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牛国务卿，海约翰如何以一己之力，说服列强同意门户开放？|俄国|列强|国务卿|外交|海约翰|美国|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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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任国务卿中，海约翰占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位置。他当过林肯总统的秘书，27岁进入外交界工作，曾任助理国务卿(1879—1881)、美国驻英国大使(1897一1898)等职，外交经验丰富。

从个性上看，海约翰属于比较讲究品位、精致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不太符合“美国精神”，与美国政坛那种略显粗野但富有冲劲的风格也不相符。一些参议员看不惯他，他也毫不掩饰对他们的不屑。所以海约翰和国会的关系一直不太好。

1、英美联合的背景

这样一个人对英国有好感应该不难理解。实际上，海约翰是当时美国政坛主张英美联合的主要人物之一，有名的“亲英派”，其做法甚至一度被陆军部长鲁特骂为“媚英外交”。

他任驻英大使期间正值列强在华矛盾尖锐化，英美两国国内都出现了联合起来维护在华“门户开放”的呼声。

这种倾向可以看成是委内瑞拉危机后英美和解的继续和深化。在美国方面，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库什曼·戴维斯(Cushman Davis)和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都表示愿意和英国“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保证中国的港口和市场向所有国家开放。

甚至几年前和英国猛烈交锋的前国务卿奥尔尼也在《大西洋月刊》上公开撰文，主张在维护在华“门户开放”问题上与英国结成同盟。

在英国方面，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对英美联合一事也非常热衷。

但是，在中国问题上英美合作是有限度的。

首先，两国的在华利益不对称，英国拥有的是巨大的既得利益，美国更多的是预期利益。

其次，两国的地位不对称，英国长期以来是门户开放的主导者，而美国是搭车者，后者一直享有可观的“行动自由”。

再次，除了联合，双方还有广泛的选择空间，特别是英国手中拥有众多筹码，在政策转换方面更加容易。最后，双方的实际互信程度并不高。

所以，当张伯伦于1898年3月8日正式向美国提议联合行动时，美国就以古巴问题吃紧为由而搪塞了过去。英国在失望之余就开始转向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驻英大使的海约翰一直是积极的推动者，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他一再强调英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是“清晰而积极的”，为维护“门户开放”甚至必要时不惜一战。

在这一点上他与驻华公使田贝的观点完全不一致，后者恰恰认为英国只会做一些表面文章，而且最终会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并将长江流域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上国务卿后，海约翰并没有完全打消与英国联合的想法，但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除英国已经放弃“门户开放”，中国的局势也更加动荡。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逐步从山东、直隶等地向京津腹地蔓延。俄国等列强则以此为借口，加紧在华攫取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海约翰采取了一连串显示美国决心的行动，比如10月派遣两艘炮舰从马尼拉开往塘沽向清政府示威（同时也向欧洲列强显示美国的军事存在）并电令驻华公使康格“采取有力行动保护美国人”，12月电令康格挫败法国扩大在上海租界的企图，1899年1月要求驻华公使和驻俄代办对美国向俄国在华势力范围出口棉花问题“给予高度关注”，3月又要求后者就该问题“利用一切机会采取积极行动”，等等。

这些行动当然获得了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喝彩，但海约翰非常清楚，东亚绝不是拉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必须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才有可能成功。换句话说，美国在中国的外交需要更加“英国化”一些，将宏观的原则与精细的权力政治手段结合起来，而这一点正符合海约翰的个性。

2、美国的三种选择

然而他的时间似乎并不多。

1898年和1899年初，英国再次向美国提出采取联合行动以维护“门户开放”。这是英国在与俄国谈判划分势力范围期间的一次“再保险”行动，结果与1898年3月张伯伦的提议一样，英美两国都不愿冲到第一线与俄国交恶，也都不愿为对方火中取栗，最后不了了之。

到1899年4月，英国与俄国之间的谈判却有了成果，双方签订了所谓“斯科特-穆拉维也夫协定”，规定英国不在长城以北谋求铁路修筑权，而俄国也不在长江流域寻求此类权益，从而在事实上划定了在华势力范围。

这对美国来说是又一次打击。长期呼吁加大对东亚关注的“美国亚洲协会”荣誉会员、美驻暹罗前公使约翰·巴瑞特(John Barrett)在纽约商会的讲演中指出：

“英国最近的行动…已经无可逆转地将它置于承认‘势力范围’的国家之列。”

而美国则成为“仅有”的支持“门户开放”的国家。

这种形势也迫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而可能的政策选择不外乎三种。

第一种是趁为时未晚，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

这是一种“单边路线”。1899年初，很多传言称美国也将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事实上美国确有这方面的动作。1899年1月，美国驻厦门领事就向国务院建议将厦门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5月还与清政府官员商讨“租借”附近的一个岛。但是从收益-成本角度看的话，这种选择对美国来说显得非常不明智。

