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会议之后，刘伯承带领军委纵队依据中央向西转移的方针，躲避敌军的视野,大幅度向贵州遵义方向的猪场出发。猪场是贵州军阀也就是“江防司令”林秀生的防御区。当时，林正率领三个团的士兵留守在乌江北岸。1935年1月2日，军委纵队强渡乌江。1月4日，刘伯承在接到军委命令以后，指挥红军第2师在当天夜晚快速占领猪场。第二天，又占领了团溪。1月6日，刘伯承指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趁着雨天奇袭了距离遵义十五公里的深溪水地区，将敌人全数歼灭。当天夜晚，第一营又参照刘伯承的计划，带领俘虏武装成黔军轰炸了遵义城门，进入城内和敌军抗争。在1月7日凌晨2时，胜利攻占遵义。为确保中央和军委安全驻扎遵义，刘伯承还指挥红二师四团攻占了娄山关这一险要地区，保证了遵义周边环境的安全，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刘伯承带领红军以高度的军事智慧成功占领遵义,其意义大大赶超了占领这个城市本身。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相对较大的县城，对整个红军产生了重要影响，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信心。除此之外，智取遵义一战的成功，又一次彰显了红军游击战手段的威力;同时也表征着“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衰亡，并且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的开展奠定了基石。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意义重大的扩大会议。在会议上，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还同聂荣臻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创建了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并且被会议所采纳。
在对长征进行回顾时,刘伯承对于自己指挥红军智取遵义的作战过程仅仅作了简要的总结。但是对于遵义会议及其重要影响，刘伯承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刘伯承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长征才能够胜利结束。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挽救了党和工农红军。遵义会议这--长征过程中的关键转折，彻底扭转了革命的不利局面。“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由此可见，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为广大红军将士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其重新看到了革命必将胜利的希望。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本预设在泸州上游跨过长江，北上川西。但由于国民党沿途派重兵进行防守,所以红军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威逼昆明，不断和敌人周旋。
1935年4月29日，红军一方面向昆明虚张声势，一方面进军金沙江。金沙江位于川滇界界的深山峡谷里，江面宽广，水流急促，地势险峻。假如我们的军队不能北渡，有可能被敌军全数歼灭在深谷当中。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察觉到红军的踪迹，所以利用飞机不断侦查。5月2日，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快速进军金沙江，红3军团从洪门渡江;红1军团经过武定、元谋，从龙街渡江;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带领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分队,在5月4日上午到达皎平渡架桥，准备军委纵队渡江。
但原计划在龙街渡江的红1军团由于江面过宽，难以搭建浮桥，缺少船只，敌军不断干扰，难以渡江。在洪门的红3军团集中力量搭建浮桥，只有一个团顺利渡江，浮桥便被江流冲散，大批军队滞留在金沙江对岸。只有皎平渡这个唯一的渡口是红军的生路所在。因此,军委立即下令红1和红3军团前往皎平渡渡江。
根据刘伯承的评述，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因为红军战术方针发生了变化，而不敢轻举妄动，采取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在没有探明红军虚实的情况下，不敢冒进，选择了固守。而红军则趁此机会全部渡江，等国民党军队赶到金沙江岸边，只发现被损坏的船只，红军早已不在。
巧渡金沙江是刘伯承在军委领导下亲身指挥的又一次重要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刘伯承指出，经此一役，促使我军脱离了数十万敌军的“围剿”,“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这一战将敌军全部滞留在金沙江以南，彻底打破了蒋介石试图在川、黔、滇边境“围剿”红军的战略，是战略转移过程中决定意义重大的胜利。这使我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在战略转移过程中，使红军赢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意义重大。
