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悲壮的代名词。
1936年，以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两万余人，西渡黄河，后改名为西路军。
这支队伍虽然有21800余人，但是四成以上都是手无寸铁的伤病员、勤杂人员、医护人员。
西路军在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顶着粮草、弹药匮乏的巨大压力，面对数倍于己的马家骑兵，毫无惧色，几乎全军覆没。
其中，有人壮烈牺牲，也有近万人惨遭俘虏。
那么，西路军中最终有多少人生还？中央又从“马家军”手中救出了多少人？
两万红军对阵十万“马家军”
1936年10月，中央下令，从红四方面军中，抽调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在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因形势有变，这支部队改编为“西路军”，并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
他们的新任务是：进军河西，夺得甘、凉、肃根据地。
高涨的士气并不能改变西路军面临的困境，他们渡河时只带了几天的口粮，身上的衣服也非常单薄。
而且，三个人才能分到一支老旧的步枪，子弹更是少的可怜。
河西走廊之上寒风凛冽，西路军这支孤军，承受着重重压力，一往无前的向西开进。
蒋介石指示青海军阀马步芳，不惜一切代价，阻挠红军西路军前进。
马步芳迅速征召青海、甘肃的兵力，进军河西走廊，共调集30490人,13000匹马。
装备齐全，弹药充足，手枪、步枪、轻机枪、手榴弹、弯刀，样样俱全，还配了两个炮兵团。
除了马步芳的直属兵力外，他又从青海调来了52个民团、2个独立营、12个支队, 共计79000余人，马47000匹。
单从人数和装备上看，西路军与“马家军”就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
而且，河西走廊及其周边，都是马步芳的势力范围。
当地的百姓大都屈从于他，他根本不用为了筹集粮草而发愁。
马步芳的手下大都在山林草原中长大，骑射是他们的基本功。为了训练他们，马步芳还专门请了很多骑兵教练。
骑兵训练有素，马当然也要跟上。平日里，马步芳就规定，每匹战马，每天要喂五斤粮食。
到了河西走廊，对阵西路军时，更是能吃多少就喂多少。
相比之下，我们红军连人的口粮都很困难。
有了这些骑兵和战马，“马家军”就能掌握主动权。
作战时，马步芳往往要求手下，用快速行动追击西路军, 一小时能走五六十里。
可西路军只能靠步行, 强行军一小时才能走 10里路。
徐向前元帅回忆道:“敌人骑兵多, 运动快。要消灭敌人一个骑兵,我们往往要付出两三个人的伤亡代价。敌人败阵后一溜烟就跑掉, 我们干瞪眼。”
秦基伟将军，对于当年的一幕也是记忆犹新：“我们被反动的马家军追击着、截击着、包围着。我们辛辛苦苦走了一夜, 本想找个村庄休息一下，可是敌人的骑兵用不了两个钟头, 就走完了我们一夜的路程。我们不但不能休息，还要赶快修筑工事, 阻击敌人。”
弹尽粮绝，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西路军：我们要战至最后一滴血！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走了一夜的路程，敌人骑兵几个小时就追上了，搞得我们不能休息，也不能做群众工作，有时甚至连做饭都来不及。敌人是吃好睡好，骑着马追我们、打我们,而我们则是日夜兼程，饥寒交迫。”
可见，西路军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状态。
西路军的官兵个个都是不怕牺牲的英雄，但人是铁、饭是钢，吃不饱饭、休息不好，如何能战胜骑马冲杀的“马家军”。
饥寒交迫下的连日行军，每一位西路军将士的腿，都如同灌上了铅, 就像有人在后面用一条无形的绳索拉着一样, 迈不动腿, 伸不出步子。
以往，红军以往解决吃饭问题, 主要是以战养战。
攻占了县城, 就吃官仓；攻占了乡村, 就吃地主、土豪的存粮。
但是河西走廊不同于内地，这里人口稀少，物资贫瘠，一眼望去尽是荒山戈壁。
当然，西路军也曾打下过几个县城，比如古浪。
可是我军刚刚开仓放粮，“马家军”就追了上来。
马步芳的亲信马元海，调集4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以及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气势汹汹的往古浪冲来。
当时驻守县城的是我红9军，总兵力只有6500余人。
人数、装备，都无法与马家军相比。
尽管如此，我军还是与敌军激烈交火，展开巷战、白刃战，坚持了整整三天两夜。
此一役，我军歼敌2000余人，可自己也付出了牺牲2400人的沉重代价，一个军级参谋长、两个师长、两个师政委，壮烈牺牲。
打的最惨的，还是倪家营子战役。
当时，包括西路军总部在内的所有主力，都驻扎在倪家营子及其周围的村子内。