在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美国作为“后来者”充其量只能攫取一小片“势力范围”，而美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地区则都处在俄、德控制之下，如果仿效英俄相互承认势力范围的做法，美国将完全得不偿失。另外，这种做法也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预期相距甚远，换言之，美国看中的是整个中国市场，一小片地区对其没有吸引力。

第二种选择是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支撑“门户开放”政策，类似“联盟路线”。

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可能和美国一起形成某种东亚“三国协约”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门户开放”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最接近一些，部分美国政客也在谈论美、英、日三国形成“门户开放协约”的可能性。

但在列强在华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美国联合英日维护“门户开放”存在两大弊端：

一是美国将由此与英日两国共进退，从而失去原先的“行动自由”；二是可能由此卷入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对抗，从而不得不在一些敌对阵营之间“选边站”，甚至可能被迫结成某种联盟。

这对美国来说代价过大，更何况英国与日本的立场本身就不确定，像美国国务院官员柔克义就认为英国“和俄国一样都是在华（门户开放）的侵犯者”。

所以早在1899年初，美国政府就已经排除了这一政策选择。

国务卿海约翰在给《纽约太阳报》一位编辑的信中写道：

“最佳政策是积极保护我们的商业利益，同时不与其他有兴趣的强国形成正式联盟。”

而美国在1898年3月、12月和1899年1月三次拒绝与英国联合行动也正是反映了这种考虑。

第三种是走“大国协调”路线，在列强之间形成一个基本共识或非正式的协定来支持“门户开放”。

比较而言，这是三种选择中操作难度最大的一种，似乎也最不保险。

但这种“大国协调”路线如果成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美国利用整个中国市场，这是其一。其二，当时列强在华矛盾日益尖锐，逐步形成以英日为一方，法俄为另一方的阵营，这种格局又与德法俄在欧洲的势力均衡不时互动，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这种“欧洲式”的权力政治结构有利于美国作为“第三方”充分施展手段，促成一种列强之间的基本协调。

其三，当时列强对在东亚的竞争失控有一种普遍的担心，客观上也希望避免因瓜分中国而相互开战。

而以某种“大国协调”的方式强调维护“门户开放”有助于掩盖甚至弱化矛盾，有可能被列强们接受。1899年8月15日，俄国沙皇发表敕令，宣布大连湾为自由港。同时一个据称与沙皇关系密切的俄国亲王在《北美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俄国愿意考虑保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此事也给了美国政府进一步的信心。

其四，这种做法的国内阻力也最小。当时美国国内因兼并菲律宾群岛问题已经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前两种选择会遭到美国国内“反帝国主义派”或坚持孤立主义的保守派的攻击，而以大国协调的方式共同保证“门户开放”却能得到美国国内“反帝国主义派”和“帝国主义派”的一致支持。

这对1900年的总统大选非常有利。

最终，美国政府选择的正是第三种做法，也是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的基本思路。

3、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

海约翰向来不喜欢仓促行动，而在1899年春形势紧张时，他更加谨慎，以免贸然行动而被看成针对某个特定大国。到1899年夏天，列强瓜分中国的高潮似乎暂告一段落，特别是俄国沙皇类似“门户开放”的敕令也显示了某种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海约翰于8月24日要求国务院亚洲事务顾问柔克义准备一份备忘录，拟向列强提出“正式交涉”，要求“最近（列强）扩张势力范围的行动不会导致我们在华商业自由受限”。

柔克义对此非常积极。此前，他就与中国海关的一名英国雇员贺璧理(Alfred E. Hippisley)多次讨论过这一问题，后者还曾建议美国牵头维护在华门户开放。柔克义的备忘录将贺璧理的主要观点基本都吸收了进来，从而形成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文本基础。

在8月28日的备忘录中，柔克义一开始就引用了英国人查理斯·布雷斯福德(Lord Charles Beresford)关于英美联合维护“门户开放”的观点。

但他马上指出，这种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否定“势力范围”，因而在现实中已经难以为继。对美国来说，欧洲列强在华攫取的势力范围“必须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下一步的政策只能在这一条件下实施，而重点则落脚到“美国的商人阶层所要求的…在华贸易的健康扩展”。

为了实现这一点，柔克义认为美国应立即开始与在华拥有势力范围的列强进行谈判，要求后者在三点上作出保证：

(1)“所谓的利益范围”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以往条约中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和外国的其他既有利益；
(2)列强在各自势力范围之内开放的港口或为自由港，或采取中国关税税率，关税由中国政府收取；
(3)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不得对其他国家进出港口的船只征收比本国船只更高的费用，也不得对其他国家经过其势力范围的货物运输征收比本国更高的铁路费。

