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8日，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打电话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然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挂断电话后，阎红彦竟服药自杀了，年仅57岁。
那么，陈伯达究竟在电话里和阎红彦说了什么？为何挂断电话后，阎红彦会选择自杀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下阎红彦与陈伯达之间的“宿怨”。
阎红彦，瓦窑堡人，1909年出生，15岁参加红军，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其戎马一生，战功赫赫。
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而后，该军一举收复多伦等四个县，成为当时一支比较强悍的抗日武装力量。
然而，向来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一方面配合日军“围剿”抗日同盟军，切断交通，断绝粮草；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冯玉祥的部下进行拉拢和分化瓦解。在此情况下，同盟军很快便遭到失败，冯玉祥也被迫下野。
为了保留这支抗日武装，中共河北省委在同盟军中的党的前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在我党影响下的部队一万余人，同前委一同撤往张北县。时任骑兵连连长阎红彦奉命率部抵达张北后，先是被编入第十八师，不久后又调归同盟军北路军总指挥吉鸿昌部，并改编为特务连，仍由阎红彦任连长。
这年8月27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会上，阎红彦主张将部队拉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
事实上，从当时的局势来看，阎红彦的这一主张是可行的，这样既能保存现有武装的有生力量，同时又便于领导和指挥。然而，这一主张却遭到了陈伯达的反对，他当即指责阎红彦是“大西北主义”，并主张我党应该退出同盟军。
在1933年初被派到吉鸿昌部工作之前，陈伯达刚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没多久，对部队的整体情况，甚至连当前的整体斗争形势都不太熟悉。因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向来刚直的阎红彦更是直接起身离开了会场。
第二天，前委领导对阎红彦进行了批评，并要他作出检讨，结果遭到了阎红彦的拒绝。毫无疑问，阎红彦也为他的刚直付出了“代价”，不久就被撤销了职务。自此，阎红彦与陈伯达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但阎红彦毕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在撤职后没多久就被启用，而他也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和期望，在这之后的革命斗争岁月里，阎红彦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从一名基层军官，成长为了统帅数十万大军的高级将领。
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更是深受重用，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副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等职。1955年9月全军“大授衔”期间，时年46岁的阎红彦还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新中国首次授予的五十余名开国上将之一。
阎红彦在四川工作8年多的时间，为四川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8月，知命之年的阎红彦履任新职，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阎红彦将军性格直率，且一心为民，在来到云南工作后不久，他就发现了“公共食堂”的弊端，于是，他顶着巨大压力，坚持为民请命，建议中央解散公共食堂。他的谏言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不久后，云南农村便解散了公共食堂。
后来，关于阶级斗争的文件传达下来后，阎红彦却表现得不以为然，他不仅在省委干部会议上公开表示：“云南不要再搞阶级斗争”，在后面下发全省的文件中更是明确提出：“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不得不承认，阎红彦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确实大胆。
毫无疑问，文件下发后，很快就引起了西南局和中央的不满，当然，这也为他后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不久后，中央就派彭真来云南调查。但彭真理解阎红彦，因此就没有为难他，反而巧妙地保护了云南省委和阎红彦等人。
当然，阎红彦也没有辜负组织上的期望，在他的领导下，云南的经济情况逐渐趋于好转，粮食产量日益提高，全省乡镇市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6年后，陈、林、江等人专门召集一部分高级干部开会，“揭发批判”邓公，并指责他在淮海战役期间“动摇”“想要撤退”。怎料，阎红彦却当即站出来揭穿说：淮海战役中，前委一直和第三纵队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当时，阎红彦正担任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阎红彦的发言，让陈、江等人很是难堪，于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康生便点名阎红彦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自此，阎红彦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
阎红彦从北京回到云南没几天，云南的“造反派”们便在陈、江等人的指示下，冲击了云南省委，占据了省委办公大楼，还抄了阎红彦的家。
为了保护阎红彦，叶帅专门从北京打电话给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让他一定要想法设法保护阎红彦的人身安全。秦基伟不敢怠慢，当即便将阎红彦夫妇秘密送到了昆明的一个军事基地给保护了起来。
然而，造反派们并未因此善罢甘休，他们找不到阎红彦，就四处张贴大字报，试图将他逼出来，但此举未能奏效。
1967年1月8日凌晨，陈伯达一个电话打到了云南省委办公厅，点名要找阎红彦。
阎红彦刚接过电话，就听到陈伯达厉声咆哮道：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为什么不敢见革命群众？斗一两次就怕了？我看斗十次八次也没有问题。不要见不得风雨，你出去和造反派见面！这是中央的决定……
阎红彦戎马数十载，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他丝毫不理会陈伯达所言，当即回怼道：
你能代表中央吗？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的代表。你坐在北京，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只知道乱发号令……
那时的陈伯达已经贵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革命小组组长，可谓位高权重，阎红彦区区一个省委书记就敢这样顶撞他，他着实没有想到。于是，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最后狠狠挂断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阎红彦心乱如麻，他深知自己和陈伯达这一吵，他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尽管自己在的地方很隐蔽，很安全，但他们迟早都会找到这里，将他和妻子带去批斗……他不愿忍受屈辱，更不愿自己的家人因此受到牵连，当然，最让他忧虑的还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决定了，他要以死抗争。
于是，在写下“逼死我者，江青、陈伯达”的遗言后，阎红彦便吞下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时年57岁。
然而，阎红彦去世后，江、陈一伙却下令不准为他开追悼会。但即便如此，昆明的党、政、军干部和群众，还是自发组织起来，为老书记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追悼仪式。
直到1978年1月后，阎红彦将军的骨灰才被移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这年2月，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将军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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