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技术统治文化、技术垄断文化,技术在不同阶段对人类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技术工具与技术统治
首先,在工具使用阶段,技术被视为一种手段,用于帮人完成特定的任务,这很符合我们对技术的一般性直觉,我们身边都有很多技术工具。这个阶段的技术仍然受到人类的控制,技术主要用来帮助人实现特定目的。
欧洲中世纪神学家的技术观可以解释什么是技术工具化阶段。在欧洲中世纪,技术被用于服务宗教目的,修建教堂的建筑技术本身是服务超越性对象的。那时候,建筑技术是为了支持信仰体系,而不是挑战或改变信仰体系。比如科隆大教堂,人们一定会惊叹哥特建筑的高超。那种单体建筑带来的旱地拔葱的感觉,繁复的雕刻带来的精致感,以及哥特主题的悚惧感糅合在一起,特别震慑人心。哥特式教堂的建造需要精密的数学和几何知识,其最终目的是创造一个神圣的空间,让信徒感受到宗教的庄严和神圣。
在世俗生活中,技术同样作为一种工具,被用于改善日常生活。例如,在公元6—12世纪广泛使用的水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包括锯木厂的生产效率。但这些技术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农民依然以传统的方式生活和工作,技术只是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日常任务。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逐渐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先进,这时候它就不是简单的工具了,它开始影响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这一阶段被称为技术统治文化阶段。蒸汽机和电力的引入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还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生活。蒸汽机的发明使得动力不再依附自然资源,不用再依赖水流和风力,这就使得大规模工业生产成为可能,工厂逐渐取代了家庭作坊,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化进程加速。工厂制度带来了高度的劳动分工和机械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使得工人被简化为机器的附属品,工作变得单调、重复。
电力的引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变革。电力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还改变了日常生活。电灯的发明延长了人们的活动时间,改变了人们的作息习惯。电器的普及提高了生活便利性,但也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技术。这一阶段的技术进步虽然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但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变。
技术垄断文化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技术开始全面支配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变成了唯一的生活模式,成为不可置疑的权威。在这一阶段,技术不仅改变了生产和生活的方式,还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技术被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任何非技术的解决方案都将被边缘化。到此,我们的文明进入到技术垄断文化的阶段。但是这有风险。
一是在技术垄断时代“滥用统计”的现象。现代社会对统计数据过度依赖。人们渴望对一切现象都做数据化处理,越数据越技术,越技术就越精确,越精确越接近真理。对数据的强迫性期待不仅在科学研究中存在,而且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教育和文化领域。统计学使得我们能够量化和分析大量的数据,从而揭示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模式和趋势。然而,统计学的力量也带来了滥用的风险。统计数字往往被赋予过高的权威地位,人们盲目相信统计数据,而忽视了数据统计的偏见和必要性。
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例子足矣说明统计活动的琐碎化,所谓琐碎化,指的就是无关紧要化。弗朗西斯·高尔顿是19世纪英国的著名科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在多个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包括统计学、心理测量学和遗传学。可是他的某些研究,做得实在有些莫名其妙。比如,高尔顿相信通过统计数字可以揭示出人类智能和美貌的分布。他因此制作了一个英国的“美人分布图”,并试图用统计数据证明不同地区女性的美貌程度。他用统计数字宣称,在英国,伦敦的女人最美,而阿伯丁的女人最丑。这个统计真是令人捏把汗,严重伤害了苏格兰人民的自尊。
统计学被用在这么无聊、琐屑的目的上,是令人汗颜的。这就是统计学被滥用的一个例子。统计数字原本只是人们认识真相的手段,可是盲信者却越来越倾向于将统计数字视为绝对的、客观的真理,而忽视了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的主观性和偏见。
除了统计学,电视技术也值得怀疑。电视作为一种技术媒介,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还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在西方,电视将一切内容娱乐化,使得新闻、教育和文化节目都不得不迎合观众的娱乐需求,导致内容的肤浅化和庸俗化。比如,在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候选人越来越依赖电视广告和辩论来展示自己,选民的关注点从政策和能力转向了候选人的形象和表演。
我们延伸一点讲。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美国大选,拜登和特朗普的总统辩论尤其具有观赏性,现在拜登弃选了,就没那么好看了。这两位候选人原先在辩论中互相指责,特朗普说要在高尔夫球场一决雌雄,拜登说我让你三杆你都赢不了。这两位政客在一个本该十分严肃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确实满足了不少人看热闹的心理。
可是我们也不禁要问:总统辩论搞成这样,价值究竟何在呢?这样的辩论并没有真正把注意力导向公共议题,而完全变成了一场秀。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也讨论了电视对人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虽然电视让更多人知道了总统辩论,并产生了一种参与公共生活的幻觉,但实际上,电视却客观上降低了政治参与度,因为人们不再关注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了。
除了统计和电视,对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也抱有一丝疑虑,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使医生越来越依赖技术设备,倾向于给更多的人做手术,而忽视了与患者的直接交流和关怀。医生不再倾听患者的诉说,诊断高度依赖机器设备提供的结果,这导致了医疗过程中的人性化关怀的丧失。
现代科技的发展的确带来了更加高精尖的医疗设备,这一点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完全没有怪罪医疗工作者的意思,他们的工作已经很繁忙了,也在尽心竭力地救治患者。只是技术的发展客观上导致了医疗过程中人文关怀的减弱。医生和病人之间隔着各种设备,想进行深入的沟通也难有机会。医生更加关注疾病,而忽略了患者,即便病人渴望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情感上的支持,这种需求也只能让位于效率了。
最惨的是计算机崇拜,所谓的计算机崇拜,就是言必称计算机,什么都要从计算机角度看,计算机要侵入一切生活领域,它是理性、正确、高效的象征。美国在1990年代计算机普及率就挺高的了。计算机将带来一种新的世界观,一开始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然后是人几乎就是机器;最后走向人就是机器。
计算机崇拜和西方的官僚主义是非常有默契的,因为技术可以带来一种高效性,同时,技术可以带来一种掌控感。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计算机是精确的,人有七情六欲,是有偏好有偏见的。不管人怎么做决策,人们都觉得他有私心,对吧?计算机呢,它就没有人格,所以它就是不偏不倚的,只按数据说话。这个时候,用计算机武装起来的西方官僚主义就更加不容置疑了。在行政工作过程中,一旦有人说“电脑显示”什么什么,这种说法就比较容易被推广。这完全是一个技术垄断的话语方式。要知道:“在手握铅笔者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写下的清单;在拍照人的眼里,一切都像是图像;对使用计算机的人来说,一切都像是数据。”
计算机崇拜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人们隐私更容易被强大的机构盗取。他们在泛滥成灾的垃圾邮件里苦苦挣扎。他们容易成为广告商猎取的对象。学校教他们的孩子操作计算机化的系统,而不是向孩子们传授更加珍贵的知识。
人不可能被简化为机器。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人的独特性在于人能够过上有意义的生活。而这种意义是无法还原成计算机符号的。这种意义包括人的情感、经验和感知等各方面,这些是无法变成计算机符号、通过算法来表达的。但这种不能被复制的意义,在一个深度技术化的时代,正在被边缘化,都被当作是一种弱点,需要被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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