马步芳听说后，在1937年1月28日，集结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及甘青两省大批民团, 共7万余人，往倪家营子进发。
他们对西路军实行四面包围, 割断与外界的联系, 并在大炮掩护下不断发起攻击。
接着，“马家军”骑兵，使出了惯用的集团冲锋。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回忆：“第一波冲锋被我们打退后, 敌人的第二波冲锋又马上接上来, 再次强攻。有时,敌人的冲锋多达三四波, 打得非常凶恶。”
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也未曾忘记战况的惨烈：“一开始敌人就集中兵力、火力向我们进攻，那真是人叫马嘶, 弹雨如潮。冲锋的敌人像潮水一样, 一波刚被击退, 另一波又冲上来。”
西路军的情况不容乐观，敌人的大炮轰塌墙壁，西路军官兵的身躯，就是营池壁垒。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
部队里虽然有些老旧的步枪、机枪，但是弹药全无，这些枪支与废铁无异。
大家只能抄起大刀、红缨枪、木棍，等敌人冲上来，与其展开殊死搏斗。
我军阵营里，早已没有了男女同志之分，轻、重伤员也没有任何区别，大家各自为战，能杀几个就杀几个。
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手中的冷兵器毁坏后，西路军官兵赤膊上阵，跟敌人扭成一团，咬他们的耳朵，锁敌人的喉咙，拔他们的胡子。
即使弹尽粮绝，但西路军还是向中央保证：“我们坚信胜利前途，并号召全军斗争到底，现虽日食一餐，眼前无水，而绝不会灰心，准备战到最后一滴血！”
河西战后，西路军都去了哪里？
西路军在无根据地、无物资补充的环境中，孤军作战四个多月。
倪家营子一战，西路军只剩下不足万人。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余部完成突围后，最终决定，由徐向前返回延安汇报情况。
其余人马，先分成三个支队，进入祁连山打游击。
自此，西路军余下的3000余人开始了艰苦转战。
其中，有400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于当年4月抵达新、甘交界的星星峡，这批人马最终分批返回延安。
至于其他人，有的与支队走散，有的化整为零，千里行乞返回延安。
整个西路军，在历经70余次大小战斗、歼敌2.5万余人的情况下，最终阵亡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
那么，这些被俘的西路军官兵，最后怎样了？中央又营救出了多少？
对于西路军高层，马步芳威逼利诱，但没有屈从妥协之人。
比如我第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28岁的他毫无畏惧，当面怒斥“马家军”抓壮丁、不去抗日等卑劣行径。
孙玉清大喊道：“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
恼羞成怒的敌人，最终将其残忍杀害。
再比如27岁的妇女团政委吴富莲，面对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她不屑地说：“你们的眼睛不准，把我看歪了！”
后来，敌人对她用尽了严刑拷打，可吴富莲坚决没有投降。
吴富莲不愿再承受非人的折磨，最终吞针自尽。
大部分被俘的西路军官兵，被马步芳当成了苦役。马步芳将他们囚禁在青海、甘肃各厂矿、煤窑、医院、剧团等地。
马家军把这些英雄当成了“机器”，不停地挖矿、修桥、盖屋。
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多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不过，中央始终没有忘记这些西路军英豪。
当时，蒋介石已经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
一有机会，中央就会要求国民党释放西路军官兵。
1937年5月，周总理留下了在西安等候上火车去武汉做苦力的1200名西路军英雄；6月，又救出了兰州拱星墩集中营的1300余名西路军。
7月，马步青派人送回了24名西路军；10月，又留下了国民党准备充当壮丁的300位西路军；1938年又相继救回了2000余人。
当然，也有很多从“马家军”集中营里逃脱的西路军将士们，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求助。
全部加起来，共有5000余被俘的西路军官兵重返革命队伍。
忠骨英魂，万古千秋，西征虽然失败，但西路军却在广大西北地区播下革命的种子，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西路军无愧为听党指挥、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英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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