可以看出，柔克义备忘录提出的是一个“弱化版”的“门户开放”政策，不仅没有反对“势力范围”，而且连通常强调的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句空话都没有提。

即使在保证机会均等的三点要求中，备忘录也只关注一般性的商业贸易，对当时列强之间竞争非常激烈的对华贷款、在华修筑铁路和矿产开采权益则根本没有涉及。

在这一备忘录的基础上，海约翰于9月6日向英、德、俄发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稍后又将照会复本发给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与柔克义的备忘录相比，海约翰的正式照会似乎将“门户开放”政策的弱化程度稍微回调了一些，比如在对英国的照会中，其前言部分还是提到了“维护中国的完整”，同时所有照会都在“势力范围”前加上了“所谓的”这一限定词。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海约翰为了谈判所作的一点技术性处理，也是为美国以后的政策微调留下一个小窗口，与其对华立场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海约翰“门户开放”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完全将中国作为一个被动的角色，或者说只是一个列强竞争的场所而非一个国家。

美国发出照会前后根本没有告之中国政府，直到中国政府询问后才予以回应，而且回应的要点实际上是要求：“皇帝的政府不得与他国形成任何不利于美国贸易的安排。”

4、如何各个击破？

照会发出后就是谈判。

一开始，美国选择与英、德、俄三国同时谈判。在柔克义看来，英国传统上就主张“门户开放”，德国在华利益主要是金融而非贸易，与美国没有多少贸易竞争，而俄国沙皇8月份的敕令刚刚发表，所以这三个国家应该比较容易接受美国照会。在列强中他认为最有可能持反对立场的是法国，因而建议海约翰推迟发照会，以便先得到其盟国一俄国的赞成，而后再以此对其施加影响。

但事实证明他的估算有误。英国此时的“门户开放”是一种两边下注的政策，既要占有势力范围，又要争取更多的地区向英国商品开放，因此对美国的照会不是很积极。英国抓住美国照会只提“势力范围”而未提“租界”这一纰漏，提出要将列强在华“租界”排除在外。

然而美国最关心的各通商港口多数都在租界内，如果按英国的要求，美国的“门户开放”照会就完全失去意义。德国此时正推行所谓的“世界政策”，极力在英国和法俄同盟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因此也不愿第一个答应美国的要求。俄国更是不希望被某种含糊的“原则”捆住手脚，而且认为沙皇8月的敕令已经表达了这层意思，用不着再行重复。

这样，美国第一轮外交工作基本失败。

面对这一情况，海约翰在策略上进行了很大调整。

他一改柔克义同时谈判的办法，转而采取“各个击破”，而第一个突破口正是柔克义所不重视的日本。他认为，日本在华势力比较单薄，在贸易方面的立场也与英美接近，容易被说动，第二个对象才是英国。

结果日本对美国照会很快就作出积极回应，但与英国的谈判则比较麻烦。英国方面坚持租界例外，最后美国提出妥协；将租界区分为民用租界和军事用途租界，其中后者排除在“门户开放”政策的适用范围之外。但海约翰也向英国提出附加条件，即英国不得将美国的这一让步向外界透露。

最终英国于12月对美国照会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对于剩下的德、法、俄三国，海约翰也有一个精确的判断。他认为德国应是下一个争取的对象，因为德国的“中间路线”实际上也是一个“骑墙政策”，最终必然会倒向多数派一边。当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后，海约翰就有把握再一次对德国施加压力。

很快，德国就非正式地宣布“德国在华政策事实上就是门户开放，德国建议在未来也保持这一原则”，但对公开表态则始终犹豫。最后海约翰从德国人那里得到了一项保证，那就是“如果其他列强同意德国就同意”，而且允许美国将德国的这一立场告诉其他国家。

对于法俄两国，海约翰一直认为俄国才是实现在华门户开放最大的障碍，而说服法国的难度要小得多，所以他按先法国、后俄国的顺序进行谈判。

在谈判中，法国一开始对照会的第三条有异议，但当得知其最主要的对手一德国已经基本同意后，法国内阁就不再提出其他建议，很快“实质上同意”美国照会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过对第三条“有一定保留”。

最后才是与俄国的谈判，也是最艰苦的谈判。在俄国人看来，美国照会几乎就是冲着俄国来的，因为当时俄国是列强中唯一已经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国家，而且1896年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或《李鸿章-洛巴诺夫条约》)和稍后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规定，中东铁路的建造和经营管理等事项完全由华俄道胜银行管理。

换言之，俄国可以自由地收取中东铁路运营费用，而“门户开放”照会第三条中关于铁路收费的要求恰恰夺走了这一好处。因此，对于美国照会的要求，俄国坚持拒绝。

一位俄国官员还颇为理直气壮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