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省境内。在会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继续北上，横跨大渡河，前往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党中央深知北上路途之艰难，在会理会议上决定组织一支先遣队，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借助其在川军当中的声望，以及自身对地理和民情的熟悉优势，率领部队顺畅的经过了德昌、黄水塘和大凉山区，迅速赶往大渡河。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在安顺场渡口，河幅宽约3000多米，水流速度为每秒4米，河水深度为30米。河底全部是乱石，构成了旋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即使乘船横渡也十分危险，但红军必须横渡过河，最重要的就是搞到船。
1935年5月下旬，刘伯承和聂荣臻同志带领先遣队从小路直接奔赴岔罗，准备强渡天险大渡河。战斗在爆发以前，他将Ⅰ营营长孙继先叫到面前，口头交代了三个任务。一-个是全数歼灭安顺地区的敌军;第二是快速寻找船只，尽可能的增加船只数量;第三是做好所有渡河的准备工作。
孙继先带领全营展开进攻，把安顺场的敌军全数歼灭，并且搜寻了一个能够承载40人的木船。刘伯承命令红1团2连抽出17名干部战士，在连长熊长林的带领下组成突击队，这便是有名的大渡河17勇士。5月25日刘伯承亲自指挥突击队十七位将士渡过大渡河，冲击敌军的防御。攻占河岸阵地。之后，红军分批展开渡河。大渡河的风速较急，浪花较高，不方便搭建浮桥，只有一条木船能够承载渡河，所以效率较低。而此时尾追之敌薛岳部已过德昌，正在向大渡河昼夜赶进，情况十分紧迫。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占领沪定桥才可以确保红军大部队顺利渡江。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命令刘伯承率红1师及干部团从东岸溯江而上，直扑沪定城，策应西岸部队夺取泸定桥。
刘伯承在回忆录中对红军组织突击队过江以及十七勇士飞夺泸定桥之战进行了回顾，肯定了红军的英勇作战为打通北上道路做出的重要贡献。在攻占沪定城后，就把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全部甩掉了，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通过泸定桥，全部安全转移到大渡河以东地区，打通了红军的北上道路。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已进行战略转移。在渡过金沙江，跳出敌人包围圈后,中央红军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但是红军面临的难题相对较多。国民党军队不断向大渡河地区快速进军，希望攻占大渡河北岸，阻止红军横渡大渡河,身后是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并且已经行进到了金沙江地区，一直紧逼。假如红军不能快速攻占大渡河，就难以向北前进，只能从西部进军人员较少的川康交界地区,面临的难度和风险相对更高。这个时候红军只能选择攻克所有难题，跨过大渡河。
1935年5月20日，中央军委总司令朱德在礼州做出了有关过彝族地区、大渡河的指令:要求刘伯承、聂荣臻带领先遣队经过沪沽、登相营、越西，快速向北进军占据大渡河点，便于提早渡河，歼灭敌军。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大肆宣扬，红军是“第二个石达开”，企图在大渡河周边全数歼灭红军。红军为了抢占大渡河争取时间，就必须经彝族聚居的凉山地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始终把党的民族政策和革命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行军过程中严格宣传并践行党的民族政策。1931年6月20日，中共四川省发出了以一切少数民族解放万岁为主张的告西藏民族和川边彝族劳苦群众的宣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了有关我国少数民族的决议案，主张反对所有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情形，倡导各个民族的彻底解放;1935年5月12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以后,立即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宣传，强调中国工农红军尊重彝族的民风民俗，主张所有民族一律平等。
1935年5月21日，刘伯承、聂荣臻带领先遣队在途经额瓦娅口时，被彝族武装偷袭。不得已返回到大桥镇。红军只能缩短行军距离，加强军纪，原地等待指令，严格践行民族政策，不理会各种形式的侵袭,也不作出还击。让懂得彝族语言的向导给少数民族进行传播和解释，“反复说明我们是帮着少数民族求解放的”。表明红军的目标就是为了解决民族压迫，这一次仅仅是途径此地向北进军,不会和当地民众敌对。沽基族首领小叶丹发现红军有严谨的纪律,态度友善，和国民党军队有很大的差别,希望和红军司令刘伯承结拜,也就出现了彝海结盟。红军没有浪费枪支弹药就顺利经过了彝族地区，直接到达安顺场。持续进军大渡河，这为红军摆脱敌军的尾追展开战略转移争得了宝贵时间，同时也表征着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一举歼灭红军的计策彻底失败。
刘伯承在对这一长征途中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范例进行评述时，出于谦虚,并未对其本人与小叶丹结拜的彝海结盟进行详细阐述。只是在总结其经验时，将能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的原因归结为党的民族政策,指出是“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彝海结盟是党民族政策的创新举措，也是民族团结的经典事例。彝海结盟不仅创建了党和红军在彝族民众内心的友好形象，还在团结彝族群众和建立良好军民关系方面同样发挥着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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