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我党我军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可是西路军失败后，他也几乎匿迹了……...
陈昌浩，湖北武汉人，1930年入党。他在红军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三驾马车”之一，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与徐帅联辔征战6年。
然而，他一生的荣辱也和西路军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1936年10月，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会师后，与徐帅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的5军、9军、30军约21800余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1月上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政委，同徐帅指挥过河部队与盘踞甘青两省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浴血奋战。
在奋战过程中，因形势和任务多变，西进东返，东返西进，几进几返，在河西地区滞留时间较长，而陈昌浩又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敢改变西路军的前进方向，使西路军失去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加之当地群众基础薄弱，环境艰苦，条件恶劣，弹粮无继等多种原因而导致失败。
其实，当时如果采取果断行动，无论是向东还是向西，都能够脱离危险：
西进，迅速穿越河西走廊，可以到新疆地区去接受苏联援助的大批优良装备，在西部建立起强大的西方军；东进，也可以与红军主力实现会师。
果真如此的话，革命形势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后来的八路军也决不止只有3个师。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这句古话，恰是对徐、陈回归经过的真实写照，徐帅曾这样说过：“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可他还是艰辛曲折地辗转回到了陕北。
可是，陈昌浩扬言“要和中央斗争去”，结果还是走了一程弯路。就在他悔之莫及痛不可忍之时，卢沟桥打响了枪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他一别10年又第一次公开在汉口街头露面。在和母亲吴氏、结发之妻刘秀珍及两个儿子短暂的团聚之后，只身一人奔赴西北，再由西安北上，于8月中旬经珞川回到延安。
1937年9月，回到延安的陈昌浩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的情况，并先后两次写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主动承担了酉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
他这种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和品格是令人称道的，但是西路军的失败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由于心情不好，加之劳累过度，他的胃病日益严重，经常复发，1939年8月，党中央批准他赴苏联治病。
到苏联后，他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后到共产国际疗养院疗养。
1941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他被苏方疏散到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在一个釆石场边疗养边劳动。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离开祖国多年的他，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他时刻想念祖国。多次向党中央写信请求回国，参加国内革命和祖国建设。
1952年6月，党中央批准他回国，并安排他到中央马列学院任副教育长。1953年又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此期间，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努力工作，想在有生之年多为党和国家做些贡献。
尽管他始终小心翼翼，但还是没能逃脱厄运，1967年，陈昌浩服安眠药自尽。1980为其重新恢复名誉。
陈昌浩有一子陈祖涛，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陈祖涛在8岁之前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从未见过父亲。一直到1937年，陈祖涛才见到父亲，那时西路军失败以后，陈昌浩回到武汉。
与父亲的第一次见面，陈祖涛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但父亲的归来却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和其他领袖后代一起去苏联深造，1951年从苏联一技术学院机械系毕业，回到祖国。因为他是学机械的，对汽车感兴趣，又作为一汽代表回到苏联学习。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成为中苏汽车业界联系的桥梁，并在中国汽车业的初创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如今已经是93岁的高龄，身体硬朗。
他的一生，始终和新中国的汽车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愧于“中国工业汽车元老”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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