他们以表现的舞台和实施才华的空间，他们为日本的脱亚入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泾渭分明的做派，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希望留学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日本则希望全盘西化。

与清政府日夜担忧留美幼童会因身处异乡，在异族的文化背景下数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不同，日本从明治天皇以下，全体脱下和服，改穿西装，至于他们派出的留学生，更是无人对他们在异乡的思想是否合于传统是否离经叛道而忧心衷衷。

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学也好，实施洋务运动也罢，其实质，都只是希望学习洋人的技术，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视为可怕的超级细菌，全体臣民都得拒腐蚀，永不沾。

大清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就像严复强力反驳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也就是说，把一种文明分为体与用两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抛弃它的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严复的预言何其具有先见之明：只要西方技术而不要西方体制的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既要西方技术更要西方体制的日本则迅速跳出困境，一跃而为列强之一。

李鸿章算得上留美幼童的知音。甚至，当他临终之时，守候在他病榻前的，也有一位幼童，那就是前面说过的吴应科。但即便是李鸿章，也无法真正发挥幼童的作用，无法委之以重任。一则，李鸿章已年事渐高，二则，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多年宦海沉浮，不想授政敌以口实。

真正重用幼童的是袁世凯。正是在袁世凯当政时期，幼童们异军突起：他们要么占据政界要津，要么驻节海外，要么成为新兴的电报、铁路、矿山和大学的开创者与集大成者。

吊诡的是，被指斥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他无疑是一个开明的改革派，他看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但这个热衷学习西方的改革派，最终却企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帝制的泥沼。这说明，传统中国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尽管有欧风美雨的横空出世，传统的胎记依然难以真正洗刷得干净。

幼童们的黄金时期来得有点晚，但毕竟来了。就像房龙说过的那样：“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多么无礼的对待，他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显然，幼童们就是被上帝触摸过的人。

当幼童们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曾经效忠过、但对他们的效忠视若无睹的大清已经划上了句号。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国。

或许可以说，是大清自已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们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祖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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